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福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一批批完整接受过祖国传统文化浸淫并有幸浮槎异国的莘莘学子学成归来，他们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体验了现代文明的荡涤，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自我选择与塑造，各自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文坛上。本文要探讨的两位学界巨子――鲁迅与梁实秋，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造就出的典型代表。虽然两人均堪称为文坛圭臬人物，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一位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诚然，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如果抛开政见上的分歧，他人是无可对此进行评判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一旦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他就会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就此而言，30年代那场持续了8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翻译的论战之所以会发生在上述两位人物之间，其原因应该是不言自明了。
论战的复杂性就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渗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乃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由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本文只拟对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
2.论战的经过
长期以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争论之所以总被人以“论战”谓之，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双方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各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难免导致对立面矛盾的激化；其二，争论虽然涉及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矛盾的起因却并非发轫于翻译问题，而是肇始于普遍的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等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其三，争论双方分别为“语丝”和“新月”两大派别之执牛耳者，一个年轻气盛，一个嫉恶如仇，又都以文字犀利、笔调辣老而著称，这就难免使争论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凡此等等，都赋予了这场论战极其浓烈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鉴于鲁、梁翻译论战背景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它的起因、发生和发展进行详细的追述。
1926年3月，梁实秋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就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在“情感的推崇”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
普遍的同情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报章杂志上时常有许多翻译和诗文，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
我们知道，从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到1921年《现代小说译丛》的问世，鲁迅先生就一直十分注重欧洲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梁氏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针对鲁迅而发难的。对于梁实秋的这些观点，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篇讲演中分别进行了辩驳，只是在措辞上显得比较温和。是年6月，梁实秋又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文中对鲁迅进行了粗暴的讽刺，称他为“杂文家”、“北京文艺界”“语丝派的首领”，并进一步评论道：“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对于这种无端的不恭，鲁迅在《略谈香港》、《通信》、《革“首领”》和《我和〈语丝〉的始终》4篇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字里行间可见其愤慨之情，只是表面上态度依然是不愠不怒。紧接着，梁实秋又推出了《评〈华盖集续编〉》一文，并再次提及所谓北京文艺界的门户之争，而且措辞益发犀利，但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尽量克制着自己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
至此我们不禁会提出疑问：在鲁迅的战斗原则中，“一个都不宽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而他为什么会对梁实秋如此一再忍让？其实，假如透过这一战斗原则的实质，我们即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答案：鲁迅所谓的“不宽恕”，指的是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妥协，不以背离真理为代价而进行荐人的情感交易。就当时情况来看，想必鲁迅先生一定知道，梁实秋终究比自己晚来人间22年，只不过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他的不恭也许只是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争强斗胜心理的表现罢了，因此还是抱着忍让的态度观望一时为妥。
然而，假如当时的鲁迅果真如此度势的话，那么他便是看错梁实秋了。1927年10月，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复刊于《复旦月刊》，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作者与鲁迅背道而驰的政治见解。于是鲁迅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愤激起来，遂撰写《卢梭与胃口》一文，首次以揶揄的口吻点名“梁实秋教授”，并对其观点逐项进行反驳。至此，两人的正面交锋正式开始，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共有十余篇辩论文章见诸于报刊，其文辞激烈，如笔底风雷，墨海波澜，论、辩、讥、讽、骂，五招俱全，到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时，双方交战正值酣畅之际，因而由此开始的翻译论战自然也就充满了刀光剑影。
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同刊发表的，还有《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针对这两篇文章，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进行辩驳。他首先质问梁实秋是否对《文艺与批评》一书“硬着头皮读下去”了，接着指出梁氏并不能够代表“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他读不懂的译文，不见得别人也读不懂。在本文第三、四部分，作者又对梁实秋的关于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如此“实乃出于必然”。从表面上看，作为翻译标准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鲁迅的文章似有借题发挥之嫌。的确，诚如梁实秋所言，大致看去，鲁迅的文章的确给人一种“枝枝节节的咬文嚼字的说俏皮话”的感觉。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理论大家，鲁迅断不会仅仅以“枝枝节节”的“俏皮话”去对付梁实秋极为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事实上，假如我们把握文章的整个脉络仔细分析一番的话，便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在这里运用了更加技高一畴的谋略，只不过是梁实秋自己未能或不愿意看到罢了。虽然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声称自己的两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独立的，但他却不能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而“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不难看出，这里的“风格”一词其实是具有双关语义的：明指鲁迅的译文语言风格，暗示鲁迅选为翻译对象的作品的风格，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两本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书籍。鲁迅当然会觉察到这种弦外之音，于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译的，而梁实秋居然能看懂，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本，梁实秋先生却看不懂了。言外之义，梁实秋将自己的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是别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译”来贬低甚至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尽管梁实秋一再声称看不出鲁迅先生的“真意所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答鲁迅先生》一文里，他竟然把“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字不落地公诸于众，这种变相的通风报信的行为则将他自己的“真意所在”暴露无遗了。
从时间上划分，这场翻译论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29年9月《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发表，到1930年3月《答鲁迅先生》的刊出，这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认为是论战的第一个时期。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论战至此还远没有结束，只不过是翻译问题退为次要的位置，论战暂时转向了其他方面。事实上，在其后围绕文学的阶级性、普遍的人性以及批评的态度等展开的争论中，关于翻译的论战仍然是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完全停止下来。比如在1930年5月10日，《新月》月刊刊登了梁实秋的《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文中对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一书作了如下评价：
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其译文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
之后，他又举出了《文艺政策》中的3段译文，并连称译笔玄奥，晦涩难懂。在其后发表的《鲁迅先生与牛》一文中，梁实秋再一次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懂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向鲁迅提出了挑战，指出鲁迅至今为止仍没有就他以前提到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时隔一年多，鲁迅的《三闲集》出版，其中收录了《鲁迅译著书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郑重指出自己“确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于是，刚刚平静下来的梁实秋又被这几句闲话给惹恼了，他随即写了《鲁迅的新著》一文给予回敬：“讲到翻译一节，我曾说起鲁迅硬译之不当，并连次举了许多具体的例证，说明译文之硬得不通。”接着，梁实秋再一次表示对鲁迅的答复极为不满，并且不无揶揄地说道：“谈谈翻译，只就事论事罢了，而二心集很大一部分对于翻译问题发了不少的意气，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此后不久，鲁、梁翻译论战便又一次迭起高潮。
这次论战高潮的导火线是鲁迅与瞿秋白的“关于翻译的两封通信”。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书信，信中高度赞扬了鲁迅所译苏联法捷耶夫《毁灭》的认真精神，批评了那些“20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人”，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瞿秋白给予《毁灭》的高度赞扬，鲁迅深受感动，于同年12月28日写了一封同样长度的回信，信中与瞿秋白就翻译问题进行了若干方面的讨论，讨论涉及到翻译的标准、翻译和汉语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当时，鲁迅想必认为两人之间的讨论有益于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就把瞿秋白的来信以及自己的复信分别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上。
我们知道，在这两封通信中，鲁迅和瞿秋白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梁实秋及其弟子赵景深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又加之通信中两人对汉民族语言的活力进行了错误的贬斥等不妥之处，被激怒的梁实秋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绝好的反击机会。在《通讯一则》一文中，梁实秋假借与人探讨翻译为名，从7个方面对鲁迅进行发难，指出在从事翻译时，“译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译”，“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不以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所言可谓是招招弹不虚发，矛头直接指向鲁迅。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继续对鲁迅发起猛攻。例如他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指出：鲁迅的翻译，不仅有硬译，而且还有误译，原因是鲁迅所依据的只不过是不可靠的重译本；鲁迅先生的译文所以“令人看不懂者，是译文有毛病之故，和中国文有缺点那件事是没有关系的”；鲁迅“以自己所不能懂的文字要读者‘硬着头皮’读懂，这就是‘硬译’的本色”。文章结束时，他又指出了坏的翻译所具有的3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的“原文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他进而指出，三条有其一，便不是好的翻译，若三者具备，便是最坏的翻译，言外之义，根据他自己的分析，鲁迅先生的译文可谓是三条兼备了。在《欧化文》中，梁实秋指出：有人所谓的欧化文，就是里面充满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话文，欧化文的起因是与生吞活剥的“硬译”有关的，而鲁迅先生就是硬译的大师。他继而又指出，“硬译”对时下译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结果是“无译不硬，一似硬译”现象成为时髦的风尚。他还认为，“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鲁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创作的杰作，就“不能为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文文法，无论是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梁实秋的这些观点的确是不无道理的，而对梁氏滴水不漏的辩驳，鲁迅先生不知是有意不屑一顾，还是无法给对方以有力的还击，总之，在这一回合中，他仍是令人不解地采取了迂回的策略，他只是硬邦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由此可见，鲁迅此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硬译”观点。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他的这种“硬译”观点，或者说，正是由于他要容忍着翻译中出现“多少的不顺”，才屡屡遭来梁实秋充满敌意的笔伐，才使自己在历次论战中似乎总是处于被动还击的位置。
同第一次回合的论战一样，这次论战高潮也于1934年后进入了僵持阶段，这以后，两人又断断续续对以前的老问题进行过论争，其间亦不乏犀利的笔锋和不恭的言辞，然而，鲁、梁之间的论战注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溘然长逝，至此，这场拉锯战式的论战终于划上了句号。
3.论战的焦点
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3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第一个要探讨的“翻译标准问题”。
3.1 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的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无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只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判。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就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难得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首先断定，“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随后又指出：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自己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3.2 关于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
鲁迅曾经指出，他的译文之所以晦涩，原因之一乃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句话就成了梁实秋屡屡发难的噱头。梁氏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反驳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文若不进行改良，翻译的书自然就有五十分的“晦涩”了。他还说，外国文和中国文不同，有些句法中文里当然是没有的，而翻译的难处即在于此，假如两种文字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翻译便称不上一项艰苦的工作了；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就使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改变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针对梁实秋的辩难，鲁迅首先指出了日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不断添加新的表现法而逐渐臻于完美的事实，然后又接着说，中国的文法，比起日本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它也有过发展与变迁，比如现在的中国文就曾经受到过历代翻译佛经的影响，其中不少句法词法都是当时新造的，而今天已经被我们接受了，眼下许多文法还是需要新造或生造，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留原文的精悍的语气，所以说原来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关于如何通过翻译来发展汉民族语言这一问题，鲁迅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理论的。他认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也是一种译本，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克服中国文的缺点，“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了。他继而认为，在此过程中，可以“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时代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这容忍下来的不顺，“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批判。”
梁实秋历来主张翻译要以使人读懂为第一要义，反对把翻译和语言的发展搅和在一起，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这就难怪他难以接受鲁迅的上述观点。而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汉语的认识与鲁迅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在《翻译》一文中指出：“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含浑”，“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他还指出：“以中文译书感觉中文文法不够用，其实以欧洲文译中国作品又何尝不感觉欧洲文法太累赘？”由此可见，凡是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困难总是有的，“翻译家的职责即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他接着说道，文字文法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一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袭和习惯，中文文法之受欧洲语言影响而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应该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循序渐进性，翻译家虽不妨作种种尝试，却不可以操之过急，否则只能会欲速则不达，其结果连翻译本身的职责也丢了。
就事论事，梁实秋所言可谓是确当的，但不知何故，鲁迅对此并没有据理进行反驳，而只是在《玩笑只当他是玩笑》（上）一文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至于鲁迅先生沉默的原因，梁实秋肯定认为是他的一句话起了作用：“鲁迅先生如以为中国文法之足以达意，则应于写杂感或短篇小说时试作欧化文。”客观地分析，鲁迅先生认为翻译可以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这一观点自有其可取之处，所不妥的只是他对此进行了过分的强调，不免给人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此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鲁迅还不适当地低估甚至错误地贬斥了汉语的活力，这一点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3.3 关于重译问题
重译问题是鲁、梁翻译论战的另一个焦点，这一焦点主要集中在重译的成因、性质以及重译是否可取等问题上。在《翻译》一文中，梁实秋首先指出了当时译坛盛行重译之风的现象，接着又对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近来文学翻译以法国和俄国作品居多，虽然懂英文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懂法文、俄文的人，而英文名著除林琴南的译品外几乎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法文、俄文作品译成中文的大半是从英文转译的，懂英文的人之所以不愿直接翻译英文名著而要转译，是因为英文名著的文字难，或英语典故俗语不容易表达，等等；而且法俄作品译成英文后也会变得浅显易懂。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概从事翻译的人，和别种的人一样，喜欢走抵抗最少的路”。
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和梁实秋第一次难得地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也认为重译比直接译容易：首先，原文中令译者自惭不及和不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了若干部分，重译时“便减少了译者对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原文中的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释，而原书上倒未必有，这无疑也为译者提供了许多便利。然而，对于梁实秋的上述结论，鲁迅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重译之所以会蔚然成风，之所以大量的俄文作品由日文重译而来，实则是因为那些懂俄文的人不屑于从事翻译工作，由日文重译俄文作品，也实则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无奈之举，决不是译者有意避难就易。
关于重译的取舍问题，两人也表现出了相左的态度。梁实秋认为，重译终究是不太好的，尤其是重译那些富有文学意味的作品。他还指出：
本来译者的译笔无论如何的灵活巧妙，译出来的东西和原文相比，总像是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重译，与原作隔了一层，当然气味就容易变得更厉害一些；实在而言，也没有重译的必要，国内精通希腊文的人大概不多，懂俄文法文的人不见得很少，所以还是研究英文的人多译出几部英文著作较为有益些。
正是由于对重译抱着这种怀疑态度，他对鲁迅从日文重译的俄国文艺论著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例如他在分析《艺术论》一书中作者引用达尔文的一段话后指出，鲁迅系根据日文转译的，日译本虽然也许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所以达尔文的话由英文到俄文，又由俄文到日文，再由日文到鲁迅，经过这三道“转贩”，变了原形当然是不奇怪的事。
尽管鲁迅也认为直接的翻译比间接的重译好，但他却进一步指出，懂某一国文字，当然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然而假如这样，中国也就难有上至希罗，下至现代文学名著的译本了；在中国，懂英文的人恐怕最多，日文次之，如果没有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到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易卜生等，就连安徒生童话恐怕也无从看见了。他接着指出：
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时不必有严峻的壁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得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
他最后总结说，目前的做法当然只能算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对策，等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对于梁实秋的发难，他也给予了有力的辩驳，指出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而至今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还只有一种，尼采的也只有半部，学英文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无暇或不屑顾及于此，所以暂时之间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本重译，而且他不仅要自己这样做，还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做，借此来补一补彻底的高谈阔论的空虚，而不能只像“梁先生”那样的“等着”、“等着”、“等着”。需要指出的是，其实梁实秋本人也意识到了只是“等着”显然无济于事，尽管他反对重译，他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却也是从拉丁语的英文译本重译过来的，他也像鲁迅一样说道：“要从原文翻译，暂时不见得有人”。
尽管这场持续了8年之久的文坛恩怨结束了，然而，时至今日，鲁、梁论战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论题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就翻译而论，两人在论战过程中对翻译标准及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等问题的所展开的争论，其影响可谓深远，意义已跨越了时空因素。自30年代以来，关于直、意译这一翻译标准的大讨论应该说都是这场论争的深入和继续。今天，直、意译问题又被赋予了科学性与艺术性内涵，直译还是意译，科学性还是艺术性，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对建立现代翻译学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此外，长期以来，欧化与归化现象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每每谈及于此，论者多会援引鲁迅先生那些经典性的阐述，事实上，诸如“削鼻剜眼”、“异国情调”等早已成为国内译界的行话。
另一方面，同每次翻译争论一样，这次论战对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某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摆正对待翻译批评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和梁实秋均表现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评态度，就两人的身份和风格而言，如果说唇枪舌剑无可指责的话，那么极尽讽刺挖苦乃至恶意中伤之能事则似乎是有失妥帖的。众所周知，在“批评”一词中，“批”和“评”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作为批评者，他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还必须看到批评对象的可取之处，即使是指出问题，也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伤害对方，若有悖于此，则只能会增加批评的非理性成分，从而不利于冷静地解决问题，鲁、梁论战之所以会频频升级到白热化程度，两人之所以会成为不共戴天的“忘年敌手”，其原因即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其他类似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多起有关翻译的讨论或争论，如茅盾与郑振铎、陈西滢与曾虚白、巴金与王力、张友松与徐志摩等人之间都为翻译进行过讨论或争论，即使鲁迅本人也与瞿秋白、穆木天、林语堂等人有过这方面的交手，然而只有鲁迅与梁实秋两人最终成了译坛论敌，或者是仇敌。究其原因，除性格与风格方面的因素外，这里当然还必须提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鲁、梁翻译论战是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译论战的高潮，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政治斗争而产生的。然而，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后期，当论战的内容基本上只涉及到纯学术问题时，两人就应该清醒地后退一步，以理智的态度就长期困扰两人乃至整个学界的问题给人们一个满意的说法。由纯学术上而论，如此才会有利于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关于鲁迅和梁实秋个人的翻译研究时常有文见诸于书刊报端，而就两人的翻译所作的对比性探讨则至今尚未见有人专文论及。鉴于此，本文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标准，对鲁迅和梁实秋两人在翻译论战中的是非曲直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目的在于拨开纷乱的时代迷障，将鲁、梁二人在翻译论战中所表现出的本来面目再现于读者面前，此外并无些微粉饰或污蔑任何一方的意图。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今天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认不掉，但不能说凡是鲁迅说过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表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吗？”的确，“人皆可以为尧舜”，鲁迅伟岸的一生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尽管他有某些不足之处，同样，梁实秋不凡的一生也是谁都不可抹杀的，尽管他有许多不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