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周作人翻译出版了《侠女奴》一书，译文序中“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一语，可视为周氏最早的译论。然而要说到比较成熟的翻译理念，则应后推到1907年出版的《红星佚史》一书，在该书译文序中，周氏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思想，这一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到了晚年，当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时，这种思想更是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1918年，他又在《古诗今译〉题记》一文中提出了自己毕生恪守的翻译方法，也即他后来在答张寿朋来信中所说的“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逐字译”或“逐句译”的直译观。
继《〈古诗今译〉题记》一文后，周作人在20年代前期还曾发表过20余篇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然而从1926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因醉心于“美文”创作并堕入了政治漩涡，周氏尽管始终译笔未辍，除了1944年写过一篇《谈翻译》的文章，此外很少谈及过翻译问题。
在周作人的整个翻译理论体系中，《谈翻译》一文明显具有过渡性意义，它既是对前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与以后的翻译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少问题都将在他后期的译论中再次提到，因此我们仍将其归入前期译论而不拟作过多的分析。
本文中所谓的前、后两期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限的。我们知道，1949年末，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京。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又开始了正常的著译生涯，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性小品，还在1950年至1952年间发表了十几篇颇有分量的论及翻译的文章。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周氏的特殊身份，这些以笔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对当时的译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已经忘记，那时竟然还有这样一位从事译业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曾就翻译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
一、旧话新说
1951年6月，周作人在《翻译通报》第6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翻译四题》一文，这里他对自己早期的翻译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说与补充。文中谈了4个方面的内容：
1.直接译和间接译。他首先认为前者最为理想，但同时又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原作是作者精心制作的，其中不乏独特的语言形式，而如果参照一些其他语种的译本，即使缺少了原作的韵味和力量，对于理解原文却是十分有益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质量低劣的译本会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因此理想的途径是取长补短，将直接译和间接译结合起来，至于单独使用哪一种方法更好，目前仍无法定夺。这似乎的确是一个他所谓的“悬案”，因为他自己早期的不少译作就是间接翻译过来的，而且直到1952年，他还从英译本转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等。事实表明，他是不太赞成间接译的，而且他的直接译作要远远超过间接译作，每当间接译时，只是不得已罢了，这正如他早在《古希腊拟曲》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近来不大喜欢重译（即“间接译”，笔者），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认为，关于两种方法孰为优劣的问题，他凭借自己的经验完全能够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不然他也不会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学习日语和古希腊语了。然而这也许真的是一个不易定夺的问题，比如鲁迅先生也曾经指出：“对于翻译，现在似乎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而且鲁迅先生也认为，直接译原则上要胜于间接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的质量。
2.直译、意译与“信、达、雅”。正如周作人所言，直译、意译的确是一个“辩论已久”却仍未解决的问题。说到“辩论”，我们不免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那场激烈的翻译论战，在那场论战中，周作人自然也受到了“牵连”，他翻译的《法国的俳谐诗》就被人说成是“纯粹的直译，死译”，因此周氏对直译、意译问题的感受可谓是切肤的。在本文中，周作人没有再坚持曾经强调过的逐字的直译，而是对直译和意译重新进行了诠释：假如翻译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地移译出来，那么直译本来就是意译。直译即是意译，这是当时不少翻译家的共识，比如朱光潜（1988：300）就认为二者本不该有所区别，忠实的翻译必定是既要表达原义，又要保存原文结构，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换言之，理想的翻译就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关于严复的“三字”标准，他认为“信、达、雅”之所以有毛病，是译者常走极端的缘故；他对自己过去的观点纠偏说，逐字译只能是信而不达，或只能得到一个雅字的恭维；译文信而不达则又毫无价值。他最后比喻说，信与达就像盾的两面，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至于雅则是冲着古文来的，现在已不能成为译文的一种要素。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这里本意是要纠正自己原来的一些观点，但似乎仍未能彻底捋顺信与达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对“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比如他所谓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则信而不达”，其实还是“逐字译”一说的翻版，而这里他对信的理解显然仍是有些模糊的。
3.古文与白话。关于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那篇《谈翻译》的文章。在论及“翻译的文字”时，周氏把翻译分作两类，一类是为书而翻译，信与达最为重要，自然须要用白话文，不过似乎总缺少个雅字，但他同时又说，白话文也自有其雅，只是与世俗所谓的雅不大相同；另一类是为自己而翻译，则雅字最为重要，而要雅得恰到好处，只有用“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之类的周秦诸子腔才能达到目的，他同时还指出，这样的雅其实并不难，而且“还雅的可以不至于不怎么信”。周氏对于这一话题的论述是颇耐人寻味的，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在当时的新时代，用古文译书的人已不多见，但他还是将上述一节拉了进来，用来印证古文译书未尝不是一种取道。如此取道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就周作人那一代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剪不断的情愫。
4.韵文与散文。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同样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虽然并不反对别人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的旧体诗，但自己翻译时却总是采用分行或连写的散文，这是因为他相信韵文总有它的一种形式，而白话中尚无出现这种形式。我们认为，周作人这里将韵文一词狭义化了，他所谓的韵文只是有脚韵的古体诗，而广义上的韵文也完全应该包括压韵的新诗在内，这正如我们把英语中的verse统称为诗歌或韵文一样。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30年间，白话汉语已经脱离了草创时期，它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新诗押韵上的要求，近的不说，我们随便从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1921）中抽取两个诗行：“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什神像！”即使是不分行，这样的诗句总不能硬说成散文的。当然，周作人以佛经翻译为例，说明新的时代应当自己去寻找表达新思想的新的途径，这种观点却不乏其合理成分，只是他是一个太过典型的学者，以学者的眼光去观照诗人的世界，难免会流露出保守的态势来。
二、“名从主人”的音译
音译问题由来已久，唐代玄奘大师就曾有过“五不翻”一说，所谓“不翻”，并非删去，而是取音舍义，也即音译。五四前后，也有不少译家论及这一问题，比如林语堂、朱自清等人都曾就此发表过看法。对周作人来说，这当然更是一个免不了的话题，因为他一开始就接触到了这方面的难题，例如在他早期的译文《红星佚史》中，就有大量令他苦不堪言的希腊人名和地名。再往后，他开始更多地翻译希腊神话及文学作品，并在希腊人名、地名的翻译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于是到了1925年，他发表了《希腊人名的译音》一文，对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标准汉译外国地名人名表》一书作了褒贬参半的评价，并指出所有的外国人名都要“‘名从主人’地读”，而不能把英语读音作为厘定一切音译的标准。
这是周作人首次提到“名从主人”一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名从主人”并非周氏的创新，它源自《春秋谷梁传》中的话：“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里的“主人”指的是当时各诸侯小国及异域各国，孔子的意思是史书中记载名物应以该名物特有的名称为准，而现在周作人将其借用于人名、地名的翻译，也算是为“名从主人”一说注入了新的生命。
1951年2月，周作人又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名从主人的音译》一文，文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本文的基本内容是：凡人名地名，都应该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语对译出来。他认为，音译应名从主人，这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首要的问题是先得弄清国籍，其次还要查出原名的读音，这第一点并不难办到，难的是第二点，既不易做到，又最为重要，假如这一点无法澄清，也就谈不上“名从主人”原则的实施了。关于原名的读音问题，他认为最大的负面影响来自英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效仿日本以英语为第一外语，这在当时虽有必要，却留下了不小的后患，其主要表现就是在翻译中用英语来规定其他所有国家人名、地名的读音，并以此为音译的金科玉律，这种现状必须加以改变。此外，他还对当时坊间流行的若干译名作了更正，如“琉细安”（Lucian）应改作“路吉亚诺斯”等等。如上所述，周作人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他对翻译如此认真的态度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就今天而言，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得以实施，比如Lucian的现行译名为“琉善”等等。这说明，同翻译上的其他所有问题一样，过于完美的音译标准也只能作为理想的追求，它的实施无疑要受到“约定俗成”等现象的制约。
其实周作人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名从主人”的标准也有其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有些地名原是有意义的，应按照各国的做法采用意译，如“太平洋”、“死海”等；2.通用已久的音译虽与原文不符，只好沿用，如“雅典”、“伊索”等；3.西洋人的教名只好沿用现成的《圣经》译本中的译名，如“约翰”、“大卫”等。这样，尽管仍不乏某些不足之处，周作人基本上还是不失妥帖地解决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之间的关系。
此外，周作人还提到了音译中的另一重要问题，即杜绝使用容易产生联想意义的音译形式，比如徐志摩把Florence译成“翡冷翠”，胡适之将Ithaca译为“绮色嘉”等都是不足效仿的。在这里，他又一次强调了“约定俗成”的力量，比如“葡萄牙”虽然译得最为糟糕，但它已被人们欣然接受，纵使严复将其改为“波陀牙”也为时已晚。因此他强调指出，旧译是难以改过了，但新译却是可以注意避免的。
长期以来，译名的不统一总在困扰着周作人，比如早年他就曾把古希腊女诗人Sappho译成了“萨复”、“萨福”和“萨普福”3种不同的形式，到了1951年，他又把这些形式改译成“萨波”，由此可见他的困惑与苦衷。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所有的翻译家中，周作人对译名问题的关注是最多的，他对译名的探讨也堪称最为全面和鞭辟入里。
三、童话的翻译
周作人早年曾接触英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学说，并由此引发了对于童话学的兴趣。自1912年起，他撰写了30余篇童话研究方面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了格林等人的若干篇童话。关于童话的翻译方法，他早年也曾有所提及，比如他在与赵景深的几次“关于童话”的通讯中就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本来是赞成直译的，因为觉得以前林畏庐先生派的意译实在太“随意言之，随意书之”了。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中国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童话的翻译或者比直译还可以自由一点，因为儿童虽然一面很好新奇，一面却也有点守旧的。
1952年，周作人又撰写了一篇题为《童话的翻译问题》的文章（未刊稿），这是他看了《翻译通报》第3期上对丰华瞻所译《格林童话集》的批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后的观感。《翻译通报》文章的作者批评丰译《格林童话集》中有不少毒素，因而不适合儿童阅读，《人民日报》则指出，如果加以适当的指导，本书中许多好的因素对儿童都是有益的。周作人认为两者各有道理，因为从日语借来的“童话”一词本身就容易让人误解。在国外，童话并非完全为教育儿童而作，英文所谓的fairy tale其实应该称作folk tale，原因是里面的故事并非都与神仙有关，其中也有关于历史的记载，因此不乏一些所谓的“毒素”，而这些“毒素”实在是初民生活的记录，具有民俗学上的意义，如果要作为儿童读物，当然需要一定的指导。
他还指出，童话正当的说法是民间故事，一面是民俗学上的资料，一面是民间文艺，它兼有学术与文艺两重性质，因此在翻译上也要兼顾到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童话的翻译要做到学术上的信与文艺上的达。照此说来，格林童话的翻译必须依照德文原本，正如安徒生童话在中国遭到窜改的命运一样，其他译本的格林童话也难免遇到同样的问题。以英文译本为例，英国译者常常忽略童话民俗上的意义而以儿童为对象，往往对原文中所谓不适当的地方进行删节，因此是最不可相信的。然而，尽管丰译依照的是已进行过大量删节的英文译本，却还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强烈批评。丰氏在译者序言中指出，译成中文时力求忠实，既照顾到译文的流利，又竭力保持原文的意义与风格。对此周作人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要十分注意故事的朴素性，“不可上英国人的伪善的当”。与此相适应，周氏提出了“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的童话翻译观，也即以适当的汉语写出别国的故事来，原来的修道士不可变成和尚，庸俗的国王也不必尊为皇帝陛下，总之，原文所反映的文化习俗是不能改变的。之所以如此，原因还是在于童话民俗学上的重要特征，也正因为这样，《翻译通报》那篇文章的作者所批评的与宗教迷信（如上帝、恶魔）或社会问题（如犹太人的不敬）有关的“毒素”也只好正确而真实地译出来了。
通过这些详细的阐释，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比直译还可以自由一点”的真正含义了：童话的翻译要采用以达意为前提的直译，如此取道目的有二：一、达意的译文形式能够在语言上满足儿童求新求异的心理，这是童话在文艺上的要求；二、直译的译文能够保留童话历史真实性，这是童话在民俗学上的要求。
迄今为止，有关童话翻译的论述尚不多见，而我们在翻译童话时所注重的无非是它的可读性，从不或很少顾及到它与民俗学有关的问题，就此而言，周作人的童话翻译观不仅给人一种新鲜感，同时对童话翻译实践也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宏伟的翻译计划
周作人一生中曾有过不少次翻译方面的计划，比如他当年学习古希腊语就是想重新用古文来翻译《圣经》的“新约”部分，后来因思想发生变化，认为现行的官话译本已经很好了，于是便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新约”虽未译成，他却熟练掌握了古希腊语，直到晚年，当他译出一部又一部的古希腊文学名著时，总算了却了当年的一部分心愿。
对于西方古典主义的东西，周作人总是情有独钟的，然而在治学问题上他又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人，尤其在五四时期，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就不主张对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大译而特译，尽管他自己偶尔为之。
新中国建立后，新的形势又唤起了他对古典主义作品的兴趣，他认为有计划地整理和翻译世界古典名著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到了1951年5月，他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翻译计划的一项目》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六朝至唐朝以及清末的两次有计划的翻译高潮早已过去，现在第三次翻译高潮应该到来了，因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在政府的组织下，加上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有组织、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极有可能的。他还指出，这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大规模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吸收全世界的文化知识，对于中国实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接下来，他就古典作品的翻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谈到了埃及的宗教书籍、希伯莱的《旧约》、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印度的史诗及各种故事集等等，文章最后，他重点谈了自己最关心的话题，即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关于罗马文化，周作人似乎总抱有一种鄙视的态度，他认为罗马人将希腊神话据为己有，这不啻是一种盗窃行径，因此，在本文中，他干脆将罗马撇到一边，详细地列出了一张值得翻译和介绍的希腊古典书目：
1.哲学科学，以柏拉图、亚列士多德为主，别派的哲学则厄芘克忒托斯（Epictetus）与玛耳科斯瑞利俄斯（Marcus Aurelius）二人也不可少。
2.历史，以赫若多托斯（Herodotus）、图库狄得斯（Thucydides）为主，传记方面有普鲁塔耳科斯（Plutarchos通称Plutarch）的《名人列传》，拉厄耳忒的狄俄革涅斯（Diogenes Laertius）的《哲人言行录》，克什诺丰（Xenophon通称芝诺芬）所写的史传也可加在里边。地志附，翻译或稍从缓。
3.史诗，以荷马为主，但赫西俄多斯（Hesiodos通称Hesiod）与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等也当收入。
4.戏剧，悲剧三大家，喜剧新旧二家，这是无须列举出名字来的了。
5.杂文小说，所谓杂文大抵是指后期作家路吉亚诺斯（Louki anos通称Lucian）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部分用柏拉图的对话体，可是性质不同，差不多全是文艺的，其《信史》（Alethes Historia）一篇几乎是小说体裁，在后世的影响很大，英国斯威夫忒的《格利佛游记》是最有名的例子。希腊小说现存的只有四种，忒俄佛剌斯托斯（Theophras tos）的《人品》一卷，虽时代早得多，可以附加在这里。
6.诗选，这部书是很有名的，但是否可译，或如何译法，我还不敢下意见，不举出来又嫌遗漏，所以记在这里，以备查考。
如上所述，周氏制定这一计划的初衷主要是想唤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和全社会的响应，以促使第三次翻译高潮尽快到来，但值得称颂的是，他自己并没有等下去的耐心，而是默默地自觉开始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从本文发表以后到他去世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他翻译了几百万字的古希腊悲、喜剧等经典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周作人拖着疲惫羸弱的身躯步履蹒跚地完成《卢奇安对话集》的翻译后，他再也没有精力继续投入到这一宏伟计划的实施中去了。
五、翻译工作的专业化
早在1944年那篇《谈翻译》中，周作人就提到了翻译工作的专业化问题，他举出了两个例子：一是晋朝到唐朝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日本的外国文学翻译。这两次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便是政府组织下进行的，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继而认为，这种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才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可惜在我国早已成久违的过去。鉴于当时纷乱的政治局势，周作人深知他的建议只能成为渺茫的希望，因为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必须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先决条件。
1950年，他又写了一篇《谈翻译》（3月25日《亦报》）的文章，文中以苏联人的翻译为例重申了翻译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性。苏联在从事翻译时，无不采用集体译书的办法，首先由懂原文者直译，其次由母语功底深厚的人对译文进行捋顺，最后由专家订正，作为定本。他认为这的确不失为理想的翻译方法，第一步求信，其后求达与雅，在翻译过程中，参与者各尽其长，自然要超过一个人的力量。周作人认为，翻译工作如由个别专门人才从事，本来也是可以做好的，但就实际情况而言，“通才”毕竟是太少了，而且要译的书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翻译不啻是最好的补救办法。
继两篇《谈翻译》后，周作人还曾在《翻译计划的一项目》（《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等文章中多次提及此事，到了1952年7月，他又以《翻译工作的专业化》（《翻译通报》第7期）对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翻译事业要想真正兴旺发达，首要的是必须使翻译工作专业化。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事，而今时机则已经成熟。接下来，他对翻译中的“专业化”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使一个人的职业和事业结合在一起，让他能够专心于这一工作，并能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由政府设立一个编译机关，有组织地计划翻译各国古今重要的著作，编译机关的设置首先必须摆脱赢利的目的，其次还要广纳人才，使其各尽所能；编译机关内还应设立一些下属机构，如翻译部门、校阅部门、参考部门等，各部门专司其职。比如参考部门的任务有二：一是大规模收集参考工具书；二是招纳各路英才。它不但供编译机关利用，还可以对外开放，为全国的翻译工作提供记得前两年曾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前苏联集体翻译活动的文章，当时颇有一种新鲜感，殊不知，早在40多年前，周作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一问题，而且详细制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这一方面说明笔者所知有限，但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对前人翻译理论的整理工作尚缺乏全面性。
六、重译问题及其他
周作人后期有关翻译的论述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对某些问题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重译问题。关于书的重译，周作人首先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重译书》（1950年4月2日《亦报》）中指出，书的重译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译者对以前的译本感觉不满，为了提高质量进行重译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重译书多少是与文化发达成正比的。在《重译书与重出书》（1951年《翻译通报》第3卷第1期）中，他又重申了对重译问题的看法，认为有用意的重译是值得奖励的，只是翻译批评工作应该跟上，一方面帮助读者选择较优秀的译本，同时也能引起出版者的警惕，促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把握好译本的质量。他还认为中国时下对书的重译仍然缺乏一种正确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参考外国的经验，在文化发达的国家，常有许多经典著作再三翻译，各种译本并行流通，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起到了促进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重译的意义目前已得到广泛认可，某些优秀作品的重译本已有十几种之多（当然有良莠之别），然而在当时，重译并非是一个不争之争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重译事业发展到今天这种繁荣的地步，在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周作人等老一辈翻译家的不懈努力的。
2.翻译与词典。词典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比如鲁迅就曾在《小约翰》译本序中发出过“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困难”的感叹。对于周作人来说，当然也有同样的苦衷。1951年4月，他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上发表了《翻译与词典》一文，文章主要通过实例对《植物学大辞典》和《综合英汉大辞典》提出了批评，指出当时的英汉词典尽管很多，好的却极为难得。他认为翻译离不开好的词典，假如词典里的名物没有合适的译语，翻译是永远也做不好的。由此他发出了呼吁，指出词典的编撰是整个国家的事业，政府应该集中人力物力来完成这项百年的基业。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词典的编撰，周作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应该首先有一本包罗万象的汉语大词典，在此基础上，理想的外语词典就不难编写了。
3.编撰中国翻译史。1551年3月15日，《翻译通报》第2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遐寿同志来信》（遐寿：周作人笔名，笔者）一文，文中作者对编撰中国翻译史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翻译史的编写首先应从六朝至唐代的佛经翻译开始，然后是清末的《圣经》翻译以及《申报》馆、《广学会》、江南制造局和《事务报》的翻译活动，中间以严复、林纾为过渡，一直到第三期的五四新文学翻译。在本文中，周氏的论述虽然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如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等），但作为一部断代式翻译史，作者所勾勒出的轮廓基本上还是清晰而完整的。
由此可见，周作人后期对翻译问题的探讨堪称是全方位的，公允地说，就他那个时代的翻译家而言，像他那样能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连续发表译论的人可谓是不多见的。最后，关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也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周作人毕竟是一位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的译坛大家，而且他又是一位多产的风格型作家，一位学者型思想家，因此他对翻译的见解决非是泛泛而谈的；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建设性意义，就今天而言仍不乏借鉴作用。所以，在对我国传统翻译理论进行总结时，周作人的译论也应有一席之地，这就像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能不提周作人一样，讲中国现代翻译理论而不提周作人同样也会使人感到一种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