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这样颇有洞见地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但史学在自身漫长的发展史中，却长期是以一只寄居蟹的尴尬方式生存，依附在经、子之学的螺壳里，蜷缩着自己骨节粗大的脚爪。
尽管在唐之前早已出现司马迁的千古绝唱、无韵离骚之《史记》，以及同样光芒四射、熠映万代的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等史学巨著，但史学仍然像个衣着光鲜的婢妾，始终没有以一个独立自然人的身份，气宇轩昂地出现在儒学大家庭里。
直到他走出，怀抱着自己总结前史、垂范后世的皇皇巨著《史通》，确定了“六经皆史”的概念，对魏征在初唐于《隋书·；经籍志》中首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给予学理上的确立和昭彰。
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相当于文学史中用《典论》开创了文学评论事业的曹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又不同于曹丕简单的文学样式开创意义，刘知几用他的《史通》在对中国史学做了第一次全面性理论总结的同时，重新确立了史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将之作为儒学的重要门类，与经、子之学并驾齐驱。
从此，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问，终于扬眉吐气，偏室扶正，独立为一部。
从此，统治者开始懂得，治国安邦原来也可以向历史讨教；读书人也终于懂得，历史不但是门学问，而且它比诗词歌赋更艰深，更瑰丽，更让人神往，更富有学理性。
一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六六一年，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卒于公元七二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
他生长在一个“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世代官宦、书香代传之家。其从祖父刘胤之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写国史和实录；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精于史撰；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其兄刘知柔“典学为海，懿文为林”，擢进士第。一门之内，俱以善文辞知名。
在如此家学渊源、文史双修的翰墨雅藻环境里，双向汲取着文史涵养，最后涵养出刘知几这样一株博文通史的并蒂白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爱迪生成为著名发明家之后，其父小山墨尔·；爱迪生曾这样评价他：“爱迪生没有童年，拨弄发动机等一堆机械就是他幼年的唯一娱乐。”潜在的过人天分，常常使一些天才在幼年某些方面的表现反而不如常人，少年爱迪生就是因被老师视为蠢不可及而被逐出的校门。
刘知几也是如此。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的刘知几，被父亲教授古文《尚书》时，常常感到文辞生涩艰琐，难以诵读，因而学业不进，屡遭捶挞。可以想见刘藏器在高高举起愤怒的巴掌时，眼睛里流露的是如何失望的眼神。
正像十二岁的爱迪生在火车上开始展现他的发明天赋，并让老爱迪生惊奇得眼珠立刻欲夺眶而出砸到脚面一样，十二岁的刘知几用他在史学方面的惊人领受能力，也开始让其父刘藏器同志感到不可思议。
他在《史通·；自叙》中说道：“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一读属于政治文献的《尚书》便昏昏欲睡，迟迟不得其法；一见更像史书的《左传》则欣然有归，学业立刻突飞猛进。这个对比强烈的兴趣反差点，其实已经将少年刘知几一生的学术走向表露无遗。
就像从事文学翻译的傅雷，却发现儿子傅聪更具有音乐方面的天赋，于是将儿子果断交付给钢琴，而不是摁进法语字典一样，刘知几的父亲与长兄在他学通《左传》之后，又想让他博观围绕《左传》的义疏，目的很简单，将《左传》吃透研细，精谙此经。
要知道，多少皓首穷经的儒生毕其一生，也难于精通一经。
然而，刘知几再次表现出他对章句训诂之学的厌恶，同时在史学方面的浓郁兴趣和过人的领悟水平。他以《左传·；鲁哀公十四年》记录“春，西狩于大野”之后，再未见其他记载，于是拒绝继续读《左传》注疏，而是“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这之后，他通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随着阅读视野的渐次开阔，他探求古今兴替沿革的求知欲望也更加浓厚，“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在他充满自谦的《自叙》里，我们看到一个沉浸在历史书籍之中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少年长达六年的披史览籍、乐此不疲的长长身影。十二岁读完《左传》，然后是《史记》、《汉书》、《三国志》，然后又浸淫于“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的卷帙浩繁的古今史著。读书的方法也与他人完全不同，“不假师训”，任由自己“触类而观”。到十七岁时，饱读史书的他，对自先秦到中唐的历史已经“窥览略周”。
六年时间，他通读古今，而且对史书中“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阅读量，又需要多么精深的史学领悟力。按《隋书·；经籍志》所载，此时的史部之书共计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能做到对这些史籍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粗知”，是件多么让人惊愕的事情！
钱理群说过，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个字：出色。
刻苦、兴趣、天分、家学、环境，在这五个因素作用下的刘知几，当然已经不能仅仅用一个“出色”来定义他了。
二
当高考成为初唐延续了隋朝开科取士的制度，在士人心中普遍确立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价值取向。这成为一根指挥棒，导引万千读书人为之俯仰。
然而到中唐之时，举子所读所学空洞无物，考试内容严重不合理，都使得唐朝科举制度脱离了真才实学的检阅，使儒学精神出现导向性偏离，而且还造成了读书人为科举而苦学来的东西，却与真正的学问越来越远的结果。到唐高宗即位时，甚至出现了“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尴尬局面。
年轻的刘知几就成长于此时。
出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他更喜欢历史。但迫于社会通行的价值观，虽无意场屋事业，却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爱好的史籍。与同时代其他青年一样，他一方面捧起经书，背诵刻板的章句教条；一方面捡韵吟诗，练习浮泛的诗词歌赋。这一切，都为的是进士及第。
事实上，尽管他夙好史学，但渊源的家学熏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使得他自幼就习诗涉文，在诗赋方面颇有声名。他在《史通·；忤时》篇中自道：“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新唐书》本传佐证了这一点，“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而且刘知几在诗中也写道：“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
这样一位人物，虽然科举应试内容非他所喜，但只要他肯俯身入帏临场，那就只有一种结果：绝不会出入科场被“赚白头”，当然也不会像时下一些所谓的“文学天才”，却连基础的中学课程都屡屡不及格。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位与他极为相似的人——明朝的唐寅。鄙视科考之学，一心只仰慕古人放逸，每天与友人纵酒诗画的风流才子唐伯虎，经祝允明劝告，得中个举人以慰亡父在天之灵。他遂颇为自负地说：“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二十八岁的他赴应天府乡试。横溢的才情流泻在卷子上，主考官梁储阅卷时不禁为之拍案叫绝。他果真一举成为解元，这就是实力。
刘知几还要牛一些。公元六八〇年，年仅二十岁的他参加科考，一举进士及第。
并不像戏剧舞台上所表演的，书生一旦进士及第，立刻簪鲜花、披红袍成为驸马，或光光鲜鲜地成为朝中大员。刘知几步入仕途的起点只是个主簿——获嘉县衙文书。
一个人的志趣在哪里，那么他的快乐就在哪里。就像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圣徒托马斯，他给自己定下的最高的理想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手捧一本小书，就这样安度此生。”所以他会写下《效法基督》，而不会痴心想去做一个教皇。
醉心史籍的刘知几，不但没有鄙薄肩负的从九品职位，反而沉浸于终于可以不再为科考而读书，从此可以随心所欲读自己喜欢之书的快乐之中。“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这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的快乐。
离开令人作呕的为应试而伏案劳形的书桌，回到自己苦苦追慕却一直无暇顾及的心爱的书籍旁，其心情惬意程度，大可与从高墙深锁的包办婚姻里突围，终于拥抱住属于自己的自由浪漫的爱情作比。
他在书海中如鱼得水，潜心古籍，游优坟典，探隐掘幽，自此“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这一读就是二十年，直到公元六九九年被调职京都长安。
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刘知几告诉我们，树一位大师需要四十年。
与所有大师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刘知几除了乃父乃兄的有限指导，以及家学影响，他几乎没有经过师授，纯系自学成才。
获嘉主簿任上的二十年，是他独自畅游史海，博览群书，系统深研历史的二十年，也是他自我丰厚学养，触类旁通，完善学术体系的二十年。
其实，他身上很早就表现出了不假师说，不尊成见，喜欢独立思考的可贵学术作风。“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尚在总角少年之时，当他读到班固的《汉书》与谢承的《后汉书》时，便觉得班固的《汉书》里不应该有《古今人表》，而谢承的《后汉书》则应该为更始帝立纪。当时的身旁大人听到后，斥责他童言无忌，信口开河，黄口小儿竟然轻率议论前辈史家。
等到成年后的刘知几读到张衡、范晔的史论，竟然发现他们与少年时自己的观点完全吻合。像这样的事也绝非发生了一两回，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于是他得出结论：“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这个方寸就是自己的内心。心中有疑，不与他人讨论，且留于自家心中，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终会在某天获得冰释。
质疑，成为他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治学精神，甚至还被他天真地用在了政治上。
但学人在政治上永远是幼稚的。公元六九五年，不知深浅的刘知几上书讥刺时政：“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鉴于当时国家吏治混乱，官员交流频繁，他上书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并建议：“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
一个九品县衙主簿，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中央政策进行指责，甚至还大胆提出自己的改良主张，武则天听后应该会从微扬的嘴角轻轻吐出四个不屑的字眼：书生意气！
其时，武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告密与掠杀，常常祸及无辜，公卿被诛死者比比皆是。他们先后杀死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海内名士因连坐流窜者千余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刘知几感时伤世，作《思慎赋》一篇针砭时弊。但也只是引来同为文人的苏味道、李峤二人的赞叹：“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一切于世无补。
仕途不进，建言拒听，献策不用，《赋》刺无效。至此，刘知几彻底绝望了。那是一种热情奔放付出之后的空无与寂寥，充满了斜倚栏杆、遗世独立的苦闷与失望。
一个人的济世之想，很像是一场跌入爱情漩涡中的相思病，经过最初的辗转反侧之后，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爱只是单向付出，有去无回，在对方那里得不到丝毫回应时，他就会从枕边渐渐醒来，毅然收回这份爱，将绝望之后无处安放的深情寄诸于他方。
于刘知几，这个他方却是曾经的原点。
再次回到自己的史籍中，缠绵于文字构筑的历史现场。
哪里有涛声澎湃，哪里有惠风和畅，哪里还有志同道合。他在《自叙》中这样写道：“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接着，他列下了一组“言议见许，道术相知”的友人名单：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
这个名单中的人皆学问渊博，通籍好史，仰钻坟典。与他们相交相处，相谈相议，刘知几满心欢喜，得尽怀抱。所以，他常常感叹：“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这么多同道，他该知足的。
四。
有书可读，有史可研，有友可交，他的确是幸福而知足的。因而他对自己坐在获嘉主簿冷板凳上二十年纹丝不动毫无怨言，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人永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
巨大的文学盛名，使他早已名满天下。公元六九九年，一纸调令从长安传来，他被任命为定王府仓曹，与徐坚、徐彦伯、张说等人在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和李峤总领下，集体奉诏撰修大型类书《三教珠英》。
《三教珠英》编成后，参与编定的“珠英学士”们悉获封赏。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公元七〇二年，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东观，从此他踏入史馆，开始了“三入东观”的史官生涯。
公元七〇三年，他奉诏与徐坚、吴兢修撰《唐史》，此为第二次入东观修史。
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刘知几“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迁秘书少监”，受命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这是第三次进入东观。
伴随着三次进入东观修史，刘知几的心理不适与厌恶感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
原因很简单，上面监修的主管太多，他们指指点点，众口哓哓，干扰太大，自己不能按照史家应有持公执正之义秉笔直书，这严重触犯了作为一个历史撰写者的心灵底线，违背了自己所尊奉的为史原则。那么，只能扔掉手中的笔，拂袖而去。
他在《史通·；自叙》中书写了心中的愤懑：“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出于情面，他没有在上述文字中具体列出“监修贵臣”的名单，《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中却完备地记有：“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新唐书·刘知己列传》更为详尽地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他修书一封，向萧至忠提出绝不可留的五条原因：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捂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祑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笔者不厌其烦抄录于此，原因是这绝不仅仅是一封普普通通的辞职信，更可视为撰史守则，是史家应该人人必读的治史箴规。
在上述充满义愤与无奈的陈述中，折射的是一颗不为权贵左右、不为世俗流化的皎洁之心。举世皆浊，但我要不损胸前一片湛蓝云天，自守其清。那么，远离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萧至忠看到刘知几的信后也深自怅惜，意欲不许，而兵部尚书宗楚客，这位为讨好韦皇后，后来当着唐中宗的面将正直大臣燕钦融悍然摔死的狠角色，“恶其言诋切”，他愤愤地对其他史官说：“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同将刘知己认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封惹发众怒的辞职信几乎给刘先生带来杀身之祸，只是后来碰巧因萧、宗二人犯事伏法，这才让刘知几幸免于难。
其实，刘知几误会了这几位监修的高官。因为他们背后还有着更大的势力——武则天的侄子，在中宗一朝与韦后搭奸行威、独霸朝权的武三思。有这位不顾史实、任意篡改历史的霸王在，宗楚客们又能怎样呢？
五。
西方法学家一直在告诫东方，不要单纯去指责一个贪官，而要问责那个产生贪官的腐败体制。
是的，刘知几没有在意武三思或宗楚客，而是深刻看出了唐朝修史之中出现的制度性问题。
问题就出在统治者对修著历史者的强权干涉。
隋代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唐朝改为著作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而且，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史官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馆修史的积极意义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采众家之长，集思广益，有助于纠正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
带来的问题却很多，刘知几在《史通》中严厉批评了设馆修史存在的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实录直书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弊端。清初设馆编纂《明史》时，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是受到了刘知几关于修史的方法论影响。
其次，唐朝自李世民开始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起居录是史官对帝王一言一行的如实记载，凡君王之行，不管善恶，有举必录。其目的是，对君王“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所以，以此为史务的内史之官，才能自觉秉持一种神圣的使命，“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在真相与真理面前，永远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所以，春秋历史上才会出现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那样的史家佳话。
但，皇帝不能干预内史的为史惯例在李世民这里被打破了，他要亲自审阅内史。那么，善恶必书的内史修史制度必因帝王干预和史臣取媚而遭到破坏。
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撰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使国史修撰逐步被国家政权所垄断。伴随着史学著述繁荣的，是传统为史精神的一步步沦落。
鉴于眼中的小人横行，史学混乱，上下失致，刘知几喟然叹息：“而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他为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而叹，也为自己而叹。
“凤饥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
“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这哪里是自己能待的地方呢？那就离开这个乱哄哄的人群，留下自己的不满与不屑，不再“徒殚太官之膳”，也不再“虚索长安之米”，挥挥衣袖，走回自己的精神家园。
六
公元七〇八年，他愤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明其志。
这个志向很明确：“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写作目的似乎也很简单，刘知几自己简要介绍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实际上远在从“杜门却扫，凡经三载”的东都来到长安之前的三年中，他就已经开始了这部巨著的写作工作。
来时是因为“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的不得已，此番归去，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失落，相反，倒很可能有着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迫切与欣然。
因为，那里有使命在召唤。
公元七一〇年，前后历时三年，凡二十卷的《史通》完成。
《史通》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阐述史书题材、编纂体例、史料摭采运用、语言表达、撰述原则，《外篇》谈论史官制度、评论史家、历代史著。从史书起源、编纂体例、撰述方法、史料运用，到史学人才选任、史家秉笔原则、史官制度沿革，逐一进行了详尽而精彩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关于史学研究领域的缜密理论体系。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尤为可贵的是，他言史学而不囿于史，出入“经、史、子、集”四部，用其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维，相互印证，在学理探研中充满了思辨与质疑精神。他指责时人迷信前人成说，不敢独立思考，“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
在此书的《疑古》、《惑经》、《申左》等篇什中，他像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一样，大胆考辨并指正儒家经典中存在的诸多谬误。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比如：“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同时，他的质疑又与张衡站在经义辨析立场上的发问不同，而是借此叮嘱写史之人要明辨是非，慎重落笔，不能蹈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的覆辙，并郑重告诫后学：“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在《杂说》篇中，他详细谈论了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在《采撰》篇中，他认为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才有可能成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真伪混杂，所以尤需甄别与选择，“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提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的警告，不要因采用虚史伪事，而使笔下虚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同时期史家徐坚读到《史通》后，大为叹服，认为句句为至理名言，他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史通》的横空出世，标志着自《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仅限于编撰的史学，上升到系统理论研究的层次，史学从学科内容与形态上第一次实现了飞跃。
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说，我在这里迈出了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刘知几所跨出的，也正是中国史学的一大步。
七
刘知几《史通》的创树意义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
他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史才难于一切，也高于一切。在《史通·；核才》中，他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原因是，“援笔成史则垂之千古。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所以，他认为做一个史学家要比一个经学家、辞赋家更难，他不仅认为在自身品德修养上必须循守史家秉公之义、公平持正的原则，不为外力影响，始终坚持实录，而且对个人才能具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必须才、学、识三者兼长。“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但是，世间通行的法则是，“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结果就造成了写史之人“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这种情况下，只能产生大批名不副实或才不足任的编修史书之人，真正的史家寥若晨星。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他回答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说自他口吐这一言之后，“时以为笃论”。
史学也因此有了它该有的学术地位。
唐穆宗长庆二年，科举考试中开始增设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科、一史科。《新唐书·；选举志上》中载：“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
国家将史学纳入科考内容，自然使得天下士子不再像刘知几年少时那样，只是出于个人喜爱阅读，而是带着光宗耀祖的决心投入到了熟读史书的行列。
历史学终于门庭大振，骄傲地屹立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二的位置，从此出现在中国学术界。
拿自己和作品《史通》比拟于杨雄与他的《太玄》，刘知几当初深感“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而此时可以捋须一笑了。
晚年的刘知几因此获得春风眷顾，仕途陡然畅通。
为避太子李隆基之讳，刘知几改名刘子玄，他先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后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受封居巢县子，但所兼任的史官之职一直没变。此后，他又相继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史著的撰修工作。
公元七二一年，时任太乐令的刘知几长子刘贶因事触律，刘知几“诣执政诉理”时惹怒唐玄宗，李隆基贬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六十一岁的刘知几于孤苦伶仃、贫病无依中悄然死去。
一生将自己比拟扬雄的他，连死时的冷清竟然也如此酷肖，让人心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