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这里我们分别对其稍事分析与评价。关于周氏的古文译作，胡适先生曾作过评述，他认为，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他自己就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但同时他又指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做得怎么好，究竟只能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故难以普及。他首先举了《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一例：
一夜，有小燕翻飞入城。四十日前，起伴已往埃及，彼爱一苇，独留不去。一日春时，方逐黄色巨蛾，飞经水次，与苇邂逅，爱起纤腰，止与问讯，便曰，“吾爱君乎？”苇无语，惟一折腰。燕随绕苇而飞，以翼击水，涟起作银白，以相温存，尽此长夏。
他燕啁？相互语曰，“是良可笑。女色无资，且亲属众也。”燕言殊当，川故皆苇也。
未几秋至，众各飞去。燕失伴，渐觉孤寂，且？于爱，曰，“女不能言，且吾惧彼佻巧，恒与风酬对也。”是诚然，每当风起，苇辄宛转顶礼。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则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问之曰，“若能偕行乎？”苇摇首，殊爱起园也。燕曰，“若负我也。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别矣！”道而飞去。
然后分析指出：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辛辛苦苦地译出来，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但所得终不偿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江义华，1998：111）
应当指出的是，用古文译书只是周作人早期的一种尝试或过渡手段，到了后来，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由于他意识到古文译书终究会行之不远，他便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上的开拓者。
除胡适外，也有不少人曾对周作人早期的白话翻译作过毁誉不一的评价。1925年，谭正壁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对周氏兄弟的翻译褒扬一番后指出，“鲁迅翻译的小说，实较乃弟为佳”，周作人的译文“太是西洋化”了。早在20年代，郭沫若也曾对周作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说他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毫无价值，是纯粹的直译或死译，并指出这样的译文只有屏诸于文坛之外了。平心而论，两人所言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后者的评价似乎有太过偏激之嫌，因为这一时期的周作人虽然极力主张逐字或逐句的直译，而就当时的大部分译文来看，其质量尚不至于低劣到如此地步。为澄清事实，下面我们不妨对《法国的俳谐诗》中的两首译诗稍作分析。
一
谁呢，笑着和你说话？不，小河的水，和两三朵的花。
二
北边的空中是蜓，东边的空中是蝴蝶；真是轻浮的风呵！
——[法国]约翰？保罗
单从形式上分析，这两节诗确系直译，但并不是完全逐字的死译，因为每行译诗都大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并没有明显的生吞活剥的迹象；而从整个内容来看，原诗中所蕴涵的那种玄妙的冲淡平和的禅味也基本上得以表达。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译诗形式上直而不死，虽不能称为译中上品，却也没有许多“太是西洋化”的痕迹，更找不出将其“屏诸于文坛之外”的足够的理由。
同创作一样，周作人译文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就是这种冲淡平和的禅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翻译的日本白桦派的小说中，而且还体现在日本诗歌以及散文作品的翻译里。下面我们随便挑选几首周氏翻译的日本俳句，看看他是如何将自己“淳朴淡泊”的语言风格再现于译文中的。
就是寒冷也别去烤火，雪的佛呀！
——宗鉴
多愁的我，尽使他寂寞罢，闲古鸟。
——松尾芭蕉
柳叶落了，泉水干了，石头处处。
——与谢芜村
等着风暴的胡枝子的景色，花开的晚呵。
——正冈子规
日本的俳句成于17单音，以5、7为句，寥寥数言，寄情写意，悠然有不尽之味。正如周作人所言：“其简单微妙处，几乎不能着墨”；“至于俳句的翻译，百试不能成，虽存其言词，而意义迥殊，念什师嚼饭哺人之言，故终废止也。”这是周作人1916年说过的话，然而，他毕竟摆脱不了俳句所蕴涵的那种无法言传的玄妙禅机的吸引，所以并没有永远“废止”俳句的翻译，上文所引就是几个例子。尽管我们无法直接从原文中领略到俳句那种“如闻钟声一击，幽玄之余韵，缕缕永续，如绕梁而不去”（钟叔河，卷7，1998：231）的感受，但细细品味一番，我们至少可以感悟到如中国绝句中的那种淡淡而含蓄的写意韵味。因此，如果从诗歌翻译可算“聊胜于无”这一无奈心理的角度去分析上述译文，则不妨说译者已通过自己优美的文笔传达出了原文的神韵。
当然，关于周氏翻译的评价并不都表现在贬降一面，所谓见仁见智，除胡适外，钱玄同等人也都曾对周作人的直译观点及其翻译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这一点上文已进行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