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对张载《西铭》的理解。张载《西铭》是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张载在这部书里“把天称作父亲，地称作母亲，我与万物虽然渺小，但是同生在这天地之间，所以我的身体是充塞在天地之间的气质万物，我的根本人性（天地之性）是统帅万物的太虚神应之气，而广大百姓和民众，则是我的同胞兄弟，自然界的万物则是我的亲密的伙伴。因此，我们要爱一切人，爱一切物，爱全宇宙，就像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张载的这一思想就是“推理以存仁义，扩充前圣所未说的内容，这与孟子的性善说，修养论是同功的”。“二程”评价张载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之后，儒者都无他见识。”游酢是怎么理解《西铭》的呢？游酢抓住“二程”对张载的评价“道尽高，言尽醇”，与孟子性善说、修养论联系起来，与《中庸》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阐发，认为《西铭》讲的是义理，就是《中庸》讲的义理，即乾父、坤母所赋予人的品性，也就是仁义礼智四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的这种品性称“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人有了这种品性，人性就是善的。但是，因为人在后天禀有“气质之性”，理与气杂，人性也就有了善与恶，所以就有“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提出。正是因为游酢这样理解，所以游酢在道德修养论上提出了“治气养心，行己接物”，即变化气质实现人性复归的主张。程颢对游酢的这个理解倍加赞赏，说：“游酢对于《西铭》，不仅读得顺心，而且能在言外求其主旨，立起义理，这就是《中庸》。”游酢对《西铭》作这样理解的时候，正是杨时刚拜程颢为师不久。这时的杨时不仅不能理解《西铭》的义理，而且对《中庸》也未能解透。直到拜程颐为师之后，杨时还在与程颐讨论《西铭》的主旨，程颐用“理—分殊”帮助杨时理解《西铭》的主旨。
游酢在治经上、在疏理与发挥“二程”洛学上、在道德学问上，业绩突出，深得老师、学友以及后学的肯定和赞扬。程颢说：“游酢天资聪颖，理解力强，可以进道。”程颐在杨时面前称赞游酢说：“游酢品德器质清纯，学问日见进步，真是我的畏友啊！”学友杨时称赞说：“游酢领会恩师“二程”的学说很精辟、很纯正，他写的《明道语录》、《伊川语录》完全符合“二程”原意。”等等。
上述这些，都说明了游酢早于杨时具备了传道的各种能力。
四、游酢的道南
1.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
秦汉以来，因为佛教、道教的盛行，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者又大都出入佛、道，所以儒家道统已经中断、失传。唐朝韩愈挺身而出，激烈排佛，提出恢复儒家道统，拯救、复兴儒学。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中国北方提出新儒学，创立濂、关、洛诸理学学派，恢复了儒家道统，复兴了儒家学说，但是金人的入侵灭宋，使刚刚复兴的儒家道统又岌岌可危。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刚刚形成的新儒学（即理学）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大理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这都是说国家的文化重心要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儒学和儒家道统要在南方的武夷山获得中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游酢、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对他们说：“吾道南矣。”游酢、杨时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望，“载道南归”宣传“二程”理学。
游酢在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46岁时，回到家乡建州建阳长坪，筑草堂于豸山之麓，著《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第二年，他到武夷山之五曲建水云寮，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把豸山草堂、水云寮作为阐扬、推广理学的基地，传播“二程”洛学。游酢在讲学中，主张通过研修孔孟道学，让门生明白天理、明白人的本性，以加强道德修养。因此，他在教学上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以“二程”提倡的“四书”为主要教材，抓住理学的核心“天理”进行讲学，让门生掌握理学的本质；二是强调要明道、志于道，让门生明确学习方向，立志于圣学圣道，端正态度，专心学习；三是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用理学知识指导道德修养；四是注意难易程序，循序渐进；五是因材施教，注意启发、体悟；六是注意从文化和教育的意义上阐述理学，以显示理学的根源和教化的功能，克服空谈心性的弊端，使理学与生活实际结合，使理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游酢讲学的豸山草堂，得到宋理宗皇帝的重视和表彰，被宋理宗敕建为豸山书院。武夷山水云寮，也被改为豸山祠，以纪念游酢道南的功绩。南宋末年，游酢后裔游九言游武夷山时，特题写“水云寮”三字，请名匠在五曲岩壁上刻石，以纪念祖辈在武夷山传播理学的功勋，至今刻石仍十分清晰。游酢还在家乡建阳崇泰里云谷山顶建豸山精舍为读书著书讲论之所。游九言曾跟随朱熹来到云谷山，住在豸山精舍，以继承祖辈事业。另外，还据说，游酢在龙岩连城建豸山书院，为讲学之所。杨时弟子罗从彦也曾在这里讲过学，发扬道南理学。
游酢最先在武夷山建草堂、精舍、书院，传播“二程”洛学，而且在讲学、传播中，“言论正当，行为端正；道德宏大，学问精粹”、“罗网百家，驰聘千古”、“推圣学以明大义，开来学以启后世”，而创建州理学之始，开武夷山“道南理窟”之先；又最早在武夷山使书院与理学较好结合，开辟出一条儒学与书院发展的新道路，对理学和书院的发展，对闽学的建立，都最先发挥了首要的作用，所以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
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还可以与杨时作比较。杨时到武夷山传道的时间要晚于游酢。理由一，朱熹的《九曲棹歌》第五首说：“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欵乃声中万古心。”诗中的“林间有客”，是讲游酢在五曲建水云寮讲学、传播“二程”洛学，将洛学道南；“无人识”，是讲游酢传播的洛学，人们还不认识，没听说过。这正说明游酢是最早在武夷山传播洛学的。因为是最早，人们自然是不认识的，不熟悉的。理由二，《武夷山志》里有一首杨时的诗《游武夷》。这首诗，根据南宋邵武人黄去疾编著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记载，是杨时在46岁时先从湖南浏阳知县任归家将乐，后又从将乐到京师去的路上经过建阳、武夷山，在游览武夷山时写的。因为在武夷山只住一个晚上，即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9月16日，因此不可能在武夷山设坛讲学。杨时真正在武夷山设坛讲学，传播洛学，根据黄去疾编的《杨时年谱》记载，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1101年），杨时49岁，任建阳县丞时，有沙县人陈渊投书问学。杨时喜欢他识性明敏，还把女儿嫁给他为妻。也是在这时，杨时与离武夷山较近的五夫里的胡安国、刘子翚、刘勉之等儒学家相聚切磋理学，邀游武夷山。杨时从建阳到武夷山，路过黄亭詹季鲁家，詹季鲁向杨时问《易》，杨时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说：“这就是《易》。”《易》就是一阴一阳，变化多般。这时，武夷山理学气氛有些浓厚。但这也比游酢在武夷山筑草堂建水云寮讲学传道晚了3年。理由三，杨时学成南归，首先不是到武夷山地区讲学，而是首先到常州、无锡地区讲学传道。这主要原因是：一是常州的邹浩理学观点与杨时相同，又“渊源伊洛”、“得伊川之传”，与杨时谈得来；二是邵武人李纲是杨时的挚友。李纲的祖先李赓徙居无锡，李纲出生成长都在无锡，而无锡又有东林书院；三是常州、无锡地区，舟车咸通，水陆称便，物饶民丰，山水秀丽，人文兴盛。有不少读书人钦慕洛学，有的直接前往投师求教，有的或师事杨时。如延平人罗从彦拜杨时为师，直接求教，就是杨时任萧山知县时。因此，杨时南归后，主要是在常州、无锡讲学。此外还有就是在荆南、京师、余杭、南都、萧山讲学、传道。从游酢与杨时的讲学传道的比较来看，“道南首”、道南第一人是游酢而不是杨时，这是显然的。朱熹的“道南首豸山”是完全正确的。
2.游酢学脉的传承
游酢“道南”传播洛学，他的门人据《廌山学案》记载，有胡安国、黄中、吕本中、曾开、陈侁、江锜等人。
胡安国，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人。他跟随游酢学《论语》、《孟子》、《易》、《诗》，得其精髓。他在武夷山致力于理学研究和传播，历时30载，著《春秋传》，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而后被定为科举考试范本。他虽然受游酢思想影响，但却又偏离游酢思想。后来，他与儿子胡宏开创洛学南传之湖湘学派。
吕本中，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少从游酢学，著作有《春秋解》、《童蒙训》等。吕本中除了师法游酢外，也师法杨时、伊和靖，而全祖望在《紫微学案》中说，吕本中所传的是其家学而不是游学。他的侄孙吕祖谦是朱熹的好朋友。
黄中，邵武人，游酢外甥，跟从游酢学《论语》、《孟子》等，深得游酢理学之真传。朱熹对黄中非常敬慕，曾登门投书执弟子礼，拜黄中为师。朱熹从黄中处获得游酢理学精粹。
曾开，其先赣人，徙居河南。他从学游酢，日读《论语》，求诸言而不得，则反求诸心，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他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游酢的纯正门生，不过影响力不大。
陈侁，长乐人。他有志于伊洛之学，并对游酢学识、人品最为敬佩，因此从游酢受业，举止、行动、待人接物都仿学游酢，“得其（游酢）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要”，但他的影响也乏力。
江锜，建阳人。他跟随游酢学《论语》、《孟子》，著有《春秋经解》、《论语说》、《孟子说》等，后在永州任教授。江锜虽然游于游门，但也游于杨门，跟随杨时学理学，可是他的“卒业”则是在胡安国。因此，他的思想与吕本中一样，实际上不是游酢理学的继承者。
游酢一传弟子胡安国将洛学传给儿子胡寅、胡宁、胡宏和侄儿胡宪，胡宪传给朱熹。朱熹成为游酢的三传弟子。朱熹这时虽然还是少年，还未定型，但却吸收了游酢传过来的洛学，为以后集儒学和北宋理学之大成进而创立闽学奠下了极为重要的第一块基石。
3.游酢“道南”的意义
游酢“道南”，影响深远。此后，武夷山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家创办书院，弘扬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群儒云集。他们在武夷山授业问道、潜修学问、著书刻书、继志传道，形成考亭学派，成为理学中坚力量，把武夷山变成一座理学名山，“闽邦邹鲁”、“道南理窟”。至今武夷山风景区方圆60平方公里境内，尚留下诸如水云寮、武夷精舍（已修复为紫阳书院）、南山书院、洪源书堂、留云书屋、静可书堂、幔亭书屋、石鼓书堂、止止书屋以及思学斋、岁寒轩、熙颐居、隐求室、塞栖馆、潜龙楼等理学家传道讲学、著书立说的遗址六十多处，道终归于武夷山。
明朝大学者邱浚在《道南书院记》里说：“所谓南者，不是道始于南，而是道终归于南。游先生的归南，使儒道也跟着归南！曾几何时，而文化昌盛的社会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中原被金人占领，中原的人就再也不知道有洛学了。幸亏儒家道脉，中兴于南。朱熹的出现，使儒道在建州武夷山得到盛大发展，使天下后世，都懂得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代实行它而没有弊病，这功劳真大啊！”因此，游酢“道南”的意义，主要有：
第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学传到南方，儒家道统得到接续，儒学得到中兴。
第二，创建州理学之始，建州武夷山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建州乃至全福建文化得到繁荣兴盛。
第三，游酢理学上承“二程”洛学正脉，下启中兴之后各大儒学说，是他们的源头活水，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与必经阶段，为朱熹建立闽学进而把儒学推向高峰奠定了基础。
第四，丰富了武夷山的内涵，提升了武夷山的品质，使武夷山光大名气，获得联合国“双世遗”的荣誉，使武夷山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
因此，“理学元宗”、“道南儒宗”、“闽学鼻祖”、“道南正脉”、“道南首”等这些荣誉，游酢是实至名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