葭叶为声，尘沙起
西域黄沙，葭叶为声，她踏尘沙而来，绝风尘而去，转身只留下笳乐琴声，诉尽平生哀怨。
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三国魏晋之时，中原流传起一种风尚，以古琴弹奏匈奴胡笳哀怨之曲，引此风尚的人是陈留郡的董祀；南匈奴处，也有胡人每于月明之夜卷芦叶而吹笳，二者曲调相似，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这便是闻名后世的《胡笳十八拍》，作此乐曲的便是绝世才女蔡昭姬。
虽远隔千里，却有同曲流传，只因昭姬的一段人生过往牵扯了两地情感，董祀是她第三任丈夫，匈奴处有她的前夫儿女。
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曾这样记述：“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拍”在突厥语中有“首”的意思，而起“胡笳”之名，则是琴音融胡笳哀声之故。
明代《琴适》中记录了胡笳十八拍的琴谱与曲词，其词就是蔡文姬所作的同名叙事诗，她以乐曲与文字记录了自己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那段时光，曲中含情，字字珠玑。婆娑世界须堪忍，有时候，生命因痛苦而美丽，人生因苦难而深刻。
十八拍中第一拍，是全曲的引子，也是她人生咏叹调的开端。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
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
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
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蔡昭姬，名琰，晋时避司马昭讳，故称之为文姬。
她的父亲便是三国时的文坛旗帜——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他性情纯孝，博学多闻，辞章多采，精通数术，谙晓天文，妙操音律。
蔡邕一直以博学而闻名于世，对于政治权术却十分生疏，他入仕颇晚，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三十七岁的他还只是司徒桥玄属下的一个小官，而桥玄便是那个在曹操还居微末之时就断言“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的慧眼伯乐。
蔡邕后来逐渐升迁，奉命到东汉国家图书馆校订儒家经典。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他发现一些经史典籍牵强附会，存在许多谬误，为了不贻误后人，他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历时九年，方才完成。
而后，将修订后的经卷以隶书誊抄书写，让工匠分别镌刻于四十六块石碑之上，立于太学门外。当时，各地的后生学子都慕名前来，观摩石经，车辆甚至堵塞了太学外的街道。
只可惜，这些石碑在洛阳动乱时多毁于大火之中，一千八百多年后，洛阳郊区的农民在犁田时掘出一些上有字迹的石块，经人鉴定就是当年蔡邕的手书，后人称之为“熹平石经”。
昭姬出生的时候正值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是父亲蔡邕着力于校订史经的时候。家学渊源，是孩子最好的教化，耳濡目染，让她自小便文采思华，谙熟音律。
由于父亲的博学多识，昭姬自幼时起便读得诗书万卷，学得音律乐理，但也正是由于父亲的书生之气，她的童年一直在四处漂泊中度过。
当时，灵帝在位，宦官专权，蔡邕性格耿直，凭借书生意气，直言相谏，上书论政，丝毫不懂得危世之中明哲保身的做法，后遭诬陷，全家人都被流放到北方的荒蛮之地。
而后，适逢皇帝大赦天下，蔡邕也被赦免，原本这是一次幸运的转机，只可惜再次被他的傲气挤走。
就在被赦免将要离开塞外之前，当地太守王智备宴为他饯行，王智的兄长是权倾朝野的大宦官，蔡邕对其颇为不屑。酒酣兴高之际，王智起身向蔡邕表示敬意，蔡邕面无表情，视而不见。王智向来狂妄骄横，见蔡邕当众轻慢于他，心生怨恨，后诬告蔡邕毁谤朝廷。
蔡邕自知灾祸难免，便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流亡避祸达十二年之久，昭姬也跟随父亲由北至南亡命避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孕育了昭姬的智慧和坚强的个性，她不是藏于深闺吟诗作画的小姐，而是提前品味过世事艰辛的行路人，也正是这些经年的积淀，让她在日后流落异域的日子中依然勇敢地活着。
昭姬给后人留下了经久流传的《胡笳十八拍》，而这浓厚的音乐素养也可在其父身上找到根源。蔡邕曾写过一篇《琴赋》，文字如诗，却含歌乐之妙，其中有这样一段：
仲尼思归，鹿鸣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青雀西飞，别鹤东翔。
饮马长城，楚曲明光。
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走兽率舞，飞鸟下翔。
感谢弦歌，一低一昂。
此段前十句中，每一句都提出了一首琴歌的名字，皆是汉代所盛行的乐府民歌，也成为后世极为珍贵的史料记载。
繁弦既抑，雅韵乃扬。三国时著名的音乐家，顾曲有误的周郎是一个，他跃然于民间的口口相传之中，蔡邕则是另一个，他闻名于专业的乐理领域。
蔡邕有一张古琴，名为“焦尾”，是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公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齐名的古代四大名琴之一。
相传，在蔡邕远迹吴会的那段日子里，某日，一吴人烧桐作炊，木材在火中爆裂的声音恰巧被蔡邕听到，立即辨认出此桐木是做琴的良材，他于是冲到灶前，将木头抽了出来。裁制成琴后，果然音色美妙绝伦。由于木材尾部已然烧焦，所以此琴便得名“焦尾”。
昭姬年幼时，某日，父亲在厅堂之中抚琴，无意间弹断了一根弦，隔壁的昭姬根据声音，便向父亲指出是断了第几根弦，蔡邕颇感惊奇，便又故意弹断其他弦以试探女儿，昭姬均能清晰辨别。
蔡邕对于女儿的聪慧看在眼中，喜在心中，女儿成年后，他精心为女儿挑选了一位乘龙快婿，那就是出身河东世族名门的卫仲道。
卫仲道学识出众，与昭姬琴瑟和鸣，只可惜，与漫长的灾难相比，幸福的时光总是过于短暂。昭姬嫁到卫家不到一年，丈夫便因咯血而死。昭姬为新妇，又不曾生育儿女，面对卫家人袭来的“克夫”的责难，才高气傲的她不顾世俗风言，离开了卫家，回到父亲身边。
父亲是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这四种人身上的特质在父亲身上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尤其在面对复杂的世态人心之时。他的性情，他的单纯，他的才气，如同他眼前的一重帘幕，遮住了政治的实质与权谋的黑暗，让他雾里看花，不识就里。
献帝初年，避祸江南多年的蔡邕回到了家乡陈留，没多久，他便接到了董卓的征召，迫于无奈，他违心就任。至此，蔡邕离灾祸已越来越近，虽然最初他曾想到过权谋水深，但却没料到无愧于心地为人处事竟也难免洪水覆顶。
说到这里，不由想到蔡邕乡居陈留之时的一件小事。
某日，邻家好友邀他饮宴，蔡邕去得迟了，待到时酒宴正酣，有宾客在隔着屏风在弹琴，蔡邕便在门口驻足聆听。
琴音起初清新流畅，没多久，琴声突变，如阴风骤至，暴雨袭来，蔡邕听出琴声中透出一股杀气，心下暗惊：“既请我喝酒，为何又有杀心？”谨慎起见，便转身欲走，恰巧被一仆人看见，报与主人说：“蔡邕先生来了，但到了门口又转身欲走。”
蔡邕一向被乡邦崇敬，大家听闻此言，便赶忙起身追上蔡邕，询问他是何缘由。在众人的追问下，蔡邕只得讲出了原因。众人听后面面相觑，惊讶万分，大家都没存歹意，怎会有什么杀气？
这时，刚才弹琴的宾客出来解释了：“适才我弹琴之时，看见一只螳螂扑向鸣蝉。蝉儿向后退走，螳螂向前一纵，我心里暗自一惊，唯恐蝉儿飞逃，螳螂失手，琴中杀音怕是由此而起。”
蔡邕听了莞然而笑，随即释然：“这便足以让杀心行于乐声之中了。”
只可惜，人心比乐理还深邃，蔡邕听得出乐曲中闪现的杀机，却没看到政局里隐藏的刀锋。
一声叹息，半生悲辛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这是蔡邕《饮马长城窟行》中的诗句，无数的日日夜夜，昭姬在心中重复着父亲写下的诗篇。转身前，父亲依稀还在眼前，抚琴写史；转身后，一声叹息万事皆空，而她也身陷异域胡地。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而她却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之死，成为了长安城百姓与官员们的庆典，天灯燃尽了大家心中积蓄已久的怨气，不过，此刻，有一人却内心复杂，不可言说，那就是蔡邕。
中平六年，董卓掌权，对蔡邕的盛名和才气早有所闻，便派人征召他进京任官。蔡邕不愿被牵扯进董卓的政治旋涡之中，他推托有病，婉言拒绝。
粗人对文人，自有一套办法，董卓威胁蔡邕，如不听命，便诛杀全族。
蔡邕被逼无奈，只好前往洛阳。董卓大喜，收起之前的恐吓，对其极为敬重，先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后又迁尚书，三日之内，蔡邕历遍“三台”。
董卓的确算不上一个好人，他残暴贪婪，他枉杀无辜，但对于蔡邕来说，他也并非一无是处。虽然董卓粗暴凶残，刚愎自用，但对文士的敬重之心，让他颇能听得进蔡邕的劝告。
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废除汉少帝，在场官员大多敢怒不敢言，只有尚书卢植提出反对意见。董卓大怒，立即下令他推出斩首，幸亏蔡邕极力劝阻，卢植才免于一死。
虽然当初蔡邕完全是在董卓的胁迫之下才应召为官，但毕竟他曾对蔡邕厚爱有加，倾心相待。因此，董卓被诛杀之时，蔡邕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流露出一丝伤感之情。
就是这样“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的细微举动，给蔡邕惹来杀身之祸，因为当时坐在他旁边的正是一手设计灭董的司徒王允。
蔡邕的一声叹息，让王允勃然大怒，一口认定蔡邕怀其私遇，是董卓的逆党，下令将蔡邕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自知在劫难逃，甘愿黥首刖足，只求给自己留条性命，让他写完耗费了半生心血的汉史，朝中官员也纷纷为他求情，但王允丝毫不为所动。
蔡邕作为汉朝第一文士，文学书法、音乐绘画、历算谶书，三坟五典，无所不精。一个在汉朝为官的异域之人太尉马日磾，心下不忍，劝阻王允：蔡伯喈为人忠孝，且旷世逸才，多识汉事，若让他续成后史，日后定是一代大典，若一点小事便肆意诛杀，肯定会失天下人心。
一意孤行的王允丝毫没有通融，在他心里，当初汉武帝没有杀死司马迁，让其完成了那部谤议之书，流于后世，便是十足的失策。如今，国祚中衰，社稷濒危，自己决不能再让蔡邕这种人执笔在幼主左右，让他以笔为刀地讪议自己。
马日磾劝说王允无果后，走出门来，曾仰天大叹：“王允这样的做法只怕不能长久了！”
就这样，时年六十一岁的文坛领袖冤死狱中，只因为不由自主地一声叹息，他已写就的部分汉书也在之后的战乱中湮没无存。
对于蔡邕之死，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蔡邕的一声叹息，为何让王允如此的无法忍受？蔡邕不是什么坏人，王允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人。蔡邕的叹息是至情至性的情感流露，但他却忘记了，在权力场上，有一条常规的法则。
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
他的叹息如同一根不合时宜的刺，刺到了王允的隐痛。王允其实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他对于政治远没有曹操那样的驾轻就熟，也正因如此，他用计除掉了董卓，却没能挽回变乱的局势，反而随个人之心杀伐决断，以致乱上加乱。
同是文士，便难免有心结，因为文人相轻自古便是无法克制的毛病。王允对于蔡邕的不满，其实很早之前便隐藏在心中了。
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曾记录了这样一段公案：“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殷芸支起镜头，展现了这样一段画面：若干次，大庭广众之下，王允与蔡邕相互争论，王允均以词穷而惜败，领衔的角色一直是蔡邕。
只怕，类似这种小事在蔡邕心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却成为了王允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阴影，所以，他一怒之下动了杀机，任是何人劝解，都无法制止。待到后来，听到了朝野上下的诸多非议，王允也心生悔意，只可惜想要挽回已来不及了。
父亲冤死狱中，让昭姬心痛万分，然而，这仅仅是她人生苦难的开头，大乱，紧跟在后头。
如果说蔡邕之死，暴露出了王允性格中的缺陷，那么西凉兵变则突显出了他政治智慧的短浅。蔡邕是被诬陷的董卓同党，他的冤死也引起了正牌董卓余部的惶恐。
董卓的嫡系部队是凉州兵团，李傕和郭汜则是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原本李傕、郭汜、樊稠、李蒙已上表求赦，但意气用事的王允本着“除恶务尽”的念头，再次做出了固执的决断：“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