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大致出现于20世纪30至40年代，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周氏创作文体与风格的探讨，至于周作人翻译问题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才形成了一定的气候。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周作人方面的研究资料开始问世，其中如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等著述以其客观翔实的内容为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催生作用，从而使该领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阶段。应该说，周作人翻译研究是与整个研究同步展开的，在近年来出版的周作人研究资料与专著中，作者大都或多或少谈到了与翻译有关的问题，这其中，论及翻译较多的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和《周作人论》、张铁荣的《周作人评议》、李景彬的《周作人评传》及《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等，每一位作者都从相同或不同的角度就周作人翻译现象进行了详略不一的探讨。关于目前周作人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失之处，笔者已在相关章节进行过详细剖析，这里再就本研究的发展趋势稍事一番展望。
我们知道，翻译家研究是翻译史乃至整个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们理解，翻译家研究应大致涉及到翻译活动综述、翻译理论梳理、翻译思想分析、翻译实践评价、翻译成就与影响、翻译家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周作人翻译研究当然也应该围绕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关于周氏翻译活动的研究，应该说近年来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果，事实上，在上面所提到的不少专著中，翻译研究部分大都是对周氏翻译活动的综述。通过对比还可以看出，上述研究者在资料来源及使用、内容安排、评价观点等方面总体上是大同小异的，所不同的只是内容上的多寡不一。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周氏翻译活动的研究一方面应注重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同时还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注意研究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以往的研究对周氏提出的翻译理论也有过不少论述，只是这些论述多流于泛泛而谈，而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比如周氏“直译”观的形成与发展，周氏译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周氏译论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等。除此之外，还有将周氏译论置于我国及西方现、当代翻译理论的大框架内进行考察的可行性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关于周氏的翻译思想，钱群理先生在其《周作人论》一书中曾作过颇为精辟的分析，这一点前文已有过论述。应该说，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作为周作人研究方面的权威人物，钱氏的周作人翻译思想研究也代表了该领域目前所具有的前沿水准。而我们认为，周作人翻译思想方面的研究仍应有文章可做，比如周氏翻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翻译思想与文学创作思想的关系、翻译思想的复杂性及局限性、翻译思想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前后期翻译思想的对比或比较等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将上述所有问题整合起来加以梳理，相信有关周氏翻译思想的研究将会取得新的突破。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周氏翻译实践的评价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在于上文提到过的译文文本研究的可操作性问题。首先，与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相比，译文文本研究对研究方法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比如要探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就要借助比较文学或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捋清翻译文学与本民族文学之间种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其次，对译文文本的分析与评价还涉及到研究者的语言认知能力问题。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研究侧面，一是从比较与接受的角度对翻译文本与创作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二是对翻译文本本身进行细读与评析，其中前者侧重的是翻译之于目标语文学或文化的影响，后者侧重的是译文之于原文是否忠实、译文在表达上是否通顺等微观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我们认为，无论从宏观方面进行思考，还是从微观方面切入探讨，有关周作人翻译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工作尚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在周氏与同时代翻译家比较研究方面，人们最为关注的多是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比照，涉及内容包括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实践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周氏兄弟翻译对比研究中，研究者多将周作人纯粹作为鲁迅先生的反衬进行批评或批判。还以上文中提到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为例，尽管周作人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后人还是一致强调他在选题方面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且在翻译中常常表现出的怠工乃至抵触情绪，而这一点正与鲁迅先生的“盗火”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关周作人与同时代翻译家的对比研究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周氏兄弟对比研究中，应注意探讨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尽量避免人为地突出矛盾的焦点或有目的地放大研究对象的冲突性。其次，研究者还应该拓宽对比研究对象的广度与范围，我们知道，鲁迅以外，与周氏同时代的大翻译家实可谓不乏其人，如能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也应有不菲甚至更大的比较研究价值。总之，周作人与同时代翻译家的对比或比较研究是本课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若选题与论证确当，该方面的研究可望有新的突破。
有关周作人翻译成就与影响的研究也涉及到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周氏在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实践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比如作为翻译理论家的周作人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周氏的翻译理念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当时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周氏的翻译成就对促进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以及我国现代文学的雏形与发展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凡此等等，都还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
1992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四届日本中国学会全国大会”“前夜祭”上所作的专题报告中，张铁荣将周作人对外国文学、特别是日本与希腊文学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列入了“应有文章可作”的课题之一。（1996：12）事实上，从上文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周作人翻译研究中，有文章可作的课题显然还要广泛得多。就目前情况而言，与周作人整体研究中的其他课题相比，周作人翻译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从周氏将其半生时间与精力倾注于翻译活动这一事实及其之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来看，在有关周作人的整体研究中，翻译研究即使承受不了半壁江山一说，也至少应得到本来的名分，如此结论，或许并没有夸大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