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梦熊
建阳是游酢的诞生之地，也是他著书、传道、讲学的地方，游酢与“延平四贤”究竟有何关系呢？
一、“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四贤”即四位有德行、有才干、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人。“四贤”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明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中有一篇《延平四贤像记》，内容是说，元代至元二年在延平郡学立四贤像的过程和意义。在这篇文章的题目和正文中，都出现了“四贤”这个词。此后，“四贤”这个词广泛被后人所接受和发挥。以延平一郡而产生四位继承孔孟之道的大贤，这在以儒治国的封建社会后期，是一种很值得称颂并引以为荣的盛事。“延平四贤”最早可考的是南剑州知州陈宓（mì）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提出“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立，而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因此，“延平四贤”是指两宋（北宋、南宋）时崛起于福建南剑州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
杨、罗、李、朱四位大儒，都被先后列入孔庙奉祀。大家知道，文庙（孔庙）是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奉祀庙廷。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中，被封建王朝列入孔庙奉祀的仅一百多人，而福建有14人，闽北籍的占10人，包括游酢及延平四贤。封建社会被认可奉祀孔庙是非常不容易的，先要从基层推荐上报，最后经皇帝批准，才能通报全国奉祀孔庙。
“延平四贤”之首杨时，前面在《还“程门立雪”以本来面目》一文中已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延平四贤”之二罗从彦（1072-1136），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南剑州罗源里（今延平区夏道镇罗源村）人。他从小就生活在文化氛围很浓的家庭里，好学习，能诗文，会画画。他具有独立思考、寻根问底的研究精神。当他听到杨时曾在河洛得到理学大家程颐的教导，学得真谛，非常羡慕，先到将乐县含云寺，后又从沙县前往萧山县拜杨时为师。当听杨时说“伊川（程颐）的学说很好”，他又立即变卖田产作旅费，奔赴洛阳拜师求学，请授《易经》。三年后，他回到沙县隐居起来，谢绝一切要他出山做官的邀请，潜心研究理学、著书立说，著有《语孟师说》、《中庸说》、《龟山语录》、《论语要义》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诏赐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皇帝御书“奥学清节”赐赠罗从彦祠堂。
“延平四贤”之三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又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延平区炉下乡下岚村）人，宋代著名理学家。他听说罗从彦跟随杨时得“二程”理学，便慕名拜罗为师，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之奥秘，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他隐居山村，谢绝世故，一生不为官，潜心研究儒学真谛。1153年，朱熹拜见李侗，1157年，朱熹写信向李侗问学，1162年两次赴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朱熹是李侗最得意的门人，他将“二程”洛学之道传授给朱熹，他的思想对朱熹哲学的成熟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明万历四十二年从祀孔庙。清康熙御书赠额“静中气象”。
“延平四贤”之四朱熹（1130-1200），字元晦，谥号曰“文”，称朱文公，别号紫阳，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和文学家。朱熹向李侗求教，李侗为答朱熹所问，朱熹汇集成《延平答问》，答问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朱熹接受“二程”理学，最初是由父亲朱松开始的。朱松热衷于“二程”理学，与李侗一起向罗从彦学理学，并以理学影响和教育朱熹。父亲去世后，随母迁往崇安，受学于刘勉之、刘子翚（huī）、胡宪三位理学家。他曾接受建宁府知府之请，为新建的游御史祠作《记》，这是他接受游酢理学思想的开始。1168年，朱熹拜访黄中。黄中是游酢的门人，又是游酢的外甥，少年时期从学游酢，实得舅父的理学真传。因此，朱熹成为游酢的三传弟子，致使集孔孟思想及“二程”理学之大成，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南宋之后的中国和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无不受到游酢理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就有相当篇幅引用了游酢的言论与主张。可以说，集大成者也就是集了包括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等程门高弟在内的众多理学家的思想。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皇帝诏赐朱熹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五大道统圣人从祀孔庙。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二哲”之次。
二、游酢与“延平四贤”的关系
综上所述，游酢与“延平四贤”关系密切，他与杨时更为亲密。游、杨是同龄人，更是亲家，同拜“二程”为师，同为“二程”高弟，同将“二程”理学“载道南归”，同为北宋大儒，两人皆奉祀山东曲阜孔庙。
游、杨北方学成“载道南归”后，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传道授业、著书讲学。特别是游酢，先是在自己的家乡豸山之麓筑草堂，后又在武夷山五曲建“水云寮”，广收门徒，传播洛学，使洛学真正“道南”，并由此而开了八闽理学的先河，为朱熹创立闽学之先声。朱熹书有祠联：“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元朝的延平路总管府推官林兴祖在《游御史祠堂记》碑文载：“中像（指游酢）燕居道德本祖，傍祀四贤（指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道统德系，承承不绝也。”游定夫（祠）纪念馆的大堂两侧墙壁上至今仍挂着“延平四贤”的画像。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游酢与“延平四贤”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游酢上承“二程”理学之真谛，下亦传朱熹，才有集诸儒学之大成的朱子理学诞生，是程朱理学承前启后、中间过渡的关键人物，在集理学之大成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从“二程”到朱熹，游酢是不可忽视的中坚人物，起了不可替代的中继作用。这就是说，由于游酢的南归，孔孟之道和“二程”理学也被他带到南方来。游酢传播“二程”理学的主要功绩在于作《明道先生语录》，将“二程”平时的言行整理成书，为后来的理学大师朱熹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朱熹与“二程”生不同时，无缘当“二程”学生，只能算是四传弟子。朱熹后来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其中也有游酢传播理学的功劳。朱熹整理的《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都采用了游酢整理的史料。因此，朱熹是直接传承游、杨道南之统的重要人物。总之，游酢既是洛学的正宗传人，也是道南学派的创始人和闽中理学的开创者。本人完全赞同程利田副教授的论断，他说：“游酢对洛学的南传和发展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导之功。也就是朱熹所说的‘道南首豸山’；游酢对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闽学体系也是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以说，游酢与杨时同是洛学南传的先河、闽中理学的开创者和闽学建立的先驱。在理学史上和为朱熹闽学的形成与建立中的地位，游酢是不容否认的。”明代学者苏章的诗句“若非载道来伊洛，安得传心到考亭”，公正地评价了游酢开闽学先河的历史功绩。
三、为何杨时享有重名而游酢却罕为人知
为什么当世的游酢、杨时能齐名并称，而后世的杨时享有重名，游酢却罕为人知？这有他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
游酢去世于北宋被金灭亡的前3年（即1123年），这时正是国家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激烈动荡、政局极端混乱的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游酢及其弟子无人过问，因而他的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播、发扬。与此相反，杨时去世于南宋建立后的9年（即1135年），生前，他被皇帝选为侍讲，担任要职，名位显赫，适逢社会相对稳定，处于理学走向兴盛时期，杨时的著作和门人比游酢多得多，且有名气，如罗从彦、李侗、胡宏、刘勉之等，皆为知名人物，尤其是三传而得朱熹，更是名扬天下。因此，南宋以后，杨时越来越出名，而游酢越来越罕为人知。这是客观原因。
游酢的门人及知名弟子不多，且多数在建州以及省外，没能形成一个核心，对其著作和论述没有很好地搜集和保存，没有更多地流传下去，这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
至于游酢没有列入“延平四贤”，那是因为地域不同的缘故，游酢出生、讲学、传道都在建州（即建宁府，今建阳、武夷山一带），而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出生地及传道活动都在南剑州（即延平府）。
四、游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唐宋后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创立的濂、洛、关等新儒学（理学）派别均在北方。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国主体文化意识的新儒学（理学），随着金人入侵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正是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把北方理学移植到南方，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至朱熹，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毗邻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到了元朝，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以及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国际性的、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道南”为源头活水的。游酢、杨时等人把新儒学（理学）移植到南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机，从此开辟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对于游、杨的这一伟大功绩，宋理宗皇帝给予高度的赞扬：“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游酢离世后的132年，还能得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如此垂青，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系福建省南平一中高级教师、武夷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