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月幽明，夜风砭骨，一个人默默地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独自艰难地跋涉在通向远方不可知的崎岖路上。
于人类的所有思想导师而言，这是一条宿命般的永恒之路。
因为要拯救苦难，唤醒愚妄，要为大众做无法泅渡的泅渡，替生民做无法超越的超越，他就必然选择将自身置入炼狱之中。用紧握的道义，高蹈的人格，凛然的气度，从容的承受，让个人的现实悲剧化作万众的精神洗礼。
自孔子在春秋末年远离庙堂，筚路蓝缕游走列国始，孟子、荀子、王充、马融、扬雄、韩愈等一代代儒学宗师，或自我放逐，或因直见弃，就一直凄凄惶惶在艰辛的流亡路上。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吾辈孤且直。表象上，是他们在波谲云诡的政治角逐场中惨败后的必然性落难，但当认真打量他们在历史现场的所言、所行、所为之后，便知道那与政客的政治投机完全迥异，因为他们所抱持而坚守的非为一己之利，而是世道人心。
以他们的智商与才能，只要将梗起的脖颈、挺起的脊梁稍微弯曲一下，与生活讲一下和，不一定非得偷合苟容，顺非而泽，以此就完全可以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名贵爵尊，但他们不。
致君尧舜的儒者情怀，死守善道的儒家本色，以人弘道的儒学旨归，都在呼唤并驱使他们抛弃个人的荣辱贵贱，投入到道义的自觉捍卫者阵营。那么，他们只能身在荒野，脚陷泥泞。
苦难是可以繁衍也可以接力的，一代代儒学大师就是这样踽踽独行在历史的罡风尘沙之中。
你看，又一个踉跄而茕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唐，来者是柳宗元。
一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是公元八一〇年，唐宪宗元和五年，柳宗元在广西永州居所旁所写的一首名为《溪居》的五言诗。
来往无人，溪水潺潺，闲云缭绕，野鹤盘空，极为萧然闲适，诗中弥漫着一种悠游卒岁的自适消遣之意。无论篇章的立意抒怀，还是诗文的遣词造句，都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细细品啜，柳宗元的“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有着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闲依农圃邻”有着“采菊东篱下”的概貌，“晓耕翻露草”又有着“晨兴理荒秽”的风致。
然而谁能想到，下笔如此清幽散淡、醇美裕如的作者，却并非如陶潜傲然辞官，种豆南山下那样，有着摆脱尘俗，回归田园的悄然独喜，此时的柳宗元承受着巨大的政治迫害，被贬谪在蛮荒的永州之地已长达五年，而且朝廷额外还加上一条“逢恩不原”，即不在恩赦范畴之内，永不能翻案。
清人沈德潜在读到柳宗元这些诗时，十分感慨，他称颂道：“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需要一颗多么浩大而又宁静的心，才能在政治高压如此惨烈，生存境况如此窘困之中不顾影自怜，不叹穷嗟卑，而以这样一种淡定，甚或是一种甘苦自怡的生命平和状态来淡然处之？
那是一颗怀斯仁、肩斯道、执斯行的儒者之心。
而这些，就来自孔子的全部教导。达时兼济天下，用自己的仁政与道德化民，困时退而归诚，用自己的坚韧与不移维护自我的德性生命。
这是儒家的使命自认。《论语·宪问》中，公伯寮在季孙氏面前讲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并且说：“季孙氏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有能力使此事真相大白于天下。”孔子摆摆手，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对公伯寮所持的态度是，如果谗言得逞，那么是大道将废，如果谗言不为季氏听信，那就是大道将行，一切皆与卑鄙者无关，君子只应当以道贯体，以义安命。
当生存的世界已经失去对之言说的条件，那就不但不允许别人来申诉，连自己都要保持沉默。但这种沉默却非消极与颓丧，而是在回身自护中积攒生命的能量，以“天行健”的昂扬姿态来面对一切困厄与灾难。
身在庙堂，那就行王道、施仁政，一心一意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以实际行动从事政治革新，匡时济世。
身在江湖，那就将外王之道卷而怀之，走向内圣之路，搦起笔杆向天地独自诉说自己的道德与理想。
在《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中，柳宗元自道：“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意思是说，虽然身置逆境，但我笔下流淌的文字没有被环境所屈服，断然不会自甘沉沦，假若能对治国安民有一丝作用，纵然死去又有何憾？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在另一封仍然相当私人化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信中，他如此袒露了心迹。
起而躬身理政，退而握管著文，这仍是几千年来儒者的一贯作风。当博施于民的外部条件不再具备，不能“立功”、“立德”，那么就要“立言”，永没有消沉，绝不会颓废。
所以，柳宗元在另一首《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勉励自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此时，喉咙间纵然有慨叹，声调苍凉而沉郁，但并不同于屈原的“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的叹身嗟世。他的慨叹，是洞穿现实壁垒后的自我清醒认定，透着天道在我、此心不移的无比坚定。
他更为清醒地知道，一个儒者的全部生命价值，不仅仅是以家国天下万民为怀，积极行仁布德，推己及人，还在于当他命运屯蹇、遗世独立之时，能同样安然地持握自己的大道，用自己的坚韧来彰显高蹈的人格。
是的，伫立在出云的山巅，为众生作亘古的瞭望，瞭望者自己便不能不承接寂寞；避开喧嚣的尘世，让思想款接天地古今，为大众思考生命与永恒的真谛，思想者自己便不能不拥抱永久的岑寂与苦难。
“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是柳宗元向世界的表白。虽然永州很远，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千余年的月光路，我们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并为之心中陡然一热。
二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出生于公元七七三年，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公元八一九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古人多以其出生、为官及贬居之地而名号，他又被世人称为柳河东、河东先生、柳柳州、柳愚溪。
河东柳姓世代簪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牌贵胄之家。柳宗元的七世祖柳庆，在北魏任侍中，入北周后被封为平齐公；其六世祖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从其高伯祖柳奭开始，柳门中人似乎就开始缔造一种世袭传统——因宁折不弯、守正嫉恶而屡遭迫害。
柳奭，曾在贞观年间为中书舍人，唐高宗时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柳奭与韩瑗、褚遂良起而力争。就因此，他最后蒙冤被杀。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玄宗天宝年间为太常博士，唐德宗时为殿中侍御史。公元七七八年，担任殿中侍御史期间，他参与审理已故陕、虢观察史卢岳的遗属分财一案，由于秉公而断，不肯与“阴狡而愎，恃权而贪”的宰相窦参、御史中丞卢佋同流合污，拒绝诬陷侍御史穆赞，反而为穆赞四处奔走，积极大鸣不平，因此得罪宰相窦参，被窦参罗织罪名陷害，贬官为夔州司马。公元七八二年，窦参因贪污案发被赐死，其全部家产、奴仆悉数被送至长安，连头上戴的发簪也被充公，柳镇这才平反昭雪，重回朝廷。
柳镇早年在郭子仪幕府中就写下《晋文公三罪议》、《守边论》，宣扬法不阿贵、刑赏一律的儒家思想。他在《泉竭木摧诗》和《鹰诗》中，对自己所受的权奸迫害提出抗争，并大胆抨击时弊。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乃父：“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见，柳镇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而且久负文名，为时人所重。
柳宗元母亲卢氏，出生于河南范阳大族卢姓，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笃信佛教，见解不凡，绝出流辈。柳宗元四岁之时，父亲柳镇在外出任宣城县令，卢氏在家独自教授子女，年纪如此幼小的柳宗元，此时竟然能够“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
自公元七八三年柳镇去世后，柳宗元又早年失妻，母子一直为伴，长期共同生活。后来，在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年近七十又身染沉疾濒死的老母亲，仍然陪伴儿子前去南方烟瘴之地永州，并用“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来劝勉鼓励柳宗元。
祖辈绵延流传下来的刚正血质，父亲正直不阿的做人原则，以及深谙儒学的盛名，母亲礼佛唪经的爱好，绵柔豁达的胸襟，这些浓郁而强烈的家庭文化道德氛围，对柳宗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以及贯穿他一生的性格禀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卢梭说过，一个良好的幼年家庭教育，胜过成年时进入一百个一流大学深造。
柳宗元会点头称是的。
正像今天的高中生，不管如何厌恶摊在课桌上的乏味教程，都必须围绕高考而努力学习。在唐朝，进士及第是士人走向仕途的唯一阶梯。柳宗元不得不为科举事业兼习揣摩，如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追求“以辞为工”，“务采色，夸声音”，探奥义，穷章句。但他同时又极端鄙视这种为应试而学的所谓儒术，“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他甚至在头两次落第之后，对科场产生了鄙夷之意，想立刻扭头而走。他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柳宗元心中的“远大者”，其实就是韩愈所说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他讨厌追逐科场，做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规矩小儒、酸腐之儒，而是期望自己也能沿着无数圣哲大儒走过的那条路大步流星，“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通过博学深思，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最后实现内圣外王的远大人生志向。
从青年柳宗元身上，很容易看到另一个青年学子的影子——韩愈。
韩愈与柳宗元一同致力于推动古文运动，并最终以“韩柳”连体之名雄踞“唐宋八大家”之首，除了各自的卓荦才情、沉雄笔力之外，取道一致，志向同归，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身处于唐朝科举制度下，却对刻板经义化的浮泛儒学时怀反感、警惕、担忧之意，并最终力肩斯道，施手拯救，通过各自的学术努力，彼此成为卓有建树的儒学宗师。刘知几、陆淳、韩愈、李翱等诸位大师，皆是如此。
柳宗元也不会例外。
三
家学渊源，少年早慧，辅之勤学笃思，使得柳宗元少年时就思想开阔，文笔超群，并广为闻达。《新唐书》本传中说：“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旧唐书》本传中说：“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
信不虚言。
因为尚在十三岁时，柳宗元就为一位名唤“崔中丞”的官吏捉笔代刀，撰写向朝廷祝贺平叛成功的上表《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这就是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中所讲的，“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公元七九三年，贞元九年，二十一岁的他进士及第。要知道，这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应试举子多如过江之鲫的唐朝是何等不易。
在这道门槛前，文标盖世的韩愈曾连续考了四年，博雅好古的李翱则出入了五次考场，最后才夙愿大偿。大诗人孟郊四十六岁才登进士第，他为此还颇为欣喜地写下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舒心中之畅快惬意。
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共赴琼林宴的共三十二人，其中就有二十二岁的刘禹锡。此前一年，二十五岁的韩愈也刚刚进士及第。
自此，以柳宗元为中心，不仅分别构织了韩柳、刘柳之间两条紧密的友情红线，而且还在中国文学史上镂刻下“韩柳”、“柳刘”两个专属词汇。
当然，柳宗元在文学史中客串性兼职较多，他还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公元七九八年，柳宗元通过吏试登博学鸿词科，被授集贤殿正字。公元八二〇年，柳宗元死后的第二年，时任袁州刺史的韩愈写下追怀老友的《柳子厚墓志铭》，在铭中说柳宗元：“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这固然是韩退之对柳子厚才折众人、名冠京华的实状描述，但字里行间却隐隐约约也透着一丝独站墙角冷眼看热闹的嘲讽之意。
因为就在柳宗元登博学鸿词科，被授集贤殿正字之时，韩愈却连续三年考博学鸿词科而不过，又在连续三次上书宰相求职未果的情况下，只得远离京城，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麾下做了个小小推官，同样才高文富的他，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可以从韩愈写于此年的《赠侯喜》诗中一窥其心境：“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
当自己在乡下看村长脸色，蹲知青窝棚时，晚近的学弟们却一个个在朝中意气风发，权力与文名双丰收，这怎么能让自己心中不窝火呢？对于学弟，悄悄独自嫉妒一番，然后可以苦笑一下放过，而对那些视自己于无顾的朝中手握权柄之人，那就坚决视为仇寇了，永不原谅。这也许就是日后韩愈始终对永贞文人集团抱有深刻敌意的原因。
韩愈在贞元十八年被贬连州山阳的路上写下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抑郁于心中的块垒：“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雠。”
这样一看，韩柳之间的友谊，就远远没有刘柳之间来的牢靠。
前者是取道宗儒，有着相同志向的道同，属于惺惺相惜的文字桴鼓相应；后者除了共同的抱持儒道，祖述尧舜，雅好孔孟，更多了政治立场上的一致，并肩改良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及被命运调戏后的同病相怜，因而，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更有着灵魂间的相互慰藉，生命中的彼此牵系。这些真实的情感，使得他们私交甚深，友情笃厚。
虽然，韩愈出于政治偏见，用“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等闪烁之词，来微指柳宗元参加永贞集团是行为不检，但对柳宗元的亲民政绩、仁者之风及所写的传世之文还是都给予了中肯而崇高的评价。
大师对大师的身后问候与致意，还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四。
柳宗元与韩愈是上天同时赐给人间的两位天纵之才。
更是同道。
这缘于他们对现实世界深刻打量后的共同价值判断。唐王朝自高宗开始，就出现了朝中宦官当权，地方藩镇势力割据，到柳韩之世，各地节度使更是拥兵自重，不服中央，时时发生骚乱与哗变。
柳宗元与韩愈均清醒地发现了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儒学衰敝之后，必然带来的世道人心沦丧，纲常礼教溃败。
《旧唐书·；儒学列传》序中记录了当时的儒学现状：“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坐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于是，柳宗元、韩愈不约而同想到了为儒学起弊振衰，欲以一己之力使儒学再度复兴。
韩愈选择的突破点是向繁盛的佛老之学开火，希望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触排异端，攘斥佛老”，以佛学的彼消，达到儒学的此长。故而，他提出“天道论”和“性三品”，乃至最后奋不顾身地上书皇帝《谏迎佛骨表》，认为对待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柳宗元却并不认同韩愈的这一振兴儒学的方式。他受母亲影响，自幼好佛，因而谙熟佛典，深知在克欲求静、笃志道行方面，佛儒相通。他认为佛教义理并不全与儒学相冲突，对之进行适当的吸收、融合，反而可以弥补儒学的不足。韩愈的弟子李翱后来从行动与学理上反证了柳宗元这一观念的正确。
面对佛老，柳氏采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和而求同。因为佛学理论中所倡导的不爱为官、不争能好胜、乐山水喜闲安等等思想，与儒家思想非常吻合，而且，世人所批评佛家的“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其实是一种隔门窥奥的粗暴误解，佛教不仅讲生老病死、苦集灭道，而且他亲眼所见，“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
他不同意韩愈将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纠缠一处的观念，而是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两回事，互不干预，“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而人事的决定力量是什么？那就是要靠提倡儒家的仁义道德来加以引导。
由是，柳宗元站位于儒家正宗立场，选择了统合儒释，融合各家，出入于老释，借佛兴儒，以此重建儒学道德体系，以求圣人之志，明先王之道。
其实，自“安史之乱”后，儒家学者就一直在反忖：为何“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反思的结果是，不光是儒学式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儒学自身患有重病。
《旧唐书·；杨绾列传》中，尚书左丞贾至对此就有精辟的见解：“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夫以蜗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于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贾至话中的“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也正是柳子厚曾说的“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
正是因此，柳宗元、韩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向自东汉以来越来越追求的骈辞俪句发起攻击，倡导回归西汉先秦的古文。韩愈倡导“文以载道”，柳宗元倡导“文以明理”，他们最终选择了表现为文学形式的复古运动，来拯救背经离道的儒学。
两位儒学大师摇旗呐喊，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如火如荼。遗憾的是，后世的浅薄之辈看到的似乎只是两位文学家在创作上的争奇斗艳，而不懂得他们名义是倡导文学复古，实则是呼唤儒学回归。
《新唐书·；文艺上》似乎也只是着眼于他们二人引领下的文学繁极一时的局面：“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此其极也。”
这其间，他们留下了很多文字酬答的佳话。
韩愈写下《毛颖传》，是一篇以毛笔拟人的寓言，其中写道毛落笔秃之后遭受冷落，暗讥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其弟子张籍认为韩愈写这种文章，“尚驳杂无实之说”不符合圣人之道，韩老师立刻回信说这只是笔墨游戏，不必认真。唯柳宗元对此文大加赞赏，他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对韩愈的创作精神极为推崇，自谦说“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
韩愈写《原道》，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柳宗元则作《封建论》，纵论自周迄唐诸史，梳理儒学脉络，探寻历史规律，堪与之比。
韩愈作《伯夷颂》，推崇伯夷的特立独行精神，“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柳宗元写《伊尹五就桀赞》，认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
两位大师你来我往，你唱我和，成为中唐的一道文化风景。其中，争奇斗胜之佳作颇多，在颂扬道义、彰表忠烈方面，柳宗元有《段太尉逸事状》，韩愈则有《张中丞传后叙》；在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方面，韩愈写了《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柳宗元则写了《送徐从事北游序》；在叹仕途不显、抱才无门方面，柳宗元有《起废答》，韩愈则有相对应的《进学解》。
不同于李白杜甫之间的诗作问候，柳韩之间的文字唱和少了琐碎的生存关切，更多抒发的是两位儒学大师各自对世界的理性打量，充满哲学思辨，也充满思想碰撞，还充满悲天悯人的儒者普世情怀。
流风余韵，万古飘香。
五。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年轻的柳宗元在无意识状态下，走上了巍巍绝顶之处。公元八〇三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柳宗元从蓝田尉职上调回长安，升任监察御史里行。
此时，唐德宗已身染疾病，深居东宫的太子李诵，多年来一直在冷眼打量唐王朝政治上的诸多弊端，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深恶痛绝，对邪佞当道的唐朝廷早有肃清之志。于是，他开始依靠身边近臣，积极物色并网罗天下英才，准备对即将接管的唐王朝进行改良。与太子亲近的翰林学士韦执谊、东宫太子侍读王叔文，就成了李诵最可倚重之人。同为文人出身、素有学问、长于识见的他俩，于是大胆拔擢一批俊彦英才进入朝廷。这中间，就有柳宗元、刘禹锡、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等一大批文采斐然，且在社会上有着良好声誉的文人学士。
公元八〇五年，永贞元年正月，唐德宗病死。令人惋惜的是，李诵此时却患有严重的中风偏瘫，登基之后却不能亲政。但他改良弊政的决心没有改变，于是，推韦执谊为宰相，任命王叔文兼盐铁副使，王伾为翰林学士，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永贞革新集团，随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改革的狂飙无疑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宦官俱文珍于是纠集反对势力，阴谋发动政变，拥戴太子李纯，对永贞革新派进行反攻。“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资治通鉴·唐纪》），政变成功后，同年八月，唐顺宗被迫以内禅方式将帝位让给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随之，永贞集团成员遭到严厉清算。
王叔文、王伾被流放，后赐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均被贬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唐顺宗则于次年默默地死掉。
唐宪宗也由此开创了一个恶例。自他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且，每任皇帝都启用自己的亲信，对前帝的宠臣，无论其功过与否一概清除。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借助宦官势力走上政治前台的李纯，最后却仍死在了宦官之手。
“永贞革新”虽只历时数月便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打击贪官、整饬政体、革除弊政、抑制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无疑利国利民，顺应历史潮流。
令人诧异的是，不管《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对“永贞革新”这一历史事件及永贞集团人物，多以贬毁，横加指责。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史家在写作时均抄录了韩愈的《顺宗实录》。在《顺宗实录》中，韩愈对永贞人物持有程度深浅不一的敌意，他这样写道：“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贾、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袐，莫有知其端者。”完全是一副贬斥的口吻。
韩愈与宦官俱文珍私交甚密，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他断定，韩愈因与宦官俱文珍私交甚笃，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之意。韩愈《永贞行》诗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显然又是对柳、刘等人升官过速的强烈不满。两方面原因，使他在撰写《顺宗实录》中出现诬笔。
其实，从韩愈弟子李翱对当时史官记事不实的批评也可看出一二端倪。《旧唐书·；李翱列传》载：“（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
他所说“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意在指谁呢？
元和十四年，李翱重新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愈《顺宗实录》纂修于元和八年，完稿于元和十年。“性刚急，论议无所避”的李翱是否在直刺乃师呢？
第一个为柳宗元鸣不平的是范仲淹，他不仅称柳子厚文章“礼意精密，涉道非浅”，而且称其人为非常之士，王叔文等人则是“谋国意忠”，认为“《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其后，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章士钊等也都举史为之辩证鸣冤。
六。
于柳宗元来说，却已是百口莫辩。
一个连自己中风在床的老子都能痛下毒手，除之后快的帝王，你还想在他面前为自己争辩吗？
在《与裴埙书》中，柳宗元针对自己所遭贬黜是这样说的：“仆未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张排恨，仆可出而辨之哉？”
那就三缄其口，默默向贬所走去。
起初，柳宗元便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没走到邵州，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在永州，一杆郁愤的笔却闲不住。
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元宗抒发了这种愤懑。自己参与“永贞革新”，为的是“共立仁义，裨教化。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然而却“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乃致“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原因是自己“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才落得“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的结局，被一贬再贬。
健全的自我心灵修复系统，使他很快适应了严酷恶劣的环境，他从最初的悲愤、失意中走出，换上了从容、恬淡的神情。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这是他《冉溪》诗中的自我明志。
坐在湘水西岸的冉溪边，他开始认真打量底层百姓的生活：“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对普通百姓辛劳卒岁，不但终无所获，而且时时受到官吏的盘剥，“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他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如同孔子过泰山闻寡妇哭，叹息“苛政猛于虎”，他在《捕蛇者说》中慨叹“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
游走山水，是为释放胸中郁气，排解心里块垒，所以他“闷即出游”，然而身临其境时，却又怅然若失，“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因而，笔下抑郁悲愤，溢满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冷，清新独拔，自成文体。
长期自放山水之间，盘桓林泉之下，又使得他深爱这里的一石一水。凡游必吟，足迹所到之处，巨笔就锁定那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摹写，《永州八记》就是其中的绝响。苏轼为此评价：“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新唐书》本传中说他，“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相同的人生遭际，共同的志向品格，一样的流落湘水，又使柳宗元将自己与屈原的生平遭际联系起来，相互印证。他感叹屈子“穷与达固不渝兮，唯服道以守义”的高尚品质，为他守节不变，最终抱石自沉，而感动得“涕之盈眶”。
于是，他同赋之体仿照《天问》、《七发》写出造语奇崛、涵义深奥的《天对》、《晋问》，同时还借古自伤地写出《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大批抒发胸臆的文章。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为之下评：“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
地处偏僻、荒凉无名的永州，因柳宗元落难于此，从此地以人显，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胜地，这是柳宗元想不到的吧。而他所有的游记散文、寓言作品、山水诗歌，包括他的哲学思想论著《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传世之作，基本上全部写作于永州，这也恐非他在长安时所能想及的。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
但永恒的诗人，他得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承受多少苦难，品啜多少凄凉，历经多少沧桑？
公元八一四年，元和九年，分别被贬永州、朗州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奉诏回京。次年三月，二人再度遭贬，分别被贬为柳州和连州刺史。
刘禹锡此次本是被贬播州刺史，制书下，柳宗元向有关方面求情：“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他请求以自己被贬的柳州来换刘禹锡的播州。幸亏裴度从中周旋，刘禹锡才换为连州。
为此，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感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公元八一五年，刘柳二人一同赴贬所，走至衡阳分手时，这对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挚友，面对迷茫前路无限感慨，柳宗元赋诗惜别：“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从公元七九三年同时进士及第，一同登上永贞变革舞台，又同时远谪蛮荒边地，后来同时被召回京，最后再度同时二度被贬。一句“二十年来万事同”道尽了二十二年完全相同的人生轨迹，其间的共同苦难、艰涩、韧性与坚持，让柳宗元望彼见己，由我想彼。倘有晚岁，你我定当比邻而居，再不言别。
晚岁，还有相会的晚岁吗？
没有了。公元八一九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柳宗元死于柳州。
柳宗元死后，刘禹锡专心致志为好友整理编定了皇皇四十五卷的《河东先生文集》。
还有谁比刘禹锡更有资格，更合适来做这些？以思想与文字为生命的大师，死后由挚友悉心整理自己的生命结晶，真好。
我想，净手焚香后伏案整理亡友的文字时，刘禹锡的耳边一定时时回响着柳子厚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天地一派萧索寂静的寒江之畔，就亘古地坐着他——那个为沉沦的世界垂钓某种气质的柳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