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曲生于南朝，胡音发自北俗。
在六朝诗赋中，南朝诗作始终飘荡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残红艳粉、戏蝶流莺的浮靡绮烂色泽，北朝诗作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散逸着苍劲沉郁、刚毅雄健的清新朗阔风致。
但有两首诗却是个严重的例外。它们均出自南人之手，抒发的也都是国破家亡之后流落他乡的感时伤世之情，字里行间虽然充溢着深切的黍离之悲，故园之思，但却一扫南诗的低迷悱恻，透露出一派清爽凛纵的北诗气概。
先来读一下：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璧入邯郸宫，剑去襄城水。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悯悯思旧都，恻恻怀君子。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齿。
前一首是庾信的《拟咏怀》，后一首是颜之推的《古意》。
两首诗作的共同点是，作品寄寓相同，襟抱一致，感怀同旨。最让人惊奇的是：作品集体卸却南朝诗赋固有的纤婉轻浮，呈现出雄浑苍郁的北朝诗作气象。
原因很简单，他们起初同时仕梁，南梁政权垮塌之后，又几乎同时分别流落在北方。多年客寓北地，朔方的关山明月，罡风尘沙，大漠孤烟，已然洗去早年的绮艳诗风，代之以苍劲的北地风格。
在六朝及隋的诗人行列中，庾信诗名高举，相当卓著。成就他这种诗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才情诗思之外履南走北的独特复杂经历。南朝的烟雨，北地的清寂，交织于诗人一体，使得庾信笔下既有着江南旖旎深婉的底色，同时又渗透着旷达清健的北方地域特征，因而诗风兼综南北之长，作品旨深调远，被杜甫盛赞：“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而在南北朝末期至隋的整个儒家学者队伍之中，颜之推与庾信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个人经历。他由南入北，在时间经度上，历南梁、北齐、北周、隋朝四朝；在空间纬度上，游宦于中国南北广袤的区域，因而使得他学通南北，既有着南朝重魏晋传统、清通简要的特点，又有着北朝重汉儒风气、渊综广博的特征。
因而，当隋朝一统江山，统一南北之后，在必然带来的南北学术交汇、碰撞与融合中，并由此产生“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的学术混乱之际，淹贯南北之学、通晓各家长短的颜之推，就完全可以以儒学宗师的身份走出来轻咳一声，然后厘清秩序，定纷止乱。
但他没有站在学术讲坛上说话，而是用一部取貌家训的作品，向这个身临的大一统时代发言。他告诉混乱之中各执其偏、团团打转的人们，什么是为学目的，什么是立身之本，什么又是正统儒家学术的旨向，从而倡导并呼唤早期儒家精神的重新回归。
由之，他成为隋朝士林的儒学楷模。
一
这个学术塑像的矗立，却是以被矗立者的人格屈辱为基础的。如同曲尽天人之妙、畅达宇宙之奥的《周易》，是以羑里城中一间昏暗潮湿的监牢为产房。
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诗歌幸。周文王与颜之推均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但作为学者，他们依然享用着这条艰涩的逻辑。
颜之推生于公元五三一年，卒于公元五九五年，祖籍琅琊临沂，出身于世代尊崇儒术的世宦家庭，系晋元帝时衣冠南渡的北方大族之一。
据《北齐书·；颜之推列传》记载，其“九世祖含，从晋元东渡，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东王绎镇西府咨议参军。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绎以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
少年聪慧，博览群书，加之渊源的家学熏陶和影响，使得他在继东晋竞相谈玄言虚的流风余绪中，能独立于玄学与佛学流行思潮之外，始终保持对儒家经典情有独钟。而且，颜之推博览群书，文采斐然，这些都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代儒宗，提供了重要的人生早期先决条件。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自然要被湘东王萧绎所看重。公元五五〇年，萧绎派遣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二十岁的颜之推便被作为重要的辅佐人才，以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记的官职一同前往郢州。
“如果没有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崖头的那朵山花将一直在那里绽放，然后衰败。”普希金这样说过。
如果世界一直如此安闲，颜之推将在郢州安静地读他的书，喝他的酒，间或再书生意气十足地狂放一把，任纵一回，然后像大多数儒生并无波澜的人生一样，叙写自己的诗酒年华。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之彻底颠覆。
侯景之乱，不仅改变了颜之推的人生，而且改变了萧梁的国祚。
起因却在于梁武帝的鼠目寸光，引狼入室。
很像战国时秦国覆灭赵国，起因是赵王贪图韩国上党亭守的无偿献城，为了一块不劳而获的肥肉，赵国最后将自己整个家业赔付了进去，血本无归。
东魏高欢麾下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侯景，在公元五四七年高欢死后，以河南为见面礼投降西魏，宇文泰深知侯景的狼子野心，于是对他明助暗压。为此，侯景再次转换门庭，又举着河南土地这个钓饵，转而投降南梁，梁武帝萧衍为贪图这块土地，接纳侯景，并封他为河南王兼大将军。
羽翼渐丰之后，侯景终于在公元五四八年，以欺骗手段获得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做内应，攻入建康，杀萧正德，又于次年攻破台城，软禁梁武帝，最后将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内的文德殿。
城破之时，建康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列传》）的惨景。这之后，侯景立萧纲为帝，继而废杀萧纲，立萧栋。公元五五一年，侯景废萧栋，自己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王僧辩、陈霸先大败侯景，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这就是著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中，当郢州沦陷于叛军之手后，颜之推被俘。这中间，颜之推几次面临被杀的危险，但每次都多亏行台郎中王则的帮助才侥幸获免。“就狄俘于旧壤，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鼗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这是他记录当时惨景的诗行。
公元五五二年，侯景被灭，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劫后余生的颜之推回到江陵，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西魏大军便南下来袭，公元五五四年攻破南梁首都江陵，梁元帝被杀。江陵遭掳后，梁朝王公以下数万百姓作为奴隶，被押解至遥远的西魏国都长安。
在这长长的神情沮丧的战俘行列中，就垂头丧气地行走着欲哭无泪、伤心欲绝的颜之推。
在身困囚车、远赴他乡的路上，他吟下：“昔为时所重，今为时所轻。愿与浊泥会，思将垢石并。归真川岳下，抱润潜其荣”，以此哀悼故国之丧，痛挽自身之辱，“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悯悯思旧都，恻恻怀君子”。
一吟双泪流！
山河破碎，身陷囹圄，这些都已是铁的事实，无法抗拒。只能低着头，向着茫然不可知的命运前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二
辽阔的北中国，却以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在等待着颜之推的到来。
不独是他，几位早就闻名大江以北的南梁硕学鸿儒，都在北方粗犷豪放的统治者心中拥有极高的位置。此时，北方人正在用望穿秋水的目光向南眺望，恭候他们来临。
所以，当带着悲伤、绝望、惊惧、恐怖等复杂心情的南方文人们走进陌生的长安城时，他们会疑心自己难道真是以俘虏的身份被绳索牵系至此。
这太不靠谱了吧。
面前笑容可掬、礼数甚周的西魏最高统帅，怎么能和那些杀进江陵的野蛮入侵者画上等号呢？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不容置疑。两位先到这里的南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比如王褒，这位“识量淹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与颜之推同样祖籍琅琊临沂的梁朝名士，一到长安就受到了宇文泰超乎寻常的隆重欢迎。
《周书·；王褒庾信列传》真实记录下了这个感人的场面：
褒与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
见面不是张口就训诫，尔曹要洗心革面，在新的革命阵营里好好改造自己，而是张口就喊舅舅，以晚辈之礼拉家常，这实在太意外，也太暖人啦。而且，授以高官厚禄，这怎么不让这些人感从心生，忘其羁旅呢？
而这些，在北方统治者那里做得又是极为诚恳，绝无半点临场演戏的成分。王褒在孝闵帝践阼后，被封石泉县子，邑三百户。到周世宗即位后，又特加亲待。
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治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
还比如庾信。这位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的南梁名士，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五五四年）奉命出使西魏，但抵达长安不久，西魏即攻克江陵，他因此滞留长安。在西魏他格外受到尊崇，被“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此时名义上虽然是元氏执政，但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控人却是宇文泰父子，这父子俩“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帝王如此礼敬，诸王与自己又混成了哥们儿，你说庾信的心中，是将这个国家当成灭我异族的仇敌，还是用拥抱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呢？
再比如颜之推的弟弟颜之仪。这位幼小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深得梁元帝赞许的雅士，也在西魏攻入江陵之时被俘至长安。“周明帝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武帝初建东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邑二百户。宣帝即位，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
……
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以极大的虚心与诚恳，拜刚刚被自己用武力打败的人为师，向匍匐在地的被征服者讨教，这就是宇文氏对待来自被统治区文人的态度。
这一切又绝非故作姿态，拿拿样子，而是出于对汉文化由衷的倾心与皈依，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自觉靠拢。就像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用征战与屠戮降伏了希腊，但粗野的罗马人却十分迷醉希腊文质彬彬的文化，最后在政体表现形式上，是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而在文化层面上，却是希腊文化席卷并风靡了欧洲。
这种甘心并积极为中原地区先进汉文化所化的自觉意识，在入主中原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那里，不仅普遍，而且由来已久。
此前，最显著者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不仅下令鲜卑族改为汉姓，禁说胡话，改穿汉服，而且积极从自身做起，改名为元宏，娶汉女为妻，将公主们悉数嫁与汉族大姓，范阳卢氏，一家之内就娶了三位公主。
听来，就让人感动。
那么，此时与西魏并峙的东魏政权，再准确说，前二者的各自衍生换代产品，北齐也会如北周这样如此对待中原文化吗？
有这样怯怯一问，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颜之推。
三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谁又能真正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呢？
公元五五四年江陵城破之后，凄凄惶惶的颜之推被迫走上了北上长安的漫漫风沙路。他在《观我生赋》中写下了此时悲怆的心境：“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畅。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轸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掩桐棺之藁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憀悢。”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也许已走到了长安，或许还只是在路上，一个人看上了颜之推，他就是大将军李穆。李穆决定将这个重量级人才送往弘农，让他来为自家哥哥阳平公李远服务，掌管书翰之事。但颜之推此时却心系故国，结思江湖，“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
于是，他决定伺机逃离。
方案是偷渡黄河。因为，偶然间他获知，北齐准备遣送梁使徐陵等人回国，于是他暗自决定先奔齐，而后随同徐陵返梁。“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砥柱山，当黄河中流。以山在激流中矗立如柱，故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今已无存，为北周与北齐交界。
茫茫黑夜，浪高波谲，一叶扁舟，险象环生，颜之推竟然潜逃成功，胜利抵达北齐。
后来他在《从周入齐夜渡砥柱》诗中，心有余悸也骄傲无比地写道：“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与北周的宇文邕一样，向来自江南的这位大师表达了自己极大的热诚：“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
颜之推却没能回到思慕已久的故乡。这恐怕是高洋严重舍不得的原因。《周书·；王褒庾信列传》中，在说了王褒与庾信备受宠敬之余，又讲了一件事，“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想象一下高洋，应该也有这种求贤若渴的心理。
因为爱得太深，所以不忍割舍，不能分离。怎会允许你大雁南归呢？
大雁也很快发现，南方终已归不得了。公元五五七年，陈霸先威逼梁敬帝萧方智让位并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陈，梁朝彻底灭亡。
无国可归，无家可回，颜之推援笔写道：“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玉砌雕栏应犹在，只是容颜改，月明星稀中的故国杳然无踪了。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挥上两行浊泪，将梦埋葬。
那就客寓于此，终老此生吧。
高洋用他礼贤备至的行为，感动着这位来自南方的学宗。他一度想让颜之推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寝。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
颜之推的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于尺牍，应对闲明，同时也大为北齐重臣祖珽所器重。后来，好饮酒、性任纵的颜之推，还是用其渊博学识与超人才干获得了高洋的深为嘉许，升任为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
身处北齐帝国的权力中枢，颜之推勤勉有劳，卓有政绩：“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书，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
一个外来的和尚，受到方丈如此器重，这会让那些本地的小沙弥们为之嫉恨不已。如同当年被那个叫段孝信的中书郎打小报告，此时的颜之推更成为北朝大员们的集体假想敌，“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为此，他写下《古意》表达心中的郁闷，“宝珠出东国，美玉产南荆。隋侯曜我色，卞氏飞吾声。已加明称物，复饰夜光名。骊龙旦夕骇，白虹朝暮生。华彩烛兼乘，价值讵连城。常悲黄雀起，每畏灵蛟迎。”
身为明珠，价值连城，但正因能解黄雀语，才时时不能免冶长之灾。于是韬光养晦，视灵蛟相迎为送祸上门。其实，高职非我所求，厚禄也非吾所想，宁静自守，淡泊明志，谁又能奈我何呢？
这样的岁月虽有种种不快，但不再有世乱兵荒的狼狈逃窜，也不再有囚系于途的惶惑与无寄，那就这样安闲于一隅，了此一生，岂不也好？
然而又一场变故很快接踵而至，再次改变了颜之推的人生。
四
公元五七六年，北周武帝率军攻打北齐，当北周部队大兵压境时，混蛋透顶的齐后主高纬还在与宠妃出游打猎，第二天才于慌乱派兵迎战。战斗打响后，高纬如同进戏院看戏，他优哉游哉地骑在马上没事人一样漫不经心地观战，直到晋阳不保，他才仓皇出逃至邺城。公元五七七年，北周军攻破晋阳，后又大举进军邺城，以高纬为首的北齐王公大臣悉数被俘，北齐灭亡。
在北齐政权即将沦陷之时，颜之推为这个王朝做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纳之”，可惜丞相高阿那肱以吴人不可取信为名，拒绝采纳此计。计策虽然不被采纳，但颜之推“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河津失守之后，颜之推被俘，二度成为北周的俘虏，被迁往长安。
二十四年前发生在江陵的那一幕，今天再次重演。
这让人想起唐朝时有着同样尴尬经历的一个人——魏征。
魏征起先跟随李密闯天下，公元六一八年，瓦岗军被王世充打败，跟着李大哥闯天下的魏征投降到了唐王李渊麾下；公元六二〇年十月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被俘，他由大唐的秘书丞摇身一变为窦建德的起居舍人；公元六二一年，李世民彻底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两股势力，作为被俘人员魏征再次低着头重回大唐。这之后，他成为东宫太子李建成的舍人，处于李世民的对立面，公元六二六年李世民实施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魏征再次成为李世民面前垂头丧气的俘虏。
低头走向北周长安的路上，颜之推会与魏征去见李世民一样有着复杂的心情。如果他知道魏征在唐太宗那里的处境，颜之推此时的心情应该明丽起来。
看看北周武帝是如何享用自己的战利品的。庆功宴会上，北周武帝让齐后主高纬起舞助兴，尔后将他及他的嫔妃，以及北齐宗室王公大臣数十人全部杀死。稍稍有些血性的任城王高楷悲愤难抑，不堪其辱，服药自尽。就连高纬年仅八岁的儿子高恒也不能幸免，死于屠刀之下。
但北周统治者却没有以战俘的身份看待颜之推。对这个曾被自己授予高官，又偷偷潜逃至齐的人，北周不仅没有将之视为异己，更没有厌弃，相反，鲜花簇拥，礼遇甚隆。
这中间，当然有此时在北周备受重用的王褒、庾信及弟弟颜之仪等一帮南梁同志在起作用，但更大的因素是，北周武帝对江南士人普遍具有的天生好感，是他对以魏晋文化为正朔的江南汉文化的无比仰慕之情在起作用。公元五七九年，北周开始服汉魏衣冠朝贺，就是明证。
更何况，作为一代儒宗的颜之推，此时名贯四海，对士林有着极大的感召力。面对如此之人，礼敬犹恐怠慢，哪里还敢有一点非礼造次？
公元五八一年，颜之推担任御史上士，与弟弟颜之仪的司书上士同等级别。革命当然是讲先后的，但为了笼络人才，安稳这位始终怀着故国之思的不安分大师，有时需要搞点例外，这就是政治的诡秘之处。
但再诡秘的政治，也没有无常的历史更让人琢磨不透，更让人始料不及。
公元五八一年，在历史纪年上还有两个别称，在北周是大象三年，在隋朝则是开皇元年。
意思很明白，这年大周相国杨坚以造反者的姿态起立，伴之的是十岁娃娃宇文阐逊位，北周灭亡，隋朝取代了北周。这同时意味着，刚刚转换了国籍的颜之推，转眼又成了隋朝的子民。
一切无能为力，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苏东坡在《迁居临皋亭》中曾这样无奈地自叹过：“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裹挟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里，身不由己漂进隋朝的颜之推还会遇到什么？
五
隋文帝杨坚与太子杨勇父子，向颜之推表达了这个新兴朝代对文化的尊敬与热忱：“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
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自称“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此时再也无意于官场，而是以兼通南北儒学、杂糅儒释道众学之长的学术积淀，凭借游宦南北朝胡汉多个政权，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等广袤的中国土地所形成的丰厚阅历，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来完成自己最后的著述。
这部大著就是《颜氏家训》。
因书名所导，后人往往将之简单视为一本训诫子孙后代的文学著作。其实不然。颜之推著述的出发点，是鉴于隋统一之后，南北儒学于交汇中产生的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情况，他从人生最浅显的安身立命讲起，进而引申到儒家精神的核髓，来树立正朔，打理此时南北儒学相互冲撞所产生的种种不协调。
隋统一之后，由于南北学风不同，造成了如《隋书·；儒林列传》所说的学术混乱局面，“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甚至造成国子学考试之时，判卷博士无法对学生的策问来定是非。
同时，“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儒罕通人，学多鄙俗，带来的后果十分恶劣。儒生为了一己名利往往抛弃道德，丢掉儒家向来所注重的人格与灵魂，背离传统儒家的精神。这中间就包括当时的众多大儒。
比如“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的刘焯；还比如“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的刘炫，而且他最让人不齿的是，“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还比如开皇初年高祖征召的马光等六位儒生，“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
不难看出，当隋朝一统天下之时，号称名儒的儒生们，其道德与品行实难与大儒身份相辅成。
名为大儒的他们既然如此不堪，那我就坚决不以一张儒学学究的面孔示人，而是别出心裁，以一个严厉父亲或慈祥爷爷的面貌出现。而且，名义上是写给自己儿孙，教他们如何为学做人，实际则是以正宗儒学训诫天下所有之人。
这就是曲有深致，这就是举重若轻。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篇》中就如此开宗明义：“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诗经》有言：“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意思是，我非但要对面语之，还要亲提其耳。自己的后世子孙既不得见，如何能耳提面命呢？所以，一句“非敢轨物范世”的自谦背后，实则是颜之推欲“轨物范世”的真正用心。
匡正时弊，纠正儒风，以儒家正统观念为基调，对经历玄学改造和佛学变异后多有舛误的时学予以复原，从世道人心处细心打理，以廓清蒙尘积垢的儒学。
一部《颜氏家训》须得如此看，方能看出真谛和妙处。
六
颜之推以“家训”之名，广倡儒家忠孝仁义观念，普及儒家理想人格，指认安身立命所在。所以《颜氏家训》自隋初面世后，就一直成为儒家育人正己的规范读本，历代刊刻不断。由近及远，争相矜式，大行于世，好评如潮。
《颜氏家训》的最妙处不是作者抛弃正襟危坐、板着面孔的说教姿态，而是用大量亲见亲闻的具体事例，从人伦常情与世道人心的细微处落笔，娓娓道来，如语家常。
颜之推极为重视学习，讨厌不学无术。学习的目的是为发虑宪，求善良，化愚顽，就贤远，最后成为一个有识于胸、有仁在心、有礼约身、有思在脑的人。任何一个大师都不会忽略学习的重要性。
在《勉学篇》中，他用自己亲历梁朝时的所见，深刻地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但他们肚中无货，“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天下太平之时，这些人还能够悠游卒岁，但等到天下大乱，朝市迁革之后，铨衡选举者，与他非复有亲；当路秉权者，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那么就窘态百出，只能“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他指出，如果在当初，潜心学习，“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但现在他们因不学无术，“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
进而，他用自身周历南北朝胡汉政权，却能处处受到尊敬为例告诫人们：“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之推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他在书中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幼年时期，人精神专注，心无旁骛，受外界干扰少，故而是受教育的最佳时机。而且，人之少年犹如起于一张素纸，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因而在此时接受良好的教育，会对一生影响极大。
他认为学习是一项终身事业，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之时“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少年时学习，“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但比不学而“瞑目而无见”要强百倍。
承继孔孟孝悌仁义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人在以“德艺周厚”为根本人生取向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以仁义为信念，以践行仁义为旨归，积极维护自己的德性生命，加强心灵再造。在《省事篇》中他说：“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天由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
尽管《颜氏家训》的写作意图是以归复早期儒家伦理思想为第一要义，但着眼于儒释道三教并融的大一统隋朝学术现状，他在《归心篇》中指出：“原夫四尘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他认为就思想本质而言，儒释道三教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化愚启顽，教人向善就德，他们之间没有学理上的根本冲突。如此，就从理论上为隋、唐在文化上实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些更为学术化的阐述与辨析，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家训只就家庭伦理、道德修养、安身立命的言说范畴，从中也可清晰地看到，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的真正用意与普世情怀。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此书虽然乍玄乍释，忽儒忽佛，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但其宗旨仍然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儒家的亘古使命与主题。
也正因其充溢着尊德乐义、行仁明礼的传统儒家精神，所以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推崇备至，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赞它：“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庭帏杂录》中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王钺盛赞：“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家法，其实已经变为了世法。
七
颜之推在写于入周之后的《观我生赋》中，对自己充满坎坷的流离飘零的一生进行了艰涩的回望。
他对自己总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在扬都，正值侯景杀简文帝而篡位；于江陵，逢遇孝元帝覆灭；于晋阳，经历齐后主遭荼毒。故而，他称自己“三为亡国之人”。
为此，他悲愤难抑地写道：“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仁。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秦。亡寿陵之故步，临大行以逡巡。”认为自己“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
其实，若再加上大象三年的北周之灭，他一生应该经历了四次亡国之痛。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一介书生先是由南及北，后又自东入西，脚步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迁徙的脚步，既非随遇而安的恣意游走，更非寄情山水的适性漫游，而是国家灾变之后的被掳而行或仓皇出逃，脚步凌乱，心情悲怆。
但也正是他数经亡国丧家变故，无奈之中数度易主，历涉汉胡不同朝政，以江南之人长期游走于辽旷北地，这才成就了他的宏富性与博大性。
他在《颜氏家训》之中俯拾即是的广泛例证，同时也成为今天学人对于研究南北诸史的重要参考。比如《风操篇》中所说“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勉学篇》中说“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此人就是王翼；《文章篇》所言“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此人是姜质；《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读之，均可以补证南北诸史。因而，《颜氏家训》还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蚌病成珠，石结牛黄。从这层意义上说，究竟是该同情还是该庆幸颜之推的不幸呢？大师却不管这些，他只以一部家训谆谆教导万世之人。
从此，后世中国的每一个诗书之家有了教育子弟成长的必读范本，而每一位成长起来的德学兼备之人，又无不在生命早期啜吸过它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