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盛唐，群星璀璨，在这个辉煌的诗歌王国里，他比肩李杜，携手柳刘，酒入豪肠，秀口一吐，就醇醉了整个中唐。
巍巍唐宋，文豪环立，在这个文词竞盛的时代中，他宗主二朝，独领风骚，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他闲暇中穿花拂枝在文学园圃留下的一个侧影。
他真实的学术身量不在“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而在不为常人所知的挽救儒学危机，致力儒学振兴的“扶树教道”的他处。
在佛道盛行、儒学萎靡的中唐，他首倡并蔚然而兴的“古文运动”，并非一场文学意义的复辟与重振，其真实用意在于藉“文以载道”的倡呼，重建一个以合孔仁、言孟义的道统体系。
他做到了，而且厥功至伟。
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称赞他：“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欧阳修说他：“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为此，唐末皮日休上书请求以他配享太学。明朝以后，他甚至被当作神在吏部和学府中供奉。
他就是韩愈。
一
韩愈，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于公元七六八年，唐代宗大历三年，卒于公元八二四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因先世曾居昌黎，自称韩昌黎。其父韩仲卿曾经做过武昌令，离任时百姓勒石立碑以颂盛德，李白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即是在歌颂他；其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其长兄韩会为当时倡导古文的名家，永泰年间与名士卢东美、崔造、张正被人称为才德“四夔”。元载当国，韩会因有文学才望而受青睐，任中书起居舍人。
韩愈却很不幸，生而丧母，三岁失父，此后一直由长兄韩会和嫂子抚养。更大的不幸很快再次来临，因与元载过密的个人关系，韩会因元载案发受到牵连，公元七七九年被贬到岭南韶州，并于此年抑郁而死。自此，年仅十岁的韩愈与寡嫂相依为命，他们护送韩会灵枢归葬河阳老家之后，适逢李希烈等相继起兵反唐，鉴于中原处于战乱之中，他们举家徙走江南，避居于宣城。
由嫂嫂郑氏照料下的韩愈，在孤苦伶仃之中过早地品啜了生活的诸般艰难况味，也因此生发了刻苦学习，继学于父兄，再振家声的远大夙愿。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逆境，对一件大器来说，正是烈火中高温下的陶冶与历练过程。
《新唐书》说韩愈：“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旧唐书》这样说他：“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长颈鹿努力将头颅从肩膀上高高竖起，不是想得到游客的赞赏和惊讶，而是出于自己的生存本能。韩愈的刻苦学儒，不俟奖励，而是出于一个学者对知识的天生亲近，对文化与生俱来的本能靠拢。
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其实从种子发芽，以一丝嫩绿拱出地面那刻，已经让人窥见它将来的长势。
韩愈在广学博读，遍通六经及百家之学之后，将学术踅向古文的精与深上，“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随着阅读的深入，眼界的高迈，韩愈此时的人生志向也与少年时代大为不同，显得更宏大，更辽远。他立志学综今古，以扬雄、董仲舒等儒学大师为榜样，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肩荷承上启下之责，振一代学术之兴。
兴趣决定志向，志向决定高度。
想成为一只徜徉在蓝天的风筝，你只需准备足够长的线绳，借助恰当的风力就能升空，而若想成为一艘遨游太空的飞船，那就不能再在线绳上想主意，而得考虑载人航天等等航天技术。
韩愈此时的从学方向，已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表现得完全不同。他不再着意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时学，而是兴致勃勃地跟随大儒独孤及、梁肃钻研古文经典，究心儒家古训，深探兴亡之道。
正如他后来在《答李翊书》中所写：“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也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这样做，是因为一直有两位榜样在他心中熠熠闪光——董仲舒、扬雄。他们是韩愈的人生楷模，也是韩愈的奋斗方向。
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因董仲舒的出现，才使自秦“焚书坑儒”之后沉寂萎靡的儒家学说，从此显登要津，独霸政体，使中国主流思想一统于儒。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就是对董氏起儒学之衰的中肯评价。
当儒学在西汉末年呈现出种种驳杂、混乱景象，固陋贪鄙之徒竞相利用儒学纷纷进行篡改，以达一己升阶登庭目的，在儒学被支离、曲解乃至走向歧途之时，是扬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驳斥牵强附会的时学，为儒学矫枉纠偏，使染垢的儒学重回孔孟之炉提炼，从而上启两汉纠谶纬之偏思潮，汲取道家自然观入儒，为儒学提供新的支撑力量，就此直接下育魏晋玄学风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唐青年韩愈，将两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儒学大师作为了自己的人生样板。但他不像今天的很多青年，常常握着咬了一口的苹果，就无比甜蜜地沉醉在一心想成为乔布斯的幻想之中。
他用自己的辛勤耕耘收获了预期的丰收产量。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如是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与董仲舒、扬雄一样，他也成为了一座嵯峨、高拔的儒学学术分水岭。
恩格斯将但丁认定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下判谨严，出语中肯，对中国文化史有着深邃打量的陈寅恪先生，则将唐朝学术划时代人物的桂冠赠予了韩愈。
端坐在这个分水岭上，韩愈目送一个旧学术时代消失在漫漫黑夜，同时守望着一个全新学术时代悄然来临。
二
路上，却充满坎坷。
正像背负着被缺席审判的死刑十字架，逃亡到拉文纳的但丁，最后在那里完成了伟大的《神曲》，被打击与被流放的种种凄怆迁徙、蹭蹬失意、荒寒窘困、仕途偃蹇……几乎也构成了韩愈的人生底色，而他的学术也正是在这凄冷的底色之上，最终绽放出独有的璀璨光芒。
这还得从他再度回到长安说起。
公元七八六年，十九岁的韩愈回到伤心之地长安。他不是来回忆八岁之前与哥嫂共同生活于此的那段快乐时光，而是以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身份，踌躇满志地前来参加科举考试，以期雁塔题名。
进入长安，韩愈将自己的文赋誊写若干，遍投于公卿之门。以知人善任名世的宰相郑余庆读到之后大为赞赏，经他延誉韩愈声名鹊起。
这不能怪韩愈不择手段去干谒求售。
唐代开科取士所通行的潜规则是，不仅看考生的考试成绩，还要看其被谁推荐。因此，考生在考前纷纷奔走于有声望、有话语权的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作品以求赞许，名曰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个人投的叫行卷。
举子们为了个人前程，出现了如《旧唐书·；薛登列传》中所说的“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的普遍性怪状。
唐代诸多文豪就是通过投卷、荐举的方式参与科举，进入仕途的。如王维得到了岐王和睿宗九公主的推荐而状元及第；杜牧得到太学博士吴武陵赏识，由其向主考官崔郾鼎力荐引；白居易则用他一首《赋得原上草》获得顾况的肯定，从而进入仕途。
无疑，投卷的同时，给找关系、托人情、钻门路、行私贿大开了方便之门。而正是这个原因，韩愈从二十岁参加科举一直屡试不第，直到二十五岁第四次参考时，经老师梁肃举荐，才被主持科考的陆贽欣赏，最后进士及第。
按照唐制，获得进士功名之后，还须得经过吏部考试，方能被授予官职。进士及第之后，韩愈应试吏部的博学鸿词科，又是连续三年败北。
他只能一直徘徊在官场之外。
公元七五九年，二十八岁的韩愈于郁郁寡欢中接连三次上书宰相，陈表苦衷，祈求官职。在《上宰相书》中，他先是展露自己的才华与志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同时，哀告自己的穷困潦倒，并提出冀求：“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然而，信虽恳切，但如石沉海，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这些情溢辞戚的干谒书信，很被后人诟病。宋人张子韶说：“韩退之求官书略不知耻。”朱熹更是不客气地指责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都在指责他做官心太重。
其实，杜甫困守长安时不也自道悲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白听到皇帝召见，不也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世势使然，苛求不得哪个人的。
而在稍后的信中，韩愈还毫不客气地教训起了宰相：“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捉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这种平视朝宰、率而发言的意气风发的气度，恐怕是朱熹忽略了的。
求仕不成之后，高傲的韩愈想到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对自己先前所写的干谒之文深自悔恨。在《答崔立之书》中，他对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加以嘲讽，说古代圣贤如孟子、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他们绝不会为求官而自我贬损，深感先前自己为应试吏部而写的文章“忸怩”，决心退隐林下著书立说，“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于是，他愤而离开长安，回归故里。
河内的月色正好，适宜在这样的月光下舐痂疗伤。
三
老家河内也并不安宁。
朝中宦官当权，地方藩镇割据，形同草头王的各路节度使野心勃勃，摩拳擦掌，使得各地骚乱与哗变不断。
公元七九六年，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出镇大梁。或许是韩愈的声名，或许是那封书信产生了迟到的药效，董晋辟韩愈为署观察推官。这是他第一次走上仕途。
不久，董晋死去，汴州再次发生兵变。韩愈出走，辗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麾下，再次被辟为推官。刚值而立之年的韩愈，又初踏官场，表现出一股子不懂世故、不谙世事的稚嫩气，《新唐书》说他此时“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这种将贯穿他一生，并将让他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人性格禀赋，此时不但没有显现出对主人的伤害性，甚至还表现得温情款款。公元八〇二年他成为四门博士，次年晋升为监察御史。
秉持着“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出来混，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公元八〇三年，在谏官屡次上书不为皇帝听取的情况下，韩愈大胆上疏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他因此披逆龙鳞，大大惹怒了唐德宗。
唐德宗之时，宫中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商人小贩，称为宫市。宫市及五坊两项弊政直到德宗死后，顺宗即位，才被永贞集团革除。德宗盛怒之下，将韩愈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其实，史书对韩愈此次贬官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从韩愈写于此时的诗文看，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当朝新贵王叔文、韦执谊集团的排斥。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庭，逼侧厕诸将。”（《岳阳楼别窦司直》）
在另外一首诗中，他说得更加明确：“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雠。”（《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这就是他日后始终仇视并歪曲永贞集团的重要原因。
东出长安，途经蓝田，前往遥远广东贬所的三十七岁的韩愈，此时会否想起十岁时怯怯地跟着长兄，踏上同样这条南下之路时的情景？
也许他根本什么也没想。因为比此时大唐政体还要糟糕的唐德宗的身体已经让韩愈知道，自己怎样走出去，还会怎样走回来，而且时间不会等得太久。
果然，公元八〇五年德宗驾崩，顺宗即位，韩愈获得赦免，任江陵法曹参军。三年任职阳山令期间，他行仁德，施惠政，乃至因“有爱于民”而“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转任途中，基于“匡正天下人心”的强烈儒家正名情怀，与“道济天下之溺”的儒者济世用心，他以佛老为抨击对象，以维护儒家纲常礼教、恢复道统为目标，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原性》、《原道》、《原毁》、《原人》、《原鬼》。
值得注意的是，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结成的永贞集团此时大权在握，而且通过一系列打击宦官势力的政策深得民心。但与柳宗元、刘禹锡为友的韩愈，却没有真正得到政治豁免并起而重用。窝居在江陵法曹参军位置上的韩愈，不免对永贞集团充满仇视，乃致在他后来撰写《顺宗实录》时，对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组成的文人革新集团深怀敌意。
公元八〇五年，永贞革新派在宦官俱文珍发动的宫廷政变中一败涂地，顺宗逊位，宪宗当朝，永贞文人集团悉数遭贬或被杀。当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灰头土脸地走出长安，向南方流徙之时，韩愈则凯旋北还，成为分管东都的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元和五年为河南令；元和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元和七年因为被缠入一个叫柳涧的华阴令的案子中，再次被降官为国子博士。
自负才高却屡被降黜的韩退之，于郁闷与愤懑之中写下一篇《进学解》，以舒胸中块垒。这无疑也是作者心志的自我剖白：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芒芒，独旁搜而远绍。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亡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
文中，一位于儒有劳、于文闳中肆外、为人有成的“国子先生”，却在现实社会中处处受抑，步步为阻：“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在文中虚拟的师生一问一答之中，能够读到孔子的告诫：“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也能够听到荀子的声音：“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从扬雄的《自嘲》，到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到刘知几的《自叙》，再到韩愈的《进学解》，一路读过来，在大师这些纯属自我精神表白的自说自话中，能看到他们身上散发的勃郁而浩大的精神生命。
不管现实世界如何艰涩困苦，但我一直博学慎思，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以内圣外王为己任，死守善道，矢志不渝。
己志不抒，大道穷困，但甘处贫困，笃志儒道，始终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这正是儒家学者代代相传的精神衣钵。
《进学解》以师生问答方式，在诙谐里极尽嘲讽，于慨言中大放怨声。这篇自鸣其不幸的妙文果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据《新唐书》说：“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韩愈之才此时早已名贯天下，不用奇怪的。执政者当是读其文、感其义之后的良心发现吧。
四
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向韩愈隐隐袭来。
起因是一枚小小的佛骨。
在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秘藏有一节释迦牟尼的指骨，每隔三十年要拿出来开藏展示，相传展示后会岁丰人泰。
公元八一九年，唐元和十四年，又到了展示之年。正月，唐宪宗派遣使者，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一时间，善男信女如痴如醉，如魔附体。《旧唐书》说：“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新唐书》说：“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总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朝廷内外对之顶礼膜拜到了疯狂的程度。
面对这场佞佛狂潮，韩愈拍案而起，愤然命笔，写下了《论佛骨表》，向唐宪宗痛斥佛之不可信。
在《论佛骨表》中他指出，佛，本是夷狄之一法，从后汉时才进入中国，上古未尝有。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皆在位日久，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那时中国未有佛。汉明帝时才有了佛法，然而汉明帝在位仅十八年。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特别是一生三次舍身施佛的梁武帝在位仅四十八年，最后被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家也很快覆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
他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也无非接见一下而已，何况这只是一节枯朽之骨，属于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
他进而提出，上行下效，可不慎哉？天子犹一心信向，百姓于佛岂合更惜身命？以至于造成纷纷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的荒唐局面。若现在不加以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
最后，他强烈建议：“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
在墨汁淋漓、力透纸背地书写这篇《论佛骨表》时，韩愈眼前一定闪现着三百多年前一位前辈大师的身影，那便是范缜。
高举“神灭论”大旗的范缜，置身于南梁举国佞佛的狂澜之中，面前是以元首、重臣、名僧、名士组成的强大反对阵营，自己虽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但傲然独立，日服千人。他惊世骇俗地提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神灭论》）
范缜最后取得了辩论的完胜，但梁武帝却没有敕令《神灭论》禁行，也没有对范缜进行任何打击。对范缜的学术思想与人身，梁武帝均持以宽容的姿态，使得范缜在国子博士官职上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
韩愈面对的却是唐宪宗，而不是梁武帝。信好方术、喜食丹药的唐宪宗李纯，最后因长期误食金丹，竟然把自己吃得五迷三道，喜怒无常，动辄毒打砍杀身边人，并因此将自己提前送入了地狱。
读完《论佛骨表》之后，李纯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在裴度、崔群等人的苦苦开解与哀求下，这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十六年前被贬地是连州阳山，这回被流放得更远，更靠南，也更蛮荒。
不识黄雀语，能免冶长灾。脚步踉跄前往广东潮州的韩愈，他心中有悔吗？
五
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以“触排异端，攘斥佛老”，求圣人之志，明先王之道为己任的韩愈，不会有悔。
恢复儒学精神，重建儒学道统，是韩愈的毕生追求。而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佛老之学在唐代迅猛发展，尤其是佛学给儒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习惯这样概括各时代的学术：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可见，佛学已呈压倒一切之势在唐朝发展至鼎盛。
这种繁荣与兴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佛教经典翻译与著述大量涌现，从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儒家经典。从唐太宗开始，长安译事不断，译业繁忙，见于史载的佛经翻译作品就有三百七十二部，两千一百五十九卷，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此时基本上悉数被翻译为汉文。伴之，大批佛学家与翻译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玄奘、不空、义净最为知名。唐高宗麟德元年编纂而成的《大唐内典录》就收录了二百二十位译家的佛典作品。
——佛教宗派林立，天台、华严、法相、禅宗相继迅猛发展，于此时逐渐定型。一批杰出的佛教开山大师出现，而且各宗派都有固定的本宗弘法场所。
法相宗创始人、著名高僧玄奘，深得唐太宗喜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因在“安史之乱”中设坛度僧，收钱以供军需，因而获得唐肃宗、代宗的支持，唐肃宗为神会建造菏泽寺，唐德宗公元七九六年亲自主持会议，推神会为禅宗七祖；华严宗大师法藏，则非常受武则天与唐中宗宠信。其三传弟子澄观，是唐德宗的门师，被宪宗以下诸帝奉为国师。
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甚至“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有位叫不空的胡僧“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
——佛道著作开始正式进入四部之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开始将佛道著述归入史部或子部，使其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了名分上的确立。
伴随着佛教的鼎盛，道家政治地位也直线上升。
唐高祖武德九年确立道、儒、佛三教次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下诏论道佛优劣，认为道家老祖姓李，乃自己祖上，更该获得优待；唐高宗规定百官皆要学习《道德经》；唐玄宗对道家更是无比倾心，他在长安、洛阳设立崇玄馆，专门教授、研究道家经典，同时在各州建立崇玄学，并于科举中设道举一科，及第者授予官职，同时在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甚至规定每家每户都要有一部《老子》。而且，唐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使得道教发展空前繁荣。
佛、道的高歌猛进，极盛一时，无形中与儒学构成此长彼消之势，这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而且，儒学自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直接原因就是唐朝开科取士中所设立的考试项目，已经偏离了儒学精神实质，使得儒学成为一门纯粹应付考试的知识形态学问，而失去了内在的精神价值。
这中间虽经过贞观年间短暂的繁盛，但到唐高宗即位时，儒学已经式微到“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局面。之后到武则天称帝，更是每况愈下，“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儒学向来所强调的自我心灵维护、德性生命自我完善的精神，便在其被工具化与实用化中而丧失了。
儒学从此关闭了其基本价值取向中的“内圣”之门——不再关注自我身心的安顿，自身道德与人格的完善，而仅仅着眼于，通过明经换得进取仕途的“外王”通行证。
韩愈看到了这些荒谬，如同孟子、荀子、扬雄等一代代儒学大师前辈，他决定肩荷神圣使命，起而救弊振衰。
他确立了一个道统谱系，而且不客气地将自己列为嫡传和正统，他在《原道》中如此慷慨激昂地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六。
于是可以明白，他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向佛、道开火，根本原因并非出于自己宗教信仰的立场，而是基于拯救儒学、复兴儒学的使命。
他要唤起士大夫群体的思想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要扶树教道，那么，首先就得从排击佛老开始。
此时，列刹盈衢，缁衣蔽路。韩愈在《送灵师》诗中对之讥讽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其实，在唐朝有这种深刻反省意识的不止韩愈一人。
唐初的傅奕就曾指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其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对大兴佛事——“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提出严厉批评：“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
傅奕、狄仁杰所幸运的是，谏言虽不被采纳，但不因此罹祸招灾。
遗憾的是，韩愈没有这等幸运。因为他面对的唐宪宗不光是个狂热的佛陀信徒，而且是个妄想长生不老，常年服食金丹，可能严重铅中毒的精神分裂病患者。向这样一个人进谏，说佛教坏话，那也就只能接受打击。公元八一九年，五十二岁的韩愈被贬往广东潮州。
这是一条充满悲苦的远徙之路，也是一条诗歌铺就的璨华之途。《全唐诗》中出自韩愈的不少名篇，就写于这次天涯苦旅。
南出长安，走到蓝田关时，侄孙韩湘，就是那个被道教渲染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人物原型，独自前来陪同叔祖父，要一同踏上漫漫的南行之路。面对韩湘，韩愈怎能不回忆起旧年之惨痛？此时，哥哥韩会一去不还，丧命贬所，自己与寡嫂捧遗骨北返的揪心一幕，清晰而滞重地压上心头。
四十年前随同哥哥韩会被贬韶州，取道于此。十六年前自己被贬连州，也路经于此。今天，以五十多岁的衰朽之躯，在朔风寒号、冰天雪地中，又过此关！
明天，韩湘也会成为昔日捧骨北归的自己，自己也必将成为往年孤魂还乡的兄长。世道轮回，竟然如此相像。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出武关，愁苦之中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失”，在《路傍堠》中他写道：“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心情滞重的他，寄寓了自己重返庙堂的殷切之意。这种自责的心情又延续到曲河驿，在《食曲河驿》中他写道：“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走到河南邓州时，“恋阙那堪又忆家”的韩愈忽生奇想，在《次邓州界》中他写道：“早晚王师收海岳，普将雷雨发萌芽。”寄望于朝廷正在平定的李师道之乱，希望朝廷打了胜仗，按例大赦，自己能得到幸免。
二月二日，韩愈抵达襄阳境内宜城。瞻仰宜城内楚昭王庙时，他写下《题楚昭王庙》：“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此时，被追诏遣逐的家人也正离开长安，步自己后尘，凄凄惨惨地走上了赶赴潮州的迁徙之路。
就在韩愈于宜城感慨“丘坟满目”的二月二日，他的小女韩挐病死在商州南面的层峰驿。一年之后遇赦还京，途经女儿墓葬时，韩愈涕泣泗洒地写下了《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诗人欲哭无泪，痛彻肺腑地吟咏：“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一路跌跌撞撞，历经万苦千辛，耗时近百日，行程八千里，韩愈终于到达潮州。迎接他的，是好友贾岛自京师寄来的一首《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贾岛在尾联暗喻，南方湿热蒸郁、致人疾疫的瘴烟，总有一天会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到那时，皓月东升，银光照耀在潮州的浪西楼上，月光如洗，天下昭然，友人无辜遭贬的冤屈，必将大白于天下。
七。
谢谢贾岛的“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的美好寄寓。或许该谢的还有韩愈写给宪宗的那封《潮州刺史谢上表》。良心发现的唐宪宗颁下赦书，准韩愈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移任生存条件相对好些的袁州。
而不管在哪里，他心怀苍生、端正风俗的儒者用世情怀始终没有消歇。
在潮州，他以己之心度民间疾苦，为潮人清除鳄鱼之患，留下了传诵千古的《祭鳄鱼文》。
在袁州，他“削其俗法，不许隶人”，积极为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正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现实折射。
唐宪宗于公元八二〇年正月暴死，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从幼年时即对韩愈文章佩服不已的唐穆宗，立刻为偶像平反昭雪，征韩愈为国子祭酒。穆宗曾这样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是的。寂寞了很久的国子监太需要韩愈来振兴儒学，来重起斯文。
身为国子祭酒，学界领袖，一生爱才、惜才、敬才的韩愈写下了著名的《马说》，他叹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他本人不但是一代宗师，也是一位善于发现并帮助人才的杰出伯乐。
据《旧唐书》载，韩愈年轻时即与孟郊、张籍友善。当时韩愈文名大彰于天下，孟郊、张籍却名位未振，韩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来，他们虽然都名声显赫起来，韩愈每每在公事之余相会时，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相交欢洽。同时，韩愈视那些权门豪士则如仆隶，极为蔑视。
《新唐书》说韩愈急公好义：“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
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宗师不同，韩愈的巨大声名不是在聚众授徒，讲授经义，或诠释儒家经典中成就，而是其超越时代的巨大文学成就。
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至今仍见于书肆的《古文观止》，共辑录明末以前五十余家散文二百二十篇，而韩愈一人就在其中占有二十四篇。这是对韩愈文学成就的最朴实、最无声的肯定。欧阳修尊韩愈为“文宗”，苏轼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实他们均在指其卓荦而精深的文学造诣。
《旧唐书》说韩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韩愈讲究“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浮靡绮丽的文学，他主张形式服从内容，文章要承载道义，为此他掀起了一场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乃至，“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而到宋朝庆历年间，韩文热潮再起，经欧阳修、苏轼等倡导，“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看看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友人弟子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张籍，著名诗人，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
孟郊，著名诗人，少时隐于嵩山，性孤僻寡合，为诗有理致，思苦奇涩。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
皇甫湜，有高才，性情爽直。裴度修福先寺时准备立一座碑，求文于白居易。皇甫湜听到后大怒：“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裴度谢罪。皇甫湜随即饮酒至酣，援笔立就。作为题写碑文的稿酬，裴度赠给他很多车马缯彩，皇甫湜却再次怒道：“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裴度也宽容地笑笑说：“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
柳宗元，与韩愈交善，韩柳二人结成的文学联盟，使古文运动逐渐成为文坛主流。柳宗元在去世之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
李翱，与韩愈亦师亦友，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完善并弥补了韩愈的“性三品”之说，终成一代大儒。
贾岛，韩愈弟子，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贾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写诗奇崛冷峻，与孟郊并有“郊寒岛瘦”诗名。
刘叉，韩愈弟子，以任气著称，因酒杀人亡命。遇赦后折节读书，能为歌诗。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听闻韩愈善待天下士，欣然从归。后来与韩愈宾客论难，争语不能下，负气出走，随手拿走韩愈为他人书写墓志铭得来的润笔黄金数斤，而且大大咧咧地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寿。”
……
有这样一堆文采斐然、性格鲜明的朋友、弟子，难怪韩愈会一扫以往儒学大师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使得自身人格更为丰满，性情更为通融，更接近那个风趣、幽默、智慧、端庄的老头儿孔子。
八。
高举儒家大旗，对佛教进行严厉批判的韩愈，在生活之中，却向来不拒与僧道做朋友。其一生交游甚广，僧道之中朋友就有澄观、惠师、灵师、高闲、盈上人等等。他与元集虚、大颠和尚、僧简等过往尤为密切。僧简在韩愈被贬潮州之后，还曾“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阻”，只身前往潮州看望韩愈，送去自己微不足道的安慰。
我坚决反对你的信仰，但非常尊重你的为人。也只有大师，才会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
从这里可以看到，韩愈力劈佛老，其实只是他回归孔孟精神，确立儒学正统地位，重建儒学道统，重振儒学雄威的一个前提。
在他看来，佛教兴盛所带来的祸害，不仅仅是狄仁杰们所批驳的“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而在于夷狄之法破坏了儒家伦理，进而对世道人心构成戕害。而要解决它，必须站在儒家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对佛教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
他从《大学》中寻找批判的武器。在《原道》中指出：“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而佛教却要人以修身养性、清静寂灭为要旨，抛弃了人人本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那么，显然佛学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缺失。
他进而提出“性三品”。在《原性》中他指出，性是一种先验的本质，是本来具有的内在之质；情则是人在后天与外界接触时所表现出来的外形。性有上中下之分。上者为善，下者为恶，中者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与此相对应，韩愈也把情分为三品，上者即便随心所欲，也能动而得其中；下者率性直情而行，任情放纵；中者或合或不合，“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以此来批驳佛教所倡导的灭情见性。
在佛老兴盛的中唐，韩愈自觉承继道统，振斯溺，觉斯民，以一己之努力发挥儒学奥旨，推动儒学向纵深发展。
正如陈寅恪先生为他所总结的六大功绩：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因为韩愈的儒学开创之功，儒学研究开始推开章句，进入名理探研领域。由此，他也成为宋明理学的早期开启者。
公元八二四年，韩愈与世长辞。临死前，他留下最后遗言：“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在佛道兴盛的中唐，人死后丧殓之仪，俗行佛家画写浮屠及道家日以七数等规矩，而这个一生攘斥佛老、高举儒家大旗的宗师，至死也不改其心，坚决不妥协。
这不禁让人想起公元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法国思想启蒙大师伏尔泰弥留之际，神甫站在病榻前要为他做临终忏悔，伏尔泰睁开眼，说了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地离开，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谈起基督！”
山峰与山峰永远是相似的。哪怕他们之间相隔着千年的时间纬度，横亘着遥远的空间距离，但只要他们随意一张口，便会露出彼此的惊人一致。
因为真理总是相通，所以大师总是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