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乾坤吾道在，荒郊不废定夫祠。”通观整个宋代儒学发展的大势，强烈反对佛学与只知固守旧儒学的学者，都不可能担当起重振儒学的重任。冯友兰曾得出，新儒学正在于为禅学下一转语，没有禅学素养，是无论如何下不得这一转语的精辟见解。游酢是当时学者中极少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大哲，同时还具有清醒的学派意识和鲜明的是非立场。他在《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中认为：“《易》书非佛书并也。佛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宋.游酢文集》）《周易》为“五经”之首，向来被视为儒典。从他留存有限的著作中，可知他对儒佛分际的重现。因此，游酢在形式上并未改变其入佛的权便，但在学派立场上显然是维护孔门道统的。他对儒佛关系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易》书不可以与佛书并。他的《答吕居仁辟佛说》，在陈述了儒释的虚实之异后，旗帜鲜明地“敢以管见陈白”（《宋.游酢文集》），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者。但是，他面对时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采取与其师伊川不同的思考方向，即以利用禅家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入佛以及由佛之迹而溯及佛之道，这样，游酢非但没有偏离儒学基本理论，反而通过援禅入儒而实现儒学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引导了以后几代理学家皆依此方向发展。朱熹实得游酢的思想精髓，在游酢所开掘的思维路向上成功地圆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因此，游酢坚定儒学立场，由攻佛学之迹而求佛学之道，由佛家之道而证立、扩展儒家之道的思想内涵，是第一个儒释之间由释归儒的儒学宗师，为儒学的重兴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上求伊洛渊源而有超越师长之卓识，下创入佛而辟佛的理论路向，其学术贡献鼎足杨、谢，进而影响朱子学的创建模式，从而成为程朱之间思想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三、杨（时）热游（酢）冷的历史误会及重新审视
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仍然以游酢在程门四弟子中并无大的理论贡献为由，轻视游酢的重要地位。辨明这一点，对于认定游酢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重估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游酢的理学与后来的朱子理学虽有不同之处，更有其师“二程”的印记，游酢在理气、道器、心性和仁学等范畴方面，继承了“二程”的主要观点，并有所修正。在论气时，涉及气的根源性上与“二程”是一致的，只是游酢更强调气的“人文”特征。在论理时，游酢虽然认可“二程”以事物的规律作为理的基本含义的观点，但他更强调道德层面上的理。在道器观上，游酢重点论述了君子之道、圣人之道与中庸之道，认同“二程”的观点，但是在如何体道上有所发展。论心性，“二程”直接指明二者的合一，游酢则详细阐述了尽心与知性的关系。在仁学上，游酢继承了“二程”的仁具有万物浑然一体的基本特性，在何者为仁之本上有所不同，游酢认为孝悌就是仁之本，“二程”则指出孝悌仅是实现仁的一个方法。可见，游酢对理学思想有所发展和突破，但其哲学思想主要基调乃沿师印迹，体现出初创的面貌。因此，学界常认为游酢之所以地位不彰，原因在于他思想理论上并无独特的创见，于圣门道学无甚贡献。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点可以通过游酢著作的遗存以及游、杨的相互交往等层面来辨明。
一是文集遗失。游氏著作遗存，即“所著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义》、《孟子义》、《论语孟子杂解》各一卷。《杨龟山集》有先生墓志，称所著《易说》等书外，复有《廌山集》十卷，考之《年谱》亦合，久无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书，合为四卷。”（《龟山学案》）按：文中所引“先生墓志”，即《御史游公墓志铭》，其有明确记载：“《文集》十卷藏于家。”（《宋.游酢文集》）在当时至少为杨时等密友时贤所知，后来因故失传。而杨时著作保存相对完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游酢著述仅至多十分之四（由于为“掇拾各书合为四卷”，实存或许不及十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入了解。应该说，这是导致其所谓“学无所建”误解的重要原因。
二是同门挚友。游、杨同为“程门立雪”者，交往时间颇长、交情甚厚，且时有学术上的切磋。杨、游相互往来函件至今可见的概有五通。二人曾同登归宗岩，杨时留有《同游定夫登归宗岩》的七言绝句一首：“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宋.游酢文集》）；在《寄游定夫》的七言古风中，有“早岁结邻初有约，齿豁头童今老矣。筑田预想傍田庐，负耒耦耕何日始”四句，表明了游、杨二人早年交游的默契与晚年相邻“负耒耦耕”的梦想，可见两人“惨淡交情重”（《宋.游酢文集》），杨时是把游酢当成学问切磋上可以终身托付的挚友。游酢死后，杨时作《祭游定夫先生文》，并应其子之请作《御史游公墓志铭》。在《别游定夫》的五言律诗中，有“漆雕惭未信，子夏又离群。惨淡交情重，间关道路勤。至言宜远寄，孤陋愿频闻”之句，将游酢比作孔门之子夏，将游氏所言称为“至言”，并且愿意时常听到这种“至言”以广见闻，这是至诚的挚友间在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普适原则面前的坦诚的期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探究学问的平等态度与坦诚相待的磊落襟怀。游氏的学问见地，也的确不负杨时的赞誉。否则，杨时也不至于将“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宋.游酢文集》）。因此，当时，杨时对游酢评价较高。
三是理论思维相同。“二程”学脉中，除入秦者（即流传于关中）不杂于佛老，其他流裔“率入禅门”，援禅入儒乃时代风气（《上蔡学案》引朱子语）。全祖望在《李习之论》中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诩以为直接道统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与东林僧常总游者，有尼出入其门者，有日诵光明经一过者，其视因文见道之习之得，无有惭色焉？”（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卅七《李习之论》）其中提到的“与东林僧常总游者”，有谢良佐，也有杨时。正如前文所述，以禅证儒构成新儒学创建的一大特点。关于这点，朱熹有精辟的评论，他指出：“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底意思。”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体现为思想观念的翻新，而且还体现为自觉的哲学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创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游、杨二人都具有援禅佛教之缘、振儒学之既衰的异常强烈的理论关切和问题意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程度不同地深入佛门，援禅入儒。他们这种共通的方法论的创新，使得游酢在理论创新层面的贡献毫不逊于杨时。
但为何出现杨热游冷的现象呢？
一是游酢之学虽可与杨时比肩，然杨时门庭殊盛。有案可考者，计有及门弟子四十多人：王苹、吕本中（亦从游酢交游）、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喻樗、徐俯、卢魁、廖衙、林宋卿、宋之才、李郁、李似祖、曹令德、范济美、陈彦、胡元城、邹柄、曾恬、章宪、徐存、柴禹声、柴禹功、江琦（亦从游酢交游）、翁谷、李德骏、童大定、王师愈、王庭秀、范浚等（《龟山学案》）。其中，罗从彦为闽学二传，胡宏、刘勉之等人对朱熹的思想都有直接影响，杨门兴盛端赖传承得人（如罗从彦）。游冷杨热、杨盛游衰格局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二程”当年慧眼识珠，看中的就是游酢的学识见地，“二程”眼光没错；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而没有像罗从彦那样的衣钵传人而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发挥和继承。
二是游酢又比杨时早辞世约十二年，且适逢两宋变难之际，兵荒马乱，思想的兴废情势大不相同。游酢的“生不逢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思想的传承与影响的发挥。
（作者系朱熹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子文化》期刊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