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东流的长江，自西而来，一路波阔浪涌，气度雍容。然而流经夔门之后，立刻景象迥异，岸崖紧收，峰壁陡峭，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过此“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摹山”的雄关，便是进入著名的三峡了。
自两汉魏晋南北朝延宕至隋唐五代十国的中国学术大河，在绵延流进宋代时，气象也发生陡变。汉唐一路秉持而来的章句之学被彻底丢弃，代之而来的是由我注经、阐释义理的全新研读经典之风，儒学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横跨宋元明三代的理学时代。
相对于两汉烦琐、刻板的文字训诂，它不仅高深而抽象，更由字面探研进入了心灵思考的哲学层次。相对于魏晋离经叛道的玄学，隋唐佛道繁盛下科举器用化的儒学，它又是直通孔孟原旨的儒学回归。
因而，面向这个气势与法度、国力与疆域都远远逊于汉唐的赵宋王朝，陈寅恪先生却满怀服膺地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判也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不易之论。
胡瑗，就是“登峰造极”的宋学开山人之一。
王安石称他“天下豪杰魁”，范仲淹尊之“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朱熹说他“百世之法”。被上述三位一流学者所集体称颂，胡瑗的学术造诣和地位可见一斑。
一
公元九〇七年，以唐哀帝在朱全忠逼迫下逊位为标志，历时二百九十年的唐王朝无奈谢幕，随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扰攘的五代十国分裂动荡的时期。
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在开封城北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心里十分舒坦，表情却忸怩万分地披上一件具有旗帜作用的崭新黄袍，赵宋王朝由此宣告成立。
历史又骄傲地进入了新纪元，而因长期兵燹与地方势力割据所带来的种种戕害的中华文化，再次进入大一统之后的捡拾、整理、复苏和重振工作。被战火焚烧的残简需要精心修补，遭马蹄践踏的琴弦需要重新定音，倾圮为瓦砾的学庠需要重新修建，因割裂而彼此冲撞的异质文化需要整合。总之，隋唐之初所经历的那一幕幕，如今仍得重演。
此前统定天下之后的隋文帝、唐太祖、唐太宗，当他们从马背上跳下来，望一眼面前的山河后深知，武力可以定天下，但欲治天下，要使得国家长治久安，还必须从儒学中汲取智慧。宋太祖、宋太宗等赵宋王朝的缔造者也意识到了，他们对儒学表示了极大的服膺与拥戴之情，而且较之唐初那帮帝王更有着超乎寻常的热诚。
为高树孔教，早在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就将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宜破格任命为曲阜主簿。宋太宗即位后，又封孔宜为文宣公。到了宋真宗这里，开始将文宣公世袭化。公元一一〇八年，宋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来到曲阜孔庙礼拜，并对孔氏族人大加封赏。
这一切都是想告诉世人：赵宋王朝尊孔重儒。
赵匡胤表现得尤为突出。赵普年少时习弄吏事，寡学无读，等后来成为丞相之后，宋太祖常劝他读书，让他补课。赵普于是“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因此，他制造了一条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提倡并普及学习之风甚至影响到了军队，《宋史·；狄青列传》载，当范仲淹发现狄青确系良将之材后，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而且还特别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勉励其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于是，狄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加知名。
有一则脍炙人口的佳话，充分彰显了赵宋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宋朝的叶梦得在《避暑漫抄》记载道：“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可贵的是，此后的宋朝历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太庙之门打开，世人这才看到此碑。其上赫然刻有：“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以密誓的方式告诫后代帝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用“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极端诅咒之言，严厉告诫处于权力顶端的子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难怪有人说，讲求以文治国的宋朝，它也许没有唐朝的兴旺发达，但却多了一层平静中的深沉；它也许没有唐朝的开放气度，却多了一层封闭之中倾心文化的温情。
《宋史·；文苑传》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一个厌倦武力、尊师重道、崇尚文雅、遍用文士的国度，它没法不优雅并知性起来。
二
就像一场暴雨可能使城市顿成泽国，但对极其干旱的地方却无济于事，北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却并不能根本性解决北宋初创时期儒学面临的极大问题。
从《续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也许可以窥见经过长期兵连祸接、世乱道丧之后，宋初文化事业的困窘。
首先是书籍的短缺：“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
其次是文化场所的破敝：“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
统一之后，南方异质文化表现出了与儒家文化不相应的浮靡之风。随着赵匡胤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于干德三年攻灭后蜀，又于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宋朝基本完成了国家统一事业。散佚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被搜集转运到汴梁，被占领区的文学才俊之士也迤逦从各地汇聚到这里。
长期征战中臂膀酸疼的宋太祖、宋太宗，需要这些操着南方浓重口音的文士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初来乍到的南方才俊也急于通过殿堂上的诗词唱和来表达忠心，当然他们还有要在人地两生的新朝展示自己才华的意思。
于是，讲究润饰藻汇，不涉及现实政治的奉和应制之作得以大兴。宋真宗即位后，这种弥漫在宫廷中的肤浅酬答之风也刮到了民间，读书人书斋中的浮靡酬唱蔚然成风，甚至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独特骈体俪文——西昆体。
重文轻道，已在朝野形成气候。
更为糟糕的是，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乱道丧之后，韩愈所积极倡导的师教之风，努力搭建的儒家道统体系，此时几乎荡然无存。加之连年用兵，耗费了国家有限的财力，统治者虽然有心但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八十余年间，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勉强维持有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期建立的州县、乡、党三级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已经不复存在。
一批卓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以儒家精神观照现实，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觉潜身躬行，积极救治“道统”不继、“师教”缺失的时弊。
他们分成三路纵队来分别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路，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团队，以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儒家精神，激论时弊，矫厉风节，寻求富国强民之路；第二路，以欧阳修和梅尧臣为核心，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诗文革新运动，明确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理念，一改浮靡的西昆时风，将义理之学运用到实际之中；第三路，以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为关键人物，以圣贤自期许，力劈佛老，坚持正统，积极从事教育，重新确立自魏晋以降迄至隋唐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重建道统。
从儒学学术角度看，第三路无疑最为打眼。而其中的胡瑗又出力最甚，收效最著。作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学术史与中国教育史上均为一座高矗的丰碑。
欧阳修作《胡先生墓表》中云：“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
明人程敏政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嘉靖九年，明政府正式以胡瑗从祀孔庙，尊称他为“先儒胡子”。
三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南通如皋）人，因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生于公元九九三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卒于公元一〇五九年，宋仁宗嘉祐四年。
提到胡瑗，就必然要提到宋初学界的另一座重镇——“泰山先生”孙复。
胡瑗、孙复，与孙复弟子石介，被世人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初兴学，以“三先生”最为有名，三者之中，又以胡瑗最负盛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开篇即说：“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
胡瑗也有过显赫的家族史，其先祖胡遵曾为晋之车骑将军，家族中曾诞生过两位皇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等十余人。但到其祖父胡修己时已经家门不显，父亲胡讷也只是任宁海军节度推官，是一个位居底层的下等官吏，乃致出现“家贫无以自给”的窘困局面。
就是在这样一个贫贱低矮的屋檐下，诞生了少年即负远志、聪颖特达、好学进取的胡瑗。他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少年时期就以“圣贤自期许”，被乡邻视为奇才。老实憨厚的胡讷同志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这很像自谓出生于孤门细族，“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东汉儒学大师王充。王充为自己少年时期所画的肖像是：“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王充之父）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如果让胡瑗写一篇《自纪》追忆儿时，估计仍是这个底稿。
家贫是一个方面，但最大的原因是家乡的天空太低矮，不能供一只未来展翅蓝天的雄鹰在这里练习起飞与翱翔。所以，少年王充走出了故乡上虞，带着理想与希冀到洛阳求学，以吸纳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养的空气。
少年胡瑗也负箧而走，他的方向是泰山。原因似乎也很简单，这就像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写的宋初实际求学境况：“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金庸在其虚拟的武侠世界里，将天下名山浪漫地分给了武林门派占据，对之可善意地付之一笑，不可当真。因为，在庠序等地方学校全面处于瘫痪的宋初，这些风景优雅、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飘荡的始终是琅琅读书声，而非剑戈交鸣。
泰山，就是这样接纳了胡瑗。
同时就读于泰山此地的还有孙复。再以后，是孙复在此聚徒授学，石介盘桓此间，直将一座大山营造得人文炳焕，光彩夺目。“宋初三先生”集体将这里作为了自己研习经典、深明学问的课堂。
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将以与泰山同等巍峨的高度，拉开宋学的大幕。
而自经他们在此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之后，一代代有识之士遂在泰山竞相举办书院。先是孙复在此聚众授徒，后来如明代李如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许莲君的怀德书院等等。四方士子怀书持伞络绎而来，大雅传诵，弦歌不绝，使“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平添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他们带着共同的理想与抱负，以相同发奋蹈厉、废寝忘食的学习姿态同读于泰山。孙复虽“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但他“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胡瑗呢？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得家信，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
全祖望后来将之写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引得乾隆为此诗兴大发，率尔作《戏题投书涧》一首：“报来尺素见平安，投涧传称人所难。诚使此心无系恋，平安两字不须看。”
老实说，乾隆的这份怀疑是有道理的。
一个如饥似渴钻研圣贤经典的人，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为了潜心治学，心无旁骛，这完全有可能。但在十年不归的空寂大山里，好不容易接到一封家书，只轻轻瞄上一眼，看信封上有“平安”两字，就将信投入涧中，不再展开细读，于情于理都十分说不过去。
也许，他正在思考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家信忽来，因不愿为之分心移神，匆匆看到“平安”二字之后，随手将之暂时搁置一旁，等闲下来后再仔细捧读，哪里会收到家书如同收到债主的逼债函一样，愤然“投之涧中”呢？
这或许是朱熹对安定先生的高推圣境，无非以此样板来激励自己的学生摈弃俗念，刻苦求知，沉潜治学。
今天的泰山五贤祠东有道深壑，后人附会名曰“投书涧”，涧边立一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即便扔书，胡瑗难道会专门跑到深壑前，而且每次立定于这个位置？现代旅游业常常半生不熟地开古人玩笑，同时也拿自己开涮。
四
梵高在其生年，只售出一幅《红色的葡萄园》，而且就这唯一出售的画作也不是遇到赏识者，而是为心疼哥哥的亲弟弟买走。谁能说这是梵高的艺术出现了问题？问题只有一个，是他生存的世界对艺术瑰宝的漠视。
在泰山苦修的两位学术巨匠，同样遭遇了这等尴尬。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毅然止步于科场；胡瑗，则前后七次应考，均以不中而告终。
年过而立、学已大成的胡瑗，于公元一〇三三年果断拒绝了第八次走向考场，而是将脚步踅向家乡泰州。
息罢科举之念，兴举教育之想。
这中间，当然有屡次碰壁科场之后的心灰意冷，也有随着知识与阅历丰厚对功名意识的淡泊，而尤为重要的是少年时就树立的“以圣人自期许”的使命感在此时遽然发生作用。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在他这个逻辑链条里，兴学办校为教化之本，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就人才，而人才是“致天下之治”的关键。这就将自己的职业选择与治国兴邦紧紧系于一处。
从孔子、孟子、荀子、王充、郑玄、马融、何休、韩愈等一路走来的历代大儒，他们共同选择了这条退而降帐授徒之路，目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重建儒学传统，致力教育事业，晚年的孟子就在这里找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份快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胡瑗没有孟子的那份豪迈与乐观，相反，他因对宋初教育现状有着清醒打量而产生无限的忧心。
此时，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教育瘫痪，士病无所于学，官病无所于养。面对此情此景，有责任感的文化士人必然自觉承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使命感、责任心交相作用下的他，欣然走向家乡，愉快地拿起教鞭，走上神圣而又平凡的乡间塾师讲堂。
这间私塾很小，就设在泰州城的经武祠里，在今天的泰州中学院内。两百年后的南宋宝庆二年，公元一二二六年，泰州知州陈垓在此建立起书院，取名就叫安定书院。
在这间狭小而颇显寒酸的学校，胡瑗面向整个北宋王朝，第一次亮出了他鲜明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他告诉人们，治习儒家经典的要义在于注重实际，讲究实用。你们趋之若鹜所追求的辞藻华丽的辞赋不是根本，被弃之于冷板凳上的经义探求才是体用之学。而且，他“不取传注”，“以义理为宗”，作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
无疑，这就与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探求经典要义直接运用于改良社会的政治努力的范仲淹与倡导“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的欧阳修一致起来；也与韩愈“文以载道”思想，以“道”为本质，以“文”为工具的古文倡行运动一致起来。
教学闲暇时，漫步在泰州的“范公堤”上，胡瑗一定会常常独自念叨起一个人，虽然他们之间还从没有见过面。
胡瑗从泰山回来后，这个人早已离开泰州。但胡瑗脚下的防海大堤却永远记着他，那是他在这里就任时修建的。他与朋友滕子京留在这里的“文会清风”佳话也记着他。
更重要的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精神，号召并启导士大夫及知识分子以充分自觉，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他就是出生在长江对岸苏州吴县的范仲淹。
事实上，范仲淹也应是宋学的创始者之一，只不过他身在政界，属于事功性的过多政治改良努力掩盖了他的学术成就。但他以政治家的独特身份，对宋初“三先生”的襄助与提携，以及对新儒学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厥功至伟，不可磨灭。
两个取向一致的人最终会在某个时刻见面，并从此将欣赏的目光彼此递送给对方。
五。
公元一〇三四年，景佑元年，胡瑗带着他的教育兴国梦想走出泰州，到苏州一带设学开讲。此前一年，范仲淹因宋仁宗废郭皇后而犯颜上谏被贬睦州，两年后，范仲淹来到苏州，任苏州知事。
他们终于相见了。
一位是重视文教，希望通过大兴学庠，化教万民的地方行政长官；一位是学贯经史，治学有方，久负盛名的教育家。彼此早已熟知对方，但一直未曾谋面的两个人，自然相见恨晚，一见倾心。
范仲淹在苏州南园开办郡学后，特聘自己“爱而敬之”的胡瑗为教授，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范纯佑、范纯仁等送来，虔敬拜师，恭敬从学。在胡瑗的悉心调理下，学风规肃，教有卓成，苏州郡学以其独特的治学思路、教育方法，一时间名扬天下，成为各地学府竞相效法的楷模。
公元一〇三六年，宋仁宗诏定雅乐，召求懂得音律者。此时在已经回京担任天章阁待制的范仲淹的举荐下，胡瑗北上开封，以一介布衣与皇帝对话于崇政殿，奉命和当时著名的音乐家、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在京期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以及高深的儒学修养深得众人赞赏。钟律校定工作结束后，宋仁宗破格授予布衣身份的胡瑗试秘书省校书郎。
此后，在数年的官场生涯里，他见到的是结党营私，排挤异己，感受的是互相敷衍，尔虞我诈，这使得本就无心宦路的胡瑗深感无聊，疲惫不堪。
在此期间，他又亲眼见到怀拥赤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范仲淹，抱着一腔爱国之志，因直言时弊、大胆讽谏而遭受打击。公元一〇三六年，“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坐讥刺大臣，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并落职补外，诏戒百官越职言事”（《宋史·本纪第十》）。这些都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不安与厌倦之中。
在继调任密州任观察推官，后改任保宁节度推官的公元一〇四一年，胡瑗收到了来自湖州的一张热情洋溢的聘书。
落款人是滕子京。
滕子京即滕宗谅，其时，他也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
胡瑗欣然应允，赶赴湖州州学任主讲教授。从此，他主持湖州州学长达十二年之久，加之此前在苏州的教学生涯，他在苏湖地区开门授徒已达二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弟子逾千人。
《宋史·；儒林列传》说他：“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
在此期间，他充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苏湖教法”。《安定学案》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考录：“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在世界教育史上，胡瑗首创了分设专业的教学制度。他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分别施教，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两个班，好像今天的文、理两科，前者专门探求儒家经典义理，让那些有志于儒学的弟子学习；后者强调事功，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让有此志向的学生“治一事又兼一事”，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两斋并行，他在教学之中直接把义理巧妙地运用到实际之中。
为“究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胡瑗在讲学之中十分注意直观教学方式。比如他在讲授《周礼》、《仪礼》、《礼记》时，因三礼书中所载礼器久已失传，他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于是，人人得窥三代之物之懿，朝夕对之，皆日素习”。正是如此，学生均“信其师说”。
胡瑗除重视书本教育外，还非常注重敦尚行实。他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教室，了解社会，以开拓胸襟，扩展视野，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机统一在教学活动中。他坚持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因此，他亲自带领学生自湖州游关中，上至潼关关门。在走进社会，了解世风民情中，让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从而启发学生，开悟弟子，做一个真正有益于社会“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
这中间他被召为诸王宫教授，但胡瑗辞疾不行。他不屑为诸王的老师，更愿意教授那些州郡的可造之才。胡瑗结合经义和时务的教学理念，一反隋唐以来只重文辞、避实就虚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在他这里已经正式开端。
这一教育理念，在公元一〇四四年被宋仁宗诏令在太学中推广。
背后的推手是范仲淹。
千古不朽的《岳阳楼记》起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从而牢牢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这一年彪炳史册，绝非是衔远山，吞长江，横无际涯的洞庭湖上起了一座岳阳楼，而是因为轰轰烈烈的北宋“庆历新政”就昙花一现在此年。
继发生在唐朝中期的“永贞革新”之后，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鉴于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于公元一〇四三年九月，启用范仲淹为副宰相大胆进行改革。改革派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新政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十项富国强民的改革主张。
《答手诏条陈十事》很快获得宋仁宗赞赏，随即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领导下全面启动。
短短几个月时间，新政就显示出巨大的成效：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官吏升降制度得以严明，高官子弟恩荫特权受到限制，有特殊才干的才俊之士得到破格重用；科举考试内容得到改革，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章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全国兴起办学之风，于京师重新办起了太学。
胡瑗的“苏湖教法”作为办学先进经验，便作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要一项，被大力倡行在太学。
一个私塾老师的教学方法，却被国家最高学府奉为圭臬，进行推广效法，古今中外，只此一例。
六
很奇怪，拥有巨大教育声名的胡瑗，每次入京，却都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受诏而行。
《宋史·；乐志》中言：“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音乐在王制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唐末世，黄钟委地，瓦釜雷鸣，乐文坠缺，音律不准，所以，北宋朝廷曾在公元一〇三六年校定钟律。
那次，胡瑗因熟知古制，善识音律，被范仲淹推荐，以布衣身份受诏前来厘正音乐。这也足见范仲淹举荐人才的不拘一格。
公元一〇五〇年，朝廷又铸太常钟磬。胡瑗与阮逸再次受诏入京，他们与太常官议于祕阁，遂典作乐事。
《宋史·；乐志二》中阮逸有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可见，善识音律的胡瑗在其间，是用高明的算术来分方定律。他的数学造诣和音乐才能在同时代人中应该属于翘楚。
定乐期间，他被授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之后，他升迁为大理寺丞。公元一〇五六年，他又晋升为太子中舍、天章阁侍讲，同时还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工作。
因胡瑗在太学执掌教鞭，四方士子慕名而至，络绎不绝，乃至造成学舍容纳不下，必须“旁拓军居以广之”的踊跃就学场面。
如此一位学识渊博、深受学生爱戴的儒学学宗、大教育家，却和蔼之极。如同柳宗元待学生如待友，胡瑗始终与学生保持人格上的平等，“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因为他知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道德教育的显著特点在于人格感化。他要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结果，他蔼然冲穆、平和谦达的言行竞相为弟子门人效仿。故而，由他调教出的学生，别有一种气质在，那就是周身散逸的“沈潜、笃实、醇厚、和易”学风。欧阳修就感慨地说：“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安定学案》中也说：“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
理学泰斗程颐就是胡瑗的学生。
在太学上学时，程颐曾私下对人讲：“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还说：“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宋史·；道学列传》说他们师生之间，“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相对于另一位老师周敦颐，程颐明显更为崇敬胡瑗。
刘彝是安定先生早期在湖州教过的学生，熙宁二年为朝中大臣，宋神宗饶有兴趣地问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刘彝回答：“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宋神宗又问他，今天胡瑗的门人在朝里者有谁？
刘彝回答得更响亮：“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达用之学，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
答语充满了自豪感。师从胡瑗这样的老师，曾盘旋在其肘腋，那当然值得自豪。
七
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纠正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的错误倾向，主张“体用为本”的教育思想，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是胡瑗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重要功绩。
正如刘彝在回答宋神宗时所讲，胡瑗以仁义礼乐为体，以润泽斯民为用，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培养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由此，遂使天下学者明白圣人体用，政教之本。
他抛开儒学经典的成说统解，注重自我生命感受，以“由我注经”的方式重新阐释传统，开启了宋学疑经的思潮。
胡瑗说：“注疏之解，谓需之所须，须于天位，何所复需，需于酒食，以宴乐而已，若此，则是教人以体逸为心耳，无足为法。”于是他不取传注，但求心解，在开门授徒中，由学生记录其讲学的内容，称“胡氏口义”。比如他的《周易口义》，不谈神秘象数，只讲其中的儒学思想本质，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这意味着《易》学研究实现重大转变，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的大河在此已经发源。
公元一〇五九年，嘉祐四年，身染重疴的胡瑗抱疾东归。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拥街塞道，“弟子祖帐百里不绝”。
一代大师于此年谢世，享年六十七岁。欧阳修作《胡先生墓表》如此道：“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
一位蔼然而端庄的老师，从此永驻万古读书人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