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宋学的横空出世，看作在隋唐五代芦苇丛中潜伏已久，突然破水而出的一叶扁舟，那么，就不能忽略对这个船上的三位撑篙人的整体打量。
这三位是：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徂徕先生石介。作为宋学的共同开山之祖，他们有个集体学术称谓——宋初三先生。
《宋元学案》引用黄震的话论定：“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周敦颐）、洛（二程）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朱熹也曾说过，“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他在《朱子语类》中还说：“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
这就将“三先生”明确标定在宋学发展的源头。
而从儒家“道统”昭彰的意义上讲，自韩愈在中唐首倡，后又有柳开于宋初力播，但真正形成黄钟大吕之声，对后世具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作用，从此使得儒家学者代不绝人，世有力肩斯道者挺身而出，自觉站定于道统谱系，捍卫儒家精神思想传承，居首功者就是“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二先生。
不仅仅因为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更因为彼此一致以学道、行道、传道为己任，共同致力于重建儒学师道体系，倡导疑传惑经，注重明道体用，孙复与石介同时又成为“三先生”大概念下一个不可割裂的学术体，是宋学发展链条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一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因讲学于泰山，世称“泰山先生”。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生于公元九九二年，宋太宗淳化三年；卒于公元一〇五七年，宋仁宗嘉祐二年。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人生大都相似，不幸的人生却各有各的不同。
孙复与胡瑗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有着太多极为相似的人生不幸：
——胡瑗出生于一个位居底层的下级官吏之家，常常入不敷出，乃致“家贫无以自给”。幼年的孙复家境贫寒，比胡瑗更为不堪，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平民之家，而且父亲早亡，独与寡母相依为命。就是在这穷困潦倒、艰辛异常的生活中，他却固守贫穷，力学不辍，饱读诗书，通悉经典。
——胡瑗在考取进士的路上，连续七次折戟沉沙，每次失败后，都默默地选择了泰山作为自己的蓄能待发之所，将之作为自己苦读进修的备考之地。孙复在考取进士路上同样连年蹭蹬失意，先后四次参试，结果“三退于礼部，一黜于崇政殿”，屡屡碰壁之后的他，也默默选择了泰山。
——在与世隔绝的孤寂、清冷的泰山之上，他们相互见证了彼此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刻苦学习。胡瑗“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孙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但始终“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在屡屡科场受挫之后，他们没有为考取功名而改变自己的为学方向，相反，集体选择了息罢功名之心，转而走向毕生致力的教育事业。胡瑗在公元一〇三三年果断放弃科举，从此在湖、苏地区聚徒授学。孙复则在公元一〇三五年抛弃场屋举业，从此在泰山降帐授徒。最终，他们都因卓荦的教育成就，引起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革新派的注意，都进入国子监，成为天下士林敬服向往的宗师。
一座巍峨的泰山，最终成就了两座高迈的学术之峰。
公元一〇二三年，三十二岁的孙复走进了幽静的泰山，从此与胡瑗在这里共同学习生活了十年之久。
一扇冰冷的寒窗，两个凝重的剪影，成为泰山顶上最具人文意义的一道景观。
在此之前，泰山一直是历代帝王摆排场、树威仪的封禅祭祀表演之地，只有等到孙复与胡瑗负箧而来，傍石苦读，临溪沉吟，餐风饮露，穷究经典，这里从此才有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并终至郁郁苍苍。
让我们纳闷的是，孙复，一个山西临汾读书人，为何放着临近的五台山不去，却要不远万里，跨过苍茫太行山，风尘仆仆地赶到泰山来？
原因就在于，齐鲁大地自古就是人文渊薮之地，泰山在中国文化史上又有着特殊的文化坐标涵义，最主要的是，这里离京师开封很近，便于来年补考。
北宋各地州县没有学校，同样是重要原因。直到宋仁宗时，北宋全国州县之学基本上仍处于一片荒芜之状。据《宋史·；选举志》记载，范仲淹在宝元年间任参知政事后，意欲复古劝学，数次上书建议兴办学校。宋祁就为此向宋仁宗说过：“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从此之后，州县才恢复立学。
泰山，并没有成为他们科举路上的福地。
宋初规定，凡考举进士者，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这样的考试科目弊病显而易见，所谓明经，不过帖经、墨义而已，考的是举子的机械记忆，而非对经典的理解。诗赋之试，更是以辞艺的文之末事来取士，均无法选拔出真正的有才之士。
当时，主管贡举的张方平就为此上奏：“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宋史·；选举志一》）
作为应试者，孙复无疑更为清楚自己屡考不中的原因。“故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这是石介在《徂徕文集·；上杜副枢书》中说乃师孙复绝意科场的原因。
业已熄灭科举之心的孙复，转身走向祖述孔孟之道这条大路上。作于此时的一首《谕学》，可以充分表露孙复的心迹：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那就向身后的考场潇洒地挥挥衣袖，从此彻底与之决绝。不再虫子一样“披攘攫搏纷相随”，蠕动在拥挤的科举独木桥上，而是带着自己“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为周孔做藩篱，起斯文于下衰的志向，走向“图存远大”的“深明学问”之路。
这是条异常艰苦的路。
二
山高风冷，孤灯残卷。
独守着空寂大山，缺衣少食、发奋忘我的孙复更像一个跋涉在路上的苦行僧，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心中却是光明一片。
正因不再为功名而学，而是为重树儒家道统，力肩孔孟斯道于己肩，普教化人，孙复此后的刻苦自励，箪食瓢饮，便有了颜回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远古儒者风慨。那便是死守善道，无须臾之间违仁，颠簸必如是，造次必如是。
这种在极端贫苦与清寒中，岿然不动，持之以恒，其实也正是一代代以道统承继者自认的大儒们，所集体呈现在精神层面的共性。
事实上，他的确是以继承孔、孟、韩愈的道统而自居。在《信道堂记》中，他自道：“吾学尧、舜、汤、禹、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非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谓进也，退之所谓退也……圣贤之道，无进退毁誉也。”
一个人在内心里已无进退毁誉，那他的举止行为便再也不受任何世俗影响，从而独有所抱、寂然一致了。
由此来看，杨延龄的《杨公笔录》中所载的一段逸事就不是很可靠了。
《杨公笔录》称：“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为养。若日得百钱，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生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范仲淹因母丧回南京，因南京留守官晏殊之邀主持应天府学，也即睢阳掌学，时在公元一〇二六年。范仲淹急公好义，照料学士，向来“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此时尚在应举且困难万分的孙复受其帮助，应该确有其事。但依孙复性格，却不会屈身“索游”，要饭到范公门上。
不管是《宋元学案》还是《宋史·；儒林列传》本传，都讲孙复是“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是自学《春秋》，而非跟随范氏学习。而且，均说孙复出仕缘于范仲淹的大力举荐，那么就不会在“朝廷召至”后，范氏才知道“乃昔日索游孙秀才”。
这多多少少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孙复的困顿艰辛之状，闻之令人欷歔。
景佑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好友胡瑗正在泰州、苏州一代讲学，而且声名鹊起。于此年结束了自己第四次失败科举后的孙复，开始反思志趣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由此思考并重新为自己选择人生方向。
徘徊在人生重大抉择的关口时，他遇到了石介。
一见之下，早年就进士及第，得意官场，且博学贯通的石介，竟然完全不顾自己的官场身份与学术身份，甚至也根本不考虑二人之间本无师生行谊的经历，向孙复严格执起弟子礼，并将自己无限的爱戴、尊敬与襄助，悉数献给了孙复——这个科场屡屡铩羽，此时更为困顿穷蹇不堪的老牌书生。
尽管对方的地位与声名远逊于我，但我向来只向学识低头，只向道德弯腰，只向高迈的人格服膺，孙先生的人格与学问值得享有我毫无保留的尊敬，那我就以他为师，向他虔诚敬拜。
只有心中时常中空，竭诚而虚，才会以贵问于贱，以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
三
石介，字守道、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因曾耕读讲学于徂徕山，世称徂徕先生。生于公元一〇〇五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卒于公元一〇四五年，宋仁宗庆历五年。
他出生在一个世为农家却“豪于乡里”的典型中国农村富庶之家。其父石丙曾中进士，专三家《春秋》之学，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
石介自小“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范仲淹在南京主持应天府学时，他作为在校学生，曾受教于范先生。天圣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二十六岁的石介进士及第，此后历任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等职。
公元一〇三四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后，遂东游入鲁，游学于泗水、汶上、兖州、东平一带，陷于“汲汲于道路”的困境，而且身负先人骨殖，却无力下葬。石介后来在《与董秀才书》中说孙复：“年四十有四而两鬓尽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师，躬负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将藏于泰山、徂徕之间，而贫无以具棺榔，先生朝夕爷天而哭。”
正是在汶上，通过一位叫士建中的儒生牵线，孙复与做郓州观察推官的石介首次结识。
士建中，字熙道，系一代醇儒，郓州（今邯郸魏县）人。他急公好义，为人爽直，甚得孙复、石介的推重。《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中说：“孙泰山讲学，先生同时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为第一，而石徂徕其次也……徂徕高视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
全祖望曾记载，当时孙复室无一间，因此年已五十而未娶，出于对孙复学问与人品的极大尊重，士建中谋划为他购买田宅以置室。他曾当面箴规石介，批评他“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的性格未抵中道，批之切当其弊。
由士建中这样一位中间人介绍，石介怎能不对孙复肃然起敬呢？
这在石介所作的《寄明复道》诗中可以窥得：“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见。知道在熙道，一见不敢慢。尊之如韩孟，与道作藩翰。今春来南都，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所怀恨未展。明复无羁缚，我有守宫限。”
这首诗当作于石介为南京留守推官的公元一〇三五年，此时，石介通过熙道先生士建中的介绍，虽然对孙复“一见不敢慢，尊之如韩孟”，但从标题到字里行间仍直呼“复道”其名，可见此时还没有拜其为师。
写于此后的一首《赠孙先生》，口吻则完全大变：“世无伯乐不识马，眼看骐骥如驽骀。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为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声濊濊白云堆。我居其间构茅屋，先生先生归去来。”这是石介自掏腰包为孙复筑庐泰山，建立书院，使其可以据此聚众授徒后，向孙复发出的邀请函。
一句“先生先生归去来”，殷切之意溢于言表。同年，在《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泂明远、楚丘李缊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诗中，石介写道：
凤凰飞来众鸟随，神龙游处群鱼嬉。先生道德如韩孟，四方学者争奔驰，济北张泂壮且勇，楚丘李缊少而奇。二子磊落颇惊俗，泰山石介更过之。三人堂堂负英气，胸中拳挛蟠蛟螭。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业尊为师。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讽大易春秋辞。洪音琅琅乡齿牙。鼓簧孔子与宓义。先生居前三子后，恂恂如在汾河湄。续作六经岂必让。焉无房杜廊庙资。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辈同扶持。二人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终有时。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
诗中，石介将孙复比为凤凰神龙，将自己与张泂、李缊喻为众鸟群鱼，先生穆然在前，学生恂恂在后，鼓簧孔子，口诵《春秋》，俨然一幅其乐融融的就学图。
是什么使得进士及第且畅游宦途的石介，对举业不进、仕途无望、潦倒不堪的孙复，产生了如此大的拥戴尊奉之情？
还是在那首他初识孙复不久的《寄明复道》诗中，他这样写道：
四五十年来，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彫缺，浮薄竞相扇。在上无宗上，淫哇千万变。后生益纂组，少年事彫篆。仁义仅消亡，圣经亦难散。其徒日已多，天下过大半。路塞不可辟，甚于杨墨患。辞之使廓如，才比孟子浅。患不恐不救，有时泪如霰。大贤为时生，去圣犹未远。
斯文屯蹇，浮薄竞扇，其徒日众，天下过半，同时深感自己才浅力弱，不能起而振时，挥手去弊，以致时时忧心于此，泪如落霰。猛然间发现对面的孙复，大贤应时而生，学奥识博，磊磊有王相之才，能够“天使扶斯文，淳风应可逭”，于是敬意顿生，无以复加。
同时，石介认为，贤人固穷，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他们皆无位或做个小官，在韩愈三百年之后所出的泰山先生孙复，也概莫能外，而圣贤之道无屯泰。他们“屯”的只是现实的人生遭际，他们“泰”的却是万古光耀的思想。石介在《泰山书院记》说：“孟子泰于《七篇》，扬雄泰于《法言》、《太玄》，王通泰于《续经》、《中说》，韩愈泰于《原道》、《论佛骨表》。”
在这个道统谱系的最后，他加上了孙复，说孙复“先生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举，故作《尧权》。防后世之篡夺，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误，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处之得，明传嗣之嫡，故作《四皓论》。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拟韩孟，是以为泰山先生，孰少之哉？”
这就是石介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让孙复款居其中教授生徒的原因。
这还不算，此时学问已经在山东大大著名的石介，却面向孙复先生“躬执弟子礼，师事之，称为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石介对孙复超出常规的极端尊敬，即便是在当时，也让很多人难以置信。
孔道辅，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当时大贤，闻听石介恭敬泰山先生事，专门前来偷偷观察。落入他眼底的是，“介执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
由此孔道辅感叹，以石介之学问而尊戴孙复如此，那么就可以想见孙复先生的学问是何等高深。同时他又嗟叹石介的尊师重道，视学问重，则其视师也必尊；视学问轻，则其视师也自忽。为此他赋诗云：“日观峰前访隐沦，岂同沮溺异人群。轲能养浩雄能默，今复渊源见此君。”他也无比信服地认为孙复是继孟子、扬雄之后真正的儒家大隐。
四
现在，可以彻底厘清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了。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他将三先生误认为是同学。而且，此论又误导了后世学界。
其实，胡瑗与孙复早年一同苦读于泰山，确为同学。而石介与胡瑗却没有任何关系，孙复与石介的师生关系，也是在公元一〇三五年石介帮助孙复建立泰山书院之后才确立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名义上的彼此认定，名分意义要远远大于师授生受的实际。
政务繁忙的石介，也确实没有时间待在孙复的泰山学院里。
公元一〇三七年，他由留守南京观察推官转任御史台主簿。严气正性、放肆直言、不求保全的性格禀赋，让他在官场上第一次吃到苦头。皇帝命录五代及诸国之后，石介认为五代十国皆为伪国，不当求这些人的后代，因此坐言论不当罪而被罢官，降为镇南掌书记。
为此，欧阳修写信给御史台长官杜衍：主簿在御史台中不是言事官，石介却能足未履台门，而因言事罢，只能说明他正直刚明，无所畏避。以石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简直可以为御史。
公元一〇三八年，石介以“父老（时已七十岁）”的原因，向吏部请求代父远任嘉州军事判官。被批准后，他到任刚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公元一〇四〇年，父亲石丙又亡故。母服未满，再守父丧。
在泰安丁父母忧期间，他耕读于徂徕山下，聚众授徒。
此时，党项人元昊建立西夏，西北边疆烽火骤起。石介虽身居徂徕，卸职在家，但心忧天下的儒者情怀却使他不能不为时局忧心，为百姓浩叹。为此，他写下了“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的感时伤世诗行。
直到公元一〇四二年，因杜衍推荐被召征为国子监直讲前，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石介就在徂徕山下一直平静地讲授着《周易》，并十分享受地被自己弟子喊着徂徕先生。
出于习惯，他会偶尔抬起眼，充满崇敬地向西北望去。好的天气里，应该能隐约望见泰山。他知道，老师孙复正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上，用一口干硬的山西腔声情并茂地讲授着《春秋》。
宋代是治《春秋》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目所收录的相关著作共一百一十四部，其中宋人所著就占三十八部之多。原因很简单，《春秋》主名分，讲究尊王攘夷。北宋统一之后，从意识形态领域最需要规整多年分裂和战乱所造成的伦理废弛现状。
孙复在泰山讲学时，写下了《春秋尊王发微》一书。该书明确宣布写作目的就是尊王，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
他认为《春秋》一书对于天子、诸侯皆持贬斥态度，没有一点褒扬。他指出开篇即是那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是因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开门即书“王正月”，其意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这正是唐中期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三传派”所走的学术路子。他们认为“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文”。据此，他们采用与传统解经套路完全不同的空言说经、以经驳传方式，忽略具体的章句，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进行阐释与申辩。
与啖助、赵匡、陆淳不同，或者说孙复巨大的创新之处是，他完全抛开三传所注，讲究我注《春秋》，以我之心灵来体会原经的微言大义，证悟其间的义理。而且，他更为讲究解经之义与现实需要的结合。
因而可以说，孙复用他的“发微”，不仅首开宋学以疑经为研究之法的风潮，而且，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注重实用的解经方式，也引领了宋代儒学的重大革新。
与孙复所走的学术路径完全相同。石介所著《易解》、《易口义》，也对自汉唐以来的《易经》注疏给予批评，对之均完全不取，直接是自己解经。他认为，“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经义永远兀自屹立在那里，只有理胜，义才会接近。因而，他讲授《周易》时，避神秘象数而不谈，直讲核心的义理。
这样，孙复、石介的教育思路就和胡瑗抛开汉儒注疏，以心印经，信口开讲，却始终“以义理为宗”的治学方式，完全归于一途。因而，不管是胡瑗执教的苏湖学士，还是孙复、石介传授的齐鲁生徒，南北学子都在接受同一种教育理念，那就是“宋初三先生”集体开创的“通六经之旨”、抛传就经的研经方式。
全祖望区分胡瑗、孙复两位学界泰斗时说：“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
渊源之不紊，这其实只是就个人性格而言的表象之别，在治学方式与学术思想上，他们其实完全一致。
不管冬日之阳，还是夏日之阳，其实仍是一个太阳。
五
公元一〇四二年，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
石介于是作《明隐篇》，来替孙复制造舆论：“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徙著书，种竹树栗，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
话语很委婉，意思却很明了。贤者避乱世才隐，今为盛世，应该野无遗贤，那么孙复这样的大儒就不能一直被晒在泰山顶上。
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大力举荐下，孙复离开讲习了八年之久的泰山书院，告别泰山的清风明月，来到了繁花似锦的京师汴梁，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宋仁宗车驾幸太学时，见到孙复讲论，闻而喜之，赐绯衣银鱼，召为迩英阁祗候说书。
一个乡间学校民办老师，陡然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一级教授，又成为皇帝身边的“说书”，现年五十一岁的孙复先生是否会觉得这一切来得太晚？
一点不晚。相较于此前一年，五十岁的孙复才首次进入洞房当上新郎，这不能说晚。
这是段千古佳话。
《泰山学案》中附《渑水燕谈录》有载：
孙明复先生退居泰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故相李文定公迪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
对李迪这样的叔岳丈，士大夫是应该“莫不贤之”的；对孙复这样的新郎，士大夫应该是莫不“羡”之的吧。
后来，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还兴致勃勃地记述了这个“相女配夫”故事。到元朝，关汉卿依然心痒难耐，乃至在《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曲词中，还绮思难抑地缅怀：“常言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
六
时代的风潮任谁也阻挡不住。怀着一腔救世济民愿望的书生，其心也拳拳，其思也察察，其志也恒定，因而又最容易跌进这个风潮中，顺势而鼓呼，乘风而兴浪。
狂飙过后，那些热情激昂的书生们又最先会成为地上的一片狼藉，以自身为这场狂飙作祭。
自公元一〇三八年元昊叛宋，北宋用于边防的开支骤然猛升，政府因而增加税赋以度军用。不堪重负的各地民众纷纷起而抗争，暴动与骚乱此起彼伏。加之吏治混乱，朝中朋党纷争，造成了北宋王朝的一片混乱。
出于对王朝自身安危的考虑，宋仁宗迫切需要扭转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为稳定时局，他将眼光瞄向了多年来持政有方、力救时弊的范仲淹。
庆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年，他将在西线镇边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诏回开封，分别任命为枢密使、枢密副使。为广开言路，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言官，他们被称为“四谏”。“四谏”也很是了得，他们先是谏奏罢免了尸位素餐的夏竦，继之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然后又奏请罢免了副宰相王举正，最终使得范仲淹走到了大宋的政治权力核心。
“庆历新政”正式掀开帷幕。
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范仲淹多年来深刻认识到：国家兴盛来自于人才，而人才培养就来自学校。但自北宋建国以来，一直承继着经五代十国战火所造成的教育残局：太学凋敝，各地州县之学消亡，士无所就学，国无所储士。所以，他对现有的重辞赋、明经，轻义理，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进士科举考试内容大加挞伐。
多年来，他致力教育事业，亟思振兴教育，为国家培育有用之才。比如主掌应天府书院时，倡导学子聚学为海，经义明道，“进而心忧天下，退而道乐古人”，希望“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正因此，他多年来，倾心于学界，向胡瑗、孙复、石介这样的大儒频示友爱，屡施援手，竭力推介和重用。
作为“庆历新政”的重要一项，他所提十条改革方案的第三条就是倡导新学：“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听到范仲淹这样倡导的声音，那些向来坚持摈弃浮文丽词，追求以儒家精神关照现实，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觉潜身躬行，救治“道统”不继、“师教”缺失时弊的文化精英们，自然一定会欢天喜地地走到“庆历新政”的潮流之中。
是的，石介、孙复于此前一年就已经从山东赶来。由于他俩教学有方，名重学厚，太学生由原先的不足三十人陡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称赞石介：“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此时，胡瑗虽仍在遥远的南方，但他的“苏湖教法”已先行一步走进太学，被作为教育模板在帝国大学里推行。
眼前出现的一幕是如此令人心动：
一方面，政体日现清明。奸佞远逐，贤人日进。吕夷简罢相，夏竦罢枢密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
另一方面，旧学革除，新学鼎盛，一片蒸蒸日上，一派欣欣向荣。这番令人鼓舞的风卷残云、革故鼎新景象，让石介心旷神怡。
一生“乐善疾恶……遇事奋然敢为”、“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直言”的石介，面对此景此情，激情澎湃地说：“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
他豪兴难遏，欣然命笔，仿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下一篇《庆历圣德颂》。在其中，他爱憎分明地写下了这样的即兴之词：“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率性直斥夏竦为大奸，这就犯了大忌。
果然，此文一出，政坛为之震动。孙复忧心忡忡地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就连刚接到任命，正在陕西赴京途中的范仲淹与韩琦也闻之变色。据《范文正公年谱》载：“公（范仲淹）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他们说得真准！
公元一〇四四年八月，推行短短几个月的“庆历新政”夭折。
原因是破获的一起谋逆大案。当事人却是石介和富弼，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作证。信中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此书信，其实是夏竦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手迹，一手伪造而成。但此案一起，惶恐之中的石介与富弼百口莫辩。半信半疑的仁宗由此开始对改革派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开始怀疑范仲淹推行新政的目的，以及扩大相权的居心。
为此，富弼、范仲淹纷纷离职去朝。石介遂成为朝中夏竦旧势力，以及他向来指责的“西昆体”成员们的众矢之的，大家对石介攻者益急。《宋史》本传说：“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公元一〇四五年，作为“庆历新政”的祭品，年仅四十一岁的石介抑郁而死。
石介虽死，但夏竦仍对他衔恨不已，仇恨难消，而且他还想中伤杜衍、富弼等人。庆历五年，一个叫孔直温的徐州人因“挟妖法，诱军士为变”事发被诛。搜家时，查出有孙复、石介与之往来唱和的诗文。
夏竦因此散布流言，说石介是诈死，石介本人其实已经北逃到契丹，请求掘棺勘验。后来，经杜衍、龚鼎臣、吕居简等人以身家性命担保，方才免除被掘坟剖棺。但石介的妻子儿女却受到牵连，被羁管他州，流亡数年。流亡途中，妻子儿女又几乎冻馁而死，后来，是富弼、韩琦共同出资买田，赡养了大师贫病无依的家眷。
小人得罪不得啊，无数历史警钟为我们敲响，石介这声钟鸣尤为刺耳，惊心。
欧阳修在为石介写的墓志铭中道：“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以一己之勇，给身后的妻子儿女带来无尽的伤害，这是大师不曾料到的。他不懂得，这个世界上，小人向来没有底线。
一生注重师道，一生播散学问，但生时不免寒饿，死后几斫棺椁，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就是徂徕先生的一生。
七
再来看泰山先生孙复。
本无意于政治，只潜心于学问与教育的他，既然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那他也一定不会独自安然于事外。
搜查孔直温的来往书信时，也查出了有孙复的来信。因此孙复遭贬，先后为虔州监税，徙泗州，又知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后来，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上书，说“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于是恢复国子监直讲职务，此后迁为殿中丞。
公元一〇五七年，六十六岁的一代大儒泰山先生孙复与世长辞。他死后，梅尧臣连写《哭孙明复殿丞》三首诗，他在其中歌哭道：“旧业居东岱，中年谒紫庭。要涂无往迹，至死守残经。诏许求遗稿，朋邻与葬铭。世人无怪我，涕泪为之零。”
是啊，居于东岱的时光是多么幽静而安闲，何必五十岁之后前来受命于是非之地紫庭？如果没有错误地踏上这条为官“要途”，他应该守着自己钟爱的经书直至优哉游哉地老死吧。
生命中没有如果，因为人并不知道自己抬起的双脚将会在下一刻踏入哪一条河流，而那条河流恰恰会流向使自己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生如戏，充满了不确定性。
即便如大儒孙复、石介，也无法遏制自己命运的咽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