三、游酢是闽学鼻祖
清朝人左宰为《宋.游酢文集》写序说：“孔子、孟子的道统，因为有了“二程”而得到光大，因而朱熹把“二程”看成闻道、知道的继承人；“二程”的洛学，因为有了游酢、杨时而得到推广，因此先辈学者都把游酢、杨时看做亲受教益的正统。”
游酢、杨时同时把“二程”洛学传到福建，他们同是洛学的正统传人，但杨时享有盛名，而游酢却罕为人知。人们一般把杨时称为“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福建理学的创始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一是游酢比杨时早死12年（游酢死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即1123年；杨时死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即1135年）；二是游酢所处的北宋末年，金人南侵，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不仅游酢本人的学说得不到重视，其弟子更无人过问，默默无闻，因此未能流传下来；三是游酢二传弟子、胡安国季子胡宏对游酢的诬害，使游酢及其思想的影响在尘封的历史中被遮掩以至几乎被彻底沉埋。胡宏诬害游酢研究佛学、援禅入儒、以禅证儒是“以其不仁不敬”而“尽背其师说”而成为“程门罪人”。在胡宏的诬害下，游酢及其理学思想的声望和影响自然就萧条冷落，甚至几乎被彻底沉埋。于是，游酢有的弟子，如胡安国、江锜、吕本中等就改师杨时，甚至师从多门。他们所传之学自然就不是游酢之学，而是其他学派的理学。胡安国除改师杨时外，还师从谢良佐，而最先师从孙复，因此胡安国的理学思想杂有孙复、杨时、谢良佐的理学思想。他的儿子胡宏本是游酢二传弟子，因为诬害游酢，自然也跟着其父投入杨时之门。胡安国、胡宏、江锜后来都活动在湖南一带，而开创湖湘学派。吕本中，除师事游酢外，也师事杨时、尹和靖，所传之学自然也不是游酢之学。至于游酢的纯正弟子黄中、陈侁、曾开等在胡宏的诬害下，自然影响乏力，未能流传下来。而杨时所处的是南宋初期，为了重振国家，复兴儒学，从朝廷到士人（即从上到下），都普遍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又仕于朝，被皇帝选为侍讲，提出激进的抗金主张，又奔走各地游说，在东南传播程氏洛学，尽力为“二程”争夺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因而在当时杨时的声望极高。杨时弟子千余人，势力强大，再传弟子李侗、朱松、刘勉之、刘子翚、朱熹、张栻等，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上地位也都很高，使杨时的思想传播较广，影响也较大。“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是杨时，其实这是不公道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洛学与闽学的联系上，游酢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的称号，应该属于游酢。朱熹都讲“道南首豸山”，肯定游酢是“道南首”，是“闽学鼻祖”。
游酢、杨时都是“二程”洛学的正宗正统传人。他们都把“二程”的“天理”的宇宙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等摘取过来，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再把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一代一代传下去。游酢这一系传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游酢的一传弟子黄中却把游酢的理学精髓传给了朱熹。朱熹在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到邵武拜游酢门人与外甥黄中为师，黄中就把舅父游酢传来的洛学的真传传给朱熹。游酢的二传弟子胡宪在五夫里教朱熹学“河南程氏之说”、儒家重要经典、诗文杂学。黄中、胡宪的传授，都使朱熹获得了源自于“二程”洛学的游酢理学思想，为朱熹的博学和理学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朱熹也重视收集流传下来的游酢理学言论、游酢著作、游酢文集。如朱熹友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石子重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凡十家对《中庸》意旨阐发的大著作集录为《中庸集解》，朱熹不仅帮助石子重集录成功，而且为他的《中庸集解》作序，后来朱熹又对石子重的《中庸集解》进行删繁就简，而著成《中庸辑略》，使游酢的《中庸义》、《中庸解义》中的理学思想得到传扬。朱熹还编著有《游氏妙旨》，直接从游酢理学言论、游酢著作里吸收游酢理学思想和许多精华来构建、完善、充实他的闽学（即朱子学）体系。又如游酢为了发展新儒学（即理学）的理论，而敢以担当罪人的冒险精神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思维路向，深入佛学领域，探寻儒佛分际，以禅证儒，以禅援儒。他在深入佛学领域，认真探索研究后，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易》书不可与佛书并，这是因为佛书“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并且在《答吕居仁辟佛说》里陈述了儒佛的虚实之异后，旗帜鲜明地“敢以管见陈白”，表明了他是一个坚定的儒者，同时也说明了他入佛以及由佛之迹而溯及佛之道，是为了援禅入儒而实现儒学理论的创新性、创造性发展。游酢的这个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启发了朱熹。朱熹实得游酢思想精髓，在游酢所开掘的路向上成功地圆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再如天理论，游酢从“二程”洛学思想出发，把“理”看作天、地、人“三才”的本体，认为理在天为道，在人为仁，都是生育发展的意思。朱熹就继承了游酢的这一思想，而指出“天理”的本性就是生生不息的，“仁”是“生之性”或“生之理”。在修养论上，游酢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方法是变化气质，实现仁性的复归，提出“治气养心行己接物”的修养论主张，并强调戒慎诚身。朱熹也赞赏游酢的这一思想。在体验“未发之中”上，游酢主张“以敬为先”。他在《静可书室记》里说：“请以主敬穷理为吾之勉。”游酢的这一思想是源自程颐的主敬说。游酢说：“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静者，以静贯动静，该体用。”因此，“以敬为先”（主敬），是程颐、游酢一脉相传之指诀。朱熹继承了这一指诀。朱熹在为《四书》作注时就吸收了游酢上述的思想和其他的许多精妙的见解。这都表明朱熹在构建、完善、充实自己学说思想体系时是直接地吸收了游酢许多理学思想理论。
杨时思想虽然传播较广、影响较大，而且他的许多见解也被朱熹继承和引用，但是他的思想学说严格地说只传授到李侗为止，朱熹实际上未承其学。朱熹和杨时、罗从彦、李侗只是有师承关系，并无真正的传道关系。杨时、罗从彦、李侗所传承的道，主要是偏重于心的程颢的理学思想。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相传的是所谓“未发之中”。杨时这是从程颢处学来的。“未发之中”，就是体会人在喜怒哀乐之前的纯理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杨时认为，能体会到这点，就是遵循了天理。体会“未发之中”的方法是静坐。程颢教导杨时等“无可行时，且去静坐”。游酢在《静可书室记》里说：“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清明其心，默存气象”（主静）是程颢、杨时至李侗一脉相传之指诀。杨时就是运用程颢传授的“静坐”（即“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际的天理。罗从彦从学杨时20年，其真得力处，也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即用静坐的工夫加以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气象。李侗也是如此。《豫章学案》说李侗跟随罗从彦学理学，“其始学也，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李侗教朱熹也是这样。朱熹在《答何叔京》文里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通过静坐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苦参“中和”，但始终未能达到那个境界。朱熹后来回忆说：“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能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之中”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朱熹不仅不予重视，而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仲素（罗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胡安国），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指教人静坐）恐终坐病，此说终是小偏”、“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多时无提摸处，若一向如此（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说明，朱熹对程颢、杨时至李侗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即主静）这一相传指诀没有给予吸收与传承。朱熹最后是另辟路径由游酢、谢良佐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经说：“道理不可专要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对此，台湾学者刘述先生在《文化与哲学的探索》一文中评论说：“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李侗）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因此，从朱熹思想学说的上乘脉络来说，在师承上，朱熹当然是李侗的学生，是杨时的三传弟子，但如果专就理学的脉络来说，朱熹实际上是不传杨时、罗从彦、李侗的学说，而是传扬并光大程颐、游酢的学说。杨时道南一脉，实际上只到李侗为止。朱熹思想不是附杨时一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朱熹是由游酢直承程颐的理学思想的。游酢、杨时都是从“二程”到朱熹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就闽学渊源于洛学来说，闽学属于程颐、游酢、朱熹一系。
史载：“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于濂、洛、关并称者，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
游酢载道南归，创立建州（即武夷山）理学之始。福建理学的道统即闽学，能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实是从游酢开始的。
因此，“道南首”、“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是游酢，而不是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