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茫然无知、昏昏沉睡中的人们又一次被集体叫醒开始的。
伸着慵懒的腰肢，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愚蠢的哈欠，甚至嘴里还嘟嘟囔囔着清梦被扰的不满，但也就那么片刻之后，被叫醒而睡意顿消的人们会猛然看到，窗外已经大亮，日头已经高悬，差点又将误过一个重要的早会。
此时，醒来者对提醒人只剩下感激与认同。
对长久沉湎于罗马教廷说教而浑然不觉的十六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来说，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就是大众的叫醒人。
伊拉斯谟以其知识渊博、行事谨严的教士身份，将希腊原文《新约圣经》翻译为拉丁文，使更多熟识这种文字的人们明白，原来罗马教廷的所说所为，竟然与《圣经》原文有着太多的违背乖谬之处。
马丁·；路德则以一位神学院教授之口告诉人们，教皇、主教们所讲的话与基督本人的训诫存在着巨大的抵牾。同时，他将《旧约》与《新约》翻译为德文，让德国民众明白上帝到底说的是什么，而教皇又在怎样做。
由此，此前一直被教皇负责的一个精神帝国轰然坍塌，一场宗教革命随之兴起。
而于中国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在高举儒学旗帜，全面以儒学经典开设科举的大唐，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儒生，他们搬着《春秋》三传，寻找出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儒家精神原旨，“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然后一脸诚恳地告诉大家：你们怀抱的只是个襁褓，孩子却被丢在了这里。
一场围绕儒家经义的反思蔓延开来，他们直接开启了唐中后期乃至有宋一代的疑经学术风潮。
一
巴西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自己的翅羽一下，后天的美国就可能形成一场龙卷风。
蝴蝶并不知道后天的美国会因自己而巨浪滔天，吸海垂虹，但它清楚地知道此时的巴西，哪里绽放着真正的花朵。
它需要震颤自己的斑斓彩羽，落到真正的花蕊上啜食花粉，附带也告诉人们，它拒绝驻足在貌似鲜艳花朵实为观赏性的塑料装饰品上。
啖助、赵匡、陆淳三人，就这样以一个空中小型飞行编队，翩翩在唐开元至贞元年间的学术天空中。
唐朝，似乎总是以它朗天阔地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让人为之震惊。
自唐高祖李渊始，儒学走入全面振兴，唐太宗李世民走上政治舞台后，再掀高潮。他大兴儒教，广开学门，使得举国上下，尚学成风。“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一时间，研经成风，儒学昌明。
大一统的唐王朝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建设诸方面的现实需要，迫切需要整理南北之学，让儒家经典定于一尊。
一系列儒家典籍整理统一工程为之展开。
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为由，诏令颜师古等人定“五经”，令天下学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为由，让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成为学生学习与科考的唯一范本，广为刊行。与此同时，陆德明又鉴于此前经典的音注著述“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撰定《经典释文》予以定本止乱。
纷纭的众说不见了，扰攘的争论平息了，学生读书有了统一的课本，科举有了统一的判卷依据，河清海晏，水波不兴。
然而，由此却直接引发了两个问题：
一是规模浩大的儒家经典整理工程，虽然成就巨大，但是，某种经典解说一经被官方确立为唯一指定教课书，它便会从儒学内部遏制其生命因子，人们只需牢牢背诵，而不再去质疑、争论经义的合理性，从而经典研究便停止了自身的完善。历代士人向来所持的研经过程，到此时变成了机械的读经背经过程。
二是当这些经典被运用于科举制度中，国家利用其作为读书人登科举士的唯一工具，那么儒学向来所强调的自我心灵维护、德性生命自我完善，便会因其被工具化与实用化而丧失。儒学从此关闭了其基本价值取向中的“内圣”之门——不再关注自我身心的安顿，自身道德与人格的完善，而仅仅着眼于，通过明经换得进取仕途的“外王”通行证。
客观来说，唐代延续隋制推行的人才科举制度，较之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所惯用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更能体现出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的公平竞争精神。而且，它成为今日高考制度的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
起码，考试带来的公正性，不会再引发左思那样抱才无门、施才无路之人的满腹牢骚：“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时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也深合了战国时荀子在《荀子·；王霸》中就高声提倡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但此时真正的问题是，儒学只是被统治者利用为笼络士人的工具，而非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或普世思想被全面推广。三教并立于此时，佛学得以迅猛发展，便是实证。
将儒学作为器用，科举当作手段，目的是将士人紧紧拴住，使得他们从此不再有非分之想，不再有出格异念。《唐摭言》记载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何谓“彀中”？《庄子·；德充符》中有“游于羿之彀中”。“彀中”，意思是弓箭射程之内，引申为可擒纵操控之内。李世民的一句话，已经尽显唐朝统治者利用儒学的真正用意。
开科取士，毋宁说是开科囚士。我用打开的科举制一道门缝让天下士子都来钻，正因为不易，所以要确立一种价值取向，那就是“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那么，欲钻进这道门缝，你就得趴在书桌上刻苦钻研，皓首穷经，毕生再无他念。
所以，《唐摭言》极为坦白地说：“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设科名，志在牢笼英彦。”
用科举制来“牢笼英彦”的举措无疑是成功的。甚至连昔日的盗贼，也来积极进取此道，唐代宗文德二年的进士苏涣，年轻之时“往来剽盗，善用白弩”，后来“折节丛学”，终于通过科考进士及第，遂成名。
唐诗人赵嘏感叹地写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使英雄为之白头的，不是儒学学术思想，也不是儒家精神，而只是被统治者借来用作考试内容的刻板经文。
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通过科举讲究通经至仕的唐王朝教育体制，到唐高宗即位时，就出现了“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局面。之后，到武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儒学已面临深刻的危机。
二
这种危机是无声的，但相当严峻。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自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之后，研究经学且有所建树者几近没有。披着“尊文重教”外衣的大一统唐朝，与烽烟弥漫却宗师辈出的南北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啖助之前，就有有识之士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唐朝官方制定的儒家经传注疏提出质疑，比如刘知几《史通》中的《疑古》及《惑经》，还比如王元感的《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都对本该处于开放状态现在却被桎梏的唐朝经学，小心翼翼地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直到啖助出现，这种质疑才以一种底气十足的宏大声腔喊出。而一经他喊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知道通行的经学谬在何处，真正的经学本在哪里。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出生于公元七二四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卒于公元七七〇年，唐代宗大历五年。
他短短的四十七年人生，却是大唐王朝由盛变衰的重要时期。杜甫在《忆昔》中用白描的手法摹写过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由于晚年的唐玄宗任用宦官李林甫，迷醉杨玉环，这种盛世图景逐渐改变。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使得李唐王朝一蹶不振，从此藩镇割据加剧，国家全面走向衰败。
置身在这个大动乱、大扭转的时代，“淹该经术”的啖助无疑更为清醒地知道，李唐王朝由大治变大乱、由极盛陡转衰的根本症结出在哪里。
那就是儒家精神的全面缺失。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儒学千百年来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圣经的原因，就在于它用仁德情怀教育人，用礼乐制度规范人，失去了儒家精神便失去了“国之四维”的思想支撑。
唐玄宗登基后，虽然再兴儒学，广开学庠，使文教得以暂时性复兴，“唐开元以后，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但这种繁荣更多属于表象性质，与儒学的本质繁荣南辕北辙。
科举制度发展到此时，不但严重脱离实际，更与传统儒学相脱节，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科举，然后鱼跃龙门，走上宦途。这就一方面使得读书然后当官之人，“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
唐朝是诗歌的王国，唐诗以其恢宏壮丽、雍容斑斓的气势，佳作栉比、妙制纷繁的容量，在世界文学史上备受瞩目。但谁能想到，这却是唐朝偏离实际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表现不出真才实学，于是从此加试一诗一赋。
在科举这根指挥棒下，学生虽然习经，却只会刻板地背诵经义条目，而不知儒家精神旨归。其次，群体性走向司马光所批评的“文乃儒之末事”的吟诗作赋一途。宋代严羽为唐诗兴盛找出原因，他在《沧浪诗话》中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抛离了儒学精神的科举制的唐朝出现了一批不谙儒家经典，只会吟咏诗歌的学浅德薄之人。
萧颖士是开元二十三年的进士。及第之后，他顿时轻飘起来，目空一切，曾自携一酒壶，逐胜郊野，偶尔休憩时，则浅酌独吟。有一次，他与一老头儿一块避雨某处，萧进士看老头儿貌不惊人，于是用语言肆意凌辱侮骂。雨过后，有车马兵丁来接老头儿，惊讶之中的萧颖士赶忙打听这老头儿是谁，旁边人说“吏部王尚书”。萧颖士此前曾登门拜访过王尚书，没有得见，极为惊愕之后，第二天登门谢罪。王尚书对他讲：“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又说：“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
负文学之名，轻薄成这等样子，这不是萧颖士的错，而是选拔进士的标准与方法有问题。
大唐朝中官吏，也不是没人看出考试内容与教化、学问、行政的严重脱节。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就因进士之人不通经史而上疏，要求“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
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改用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但到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又恢复考试诗赋。
开成年间，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唐文宗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
在惯性与惰性的驱使下，大唐科举制仍在用它一场场不合理的考试，来遴选着不合理的人才。而要改变这一切，还得等到宋朝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王荆公对从唐延续下来的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果断取消诗赋、帖经、墨义，而只以经义、论、策取士。他是个有识见的人。
三
儒学衰落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被丢弃了，而这一切恰恰就发生在高举着尊儒重学大旗的唐朝！
这让“淹该经术”的啖助为之扼腕叹息之余，油然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他像《新唐书》中所说，“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
将任职已满的官帽印绶上交，然后轻轻关起柴扉，将整个世界关在了院外。却并非只是厌倦喧嚣的尘世，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中寻求清贫之乐，而是要为已然沦落的儒学做拯救工作。
他的着力点放在了《春秋》三传上。
原因在于，《春秋》三传貌似是三部编年体史书，但因其中蕴含诛乱臣贼子的大义，为后王立法的微言，因而远远超越了史书功能，更多地被寄寓儒家王统与道统的申辩意味。厘定它，其实就是在还原儒家的原旨，廓清儒学精神。
当此之时，《左氏》、《公羊》、《谷梁》组成的《春秋》三传，因唐朝科考内容的无暇理睬，而早已被读书之人忘却。所以，啖助此时的学术行为，就像韩愈所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有点炒冷饭的意思。
他认为，孔子撰著《春秋》的出发点，后世三家之学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才是孔子的本意。
他说：“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周武王、周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商殷之弊的，周公死后，其弊仍未得到改正，且甚于夏、商二代，以致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孔子伤叹唐、虞之道，难行于末世，故作《春秋》，目的就是以权来辅正，以诚来断礼，立忠为教，原情为本。不拘于浮名，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由此，“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
他同时指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平王之初，人习余化。如犯有过恶，尚可用周朝旧典处置。以后风尚大变，再用太平时旧典，则天下人皆可诛，无复善恶。故断平王之末，以隐公为始。修《春秋》是为后王法，以拯救恶俗，勉励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所失。
他还指明，《左传》乃孔子门人所作，题为左丘明所作，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他的理论依据是，《论语》中所引之人，如老彭、伯夷等全是前世之人，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那么，可见孔子所说的“左丘明”也是前人，而非《左传》作者。而且，从行文上看《左传》、《国语》等书“属缀不伦，序事乖剌”，显然非一人所为，是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将作者左氏认为是左丘明，属于大错特错。
在他看来，《春秋》之理著昭彰如日月，清晰分明，只是先儒各守一传，各抱所偏，互相指责，才使得后人不识《春秋》宗本，因观注而迷于经，因读疏而迷于注。
由此，他感叹圣人微旨久绝。深悉《左氏》、《公羊》、《谷梁》春秋三传的啖助，细心比对三家学说之间的各自长短，集前儒注释，以己意补缺漏，前后用十年时间写就《春秋集传》，然后“复摄其纲条”为《春秋统例》。
然而，就像一座雄伟瑰丽的大厦，刚刚浇铸好整体框架，尚需增砖添瓦、垒墙抹灰时，设计师却倒下了。公元前七七〇年，四十七岁的啖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四
这座大厦却没有停工。
一场标准的学术接力上演。老师走了，弟子走上前来，继续老师未竟的事业。这里出现了三个人，一个是啖助的儿子啖异，另外两个是啖助的弟子陆质、赵匡。
《旧唐书·；儒学列传》是这样介绍的：“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
《新唐书·；儒学列传》是如此介绍的：“助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匡者，字伯循，河东人，历洋州刺史，质所称为赵夫子者。”
至于赵匡与啖助有无师承关系，他又是否是陆质的老师，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在啖助死后的公元七七〇年，陆质与啖异带着啖助的生前力作《春秋集注总例》前去找赵匡修订。
要知道，陆质此时在老师身边学习已经十一年，而且“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若非赵匡与自己有同门之谊，而且与啖助有馨承咳唾之私，并且对啖助的学术思想有着深邃认知，可以裨益于陆质的修订工作，陆质与啖异他们断然不会捧着啖助遗作，万里迢迢跑到浙东去找赵匡。
陆淳在《修传始终记》中这样写道：“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
此时，赵匡在浙东观察史陈少游幕府任幕僚。经过五年时间，由赵匡增删裁定，经陆质编纂汇总，到公元七七五年终于完成《春秋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这便是《春秋》三书。
他们对《春秋》三传的整理，采取了择善而从、取长舍短之法，将三传中所记录的所有事件先按照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序，最后定出义例，再根据义例对之进行取舍。这就是他们在编订过程中所说的，“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文”。据此，他们采用与传统解经套路完全不同的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的方式，忽略具体的章句，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进行阐释与申辩。这种治学方法直接影响到宋人，北宋初年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前，就先让他读陆质的著作。
《春秋》三书的面世，标志着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大名的“春秋学派”正式屹立。但它的出场，却是以挑战官方经学的异端形象出现的，所以在大历年间以“春秋学”显名天下时，他们三人却都背负着“异儒”的恶名。
相对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综合筛定的前辈学人观点，啖助、赵匡、陆淳的学术观点的确有点骇人听闻。
针对孔子为何而作《春秋》的义旨问题，杜预注《左传》时提出，是因为“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何休在注《公羊》时认为，“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范宁在注《谷梁》时认为，“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啖助、赵匡、陆质们却对上述这些解释统统摇头：错了，他们都错了！
孔子作《春秋》，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原因。围绕《左传》、《公羊》、《谷梁》的向来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而没有真正弄懂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
孔子的用意是什么？八个字：救时之弊，革礼之薄。
夏文化以“忠”为特色，殷文化以“敬”为特色，周文化以“文”为特色。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周礼为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才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
这样，就将前人多所认为的《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打倒，确立了孔子作《春秋》是用夏政求周政之失的全新思路。
因而，对《春秋》的解读，不能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要着眼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是树立“忠道”以进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因而要分析历史中人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就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硬套上的礼法概念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也准确得多。
为此，多年后，宋朝的朱熹向陆质致以一个学者的崇高敬意：“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
五
在陆质的人生建构中，很多有识之士充当了伯乐。
先是赵匡，不管是陆质因编纂《春秋》三书而声名卓著，还是他走上宦旅，最终任给事中，并成为太子李纯的侍读，赵匡都有着第一级人梯的意义。
公元七七三年，也即在陆质、赵匡共同整理老师遗作的过程中，陈少游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淮南节度观察使。经赵匡大力推荐，同为博学喜文之士的陈少游见到了陆质，深爱其才，于是将陆质召为幕府从事。
公元七七五年，在陈少游举荐之下，陆质进入中央政府，诏授太常寺奉礼郎。仍是陈少游的竭力荐举，唐德宗即位后，陆质入朝任左拾遗。
在唐德宗一朝，陆质春风得意，马蹄疾畅。先是“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后来因为一个小小的原因，史称“细故”，改为国子博士，又历任信、台二州刺史。
公元八〇五年，到唐顺宗李诵即位后，又一个伯乐站出来，他叫韦执谊。韦执谊大胆提拔陆质，让其担任给事中，兼东宫太子李纯的老师。陆质之所以将原先名字陆淳改为陆质，就是为了避太子讳。
然而，这个太子师当得并不惬意。
《旧唐书·；儒学列传》说：“时执谊得幸，顺帝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
这是一段有着严重政治倾向而不顾史实的陈述。不光是这里，其实，新旧《唐书》在关于唐顺宗短短八个月的永贞一朝的所有描述，以及对围绕在唐顺宗身边的信赖之臣如王叔文、王伾、韦执谊、韩晔、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叙述中，明显有着刻意的诋毁。
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
唐德宗死后，太子李诵即位，此即唐顺宗。这个在东宫窝居了二十多年，一直冷眼打量唐王朝黑暗政治的帝国领导人，对自唐玄宗开始就愈演愈烈的宦官擅权深恶痛绝，同时对邪佞当道的唐朝廷早有肃清之志。
可惜的是，顺宗即位时就已经患有中风之疾，身卧病榻，不能亲政。于是，他任命自己东宫时的两位老师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与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永贞革新集团。
此时，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皆身处要职。
这个清一色由饱学鸿儒文人组成的政治革新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深得民心。
首先，罢掉了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对宫市恶行的血泪控诉。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
其次，取消进奉。此前，各地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以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群起效仿，贪官污吏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改革派将之取缔，规定除常贡外不许另有进奉。
另外，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是皇族中人，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王叔文罢去其京兆尹官职，将其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闻听后，市里欢呼，声传城外。
最重要的是，他们遏制与打击宦官势力。改革派先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俸钱，用来抑制宦官势力。他们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开始悟到永贞革新派要夺其权，大怒曰：“吾属必死其手！”于是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同时纠集反对势力，拥戴太子李纯，对永贞革新派进行反攻。
最后，李诵被迫以内禅方式将帝位让给儿子李纯，王叔文则被贬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也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从此之后，唐朝首开皇帝为宦官所立之风，从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皆是宦官所立。而借助宦官势力走上政治舞台的唐宪宗，最后却死于宦官之手，这大概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后世史家撰写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时，关于“永贞革新”这一段历史，基本全抄自韩愈的《顺宗实录》。
韩愈呢，从他的一首《永贞行》中可以看出他对革新派的态度：“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在诗中，他不仅将革新派称为小人，而且对革新派个别人升官太快表达了强烈不满。客观上，他早柳宗元、刘禹锡一年进士及第，而到“永贞革新”之时，他才仅仅是个江陵府掾曹，晚辈进士刘禹锡与柳宗元却官职蹿升，高高在上，远非他能望之项背。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私交甚密，因而记述“永贞革新”时，多偏听偏信俱文珍一面之词，立场不公。
六
就像晚年的柳宗元写诗自道：“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他非常后悔自己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如果陆质不是因病死于“永贞革新”中的公元八〇五年，那么，活着的他后来肯定也要被纳入“二王八司马”的黑名单，遭到清算。这个“二王八司马”很可能就变成了“二王九司马”。
一个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往往不是一种自觉行为，而是不经意间就被人划分了界限。
公元七九六年，时任国子博士的陆质向唐德宗进献《集注春秋》。由于书中独到新颖的见解，不仅给当时学界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深合救弊匡正的改革需要，因而甫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那些深感儒学式微、国家凋敝、政治黑暗的人士，他们对陆质的《春秋》三书，寄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认同。柳宗元、凌准、韩泰、吕温等人更是表达了对陆质由衷的尊敬之情。
这部纯学术著作，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术范畴，而走入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欲推行政治革新的改革派的理论武器，同时也为广大正直求变的永贞革新者们所拥戴。自然，远离政治的作者本人，也被划入了革新派的阵营。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虽无意于政治，更无心于党派，但却十分倾心于这样的进步士人组织。因为，他们身上蒸腾着正义、善良、渊博、公正。陆质可能会这样天真地想。
再来重新打量一下永贞革新派的阵容，这是个由清一色博学广识的学者组成的集团，他们怀抱匡正天下之志，以救民水火的勇毅疾恶如仇，荡涤邪恶，通过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改革举措，让这个腐朽的王朝出现了短暂复苏的景象。这样一群发奋有为之人，的确值得让自己甘心与之为伍。
但政治就是政治，正直的文人向来是不擅长这个的，所以文人组成的改革集团，向来不是职业政客们的对手。永贞革新派的下场也就可以预料了。
公元八〇五年，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刘禹锡们被唐宪宗逐出朝廷，走向南方遥远的蛮荒之地。两天后，陆质去世。他用一个学者的死，来为“永贞革新”打上一个悲怆的句点。
在那场政治漩涡里，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在中国学术史上，他却顶天立地。
在他身后，一场围绕儒家经义的反思蔓延开来，风起云涌。《春秋》经学研究之风发生陡变，学者们开始弃传就经，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
是他揭示本原，叫醒了沉沦的中唐儒学。
是他轻扇蝶翼，掀起了影响唐中后期直到有宋一代的疑经学术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