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让人惊奇的是，两个隔着遥迢距离素不相识的男女，最初从自己的起点各自漫不经心地出发，跨过关山重重，涉经长河漫漫，忽然就在某天某地，一个偶然的转弯处，自然而然地相会，又因了一个简单至极的缘由，可能是一句平常的问路，或者是一个随意而温煦的眼神，他们相会了。于是，在茫茫人海之中，有着千万种擦肩而过可能的他们，却将那千万分之一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猛然间，他们彼此眼前一亮，继而小心翼翼地贴近，最终相拥在一起。
但比之更让人惊奇的另一类邂逅，却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
一
光耀古今的文化大师，本就属于不世出的天纵之才，寥若晨星。历史长河是那么浩瀚无际，人的生命又是如此短暂，但灼照万古的大师有时并不孤独，在他极为有限的生命之旅中，身旁竟然同行着另一位灼灼其华的大师。
哪怕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或许是孔子与老子的一次洛阳会晤，或许是孟子与荀子在稷下学宫的一次相逢点头，或许是李白与杜甫的一次诗文酬答，或许只是苏轼与王安石老年后的促膝夜谈，但因大师将两个傲岸伟硕的身影同时叠加在一起，将两个高耸出云的肩头并拢于一刻，那个历史瞬间便因双星映空，两峰并峙，而变得珍贵无比。
金星、地球与太阳每隔六百八十年会有一次三点重合一线的机会，天文学上将之称为二星映日奇观。六百八十年诚然漫长，但相对于它们各自亘古而漫长的寿命，这六百八十年一遇又算得了什么？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各自用自己的学术创树，并肩矗立在永恒的学术天空之中，就显得不光难得，而且让人讶异到不可置信。
但他俩就是这样，各自从自己被覆灭的国度一同走入隋朝，同时因才学深厚而被拔擢，隋末大乱又同时避难乡间，然后又并肩走进唐朝，同时被选为十八学士，最后又同时用自己学综南北、兼容并蓄的学养，各自著述出皇皇巨著，定分止争，立标树准，从此，自唐以后的中国儒家经典读本有了固守的圭臬。
陆德明，用他的《经典释文》为所有儒家经典注释音义，同时兼载诸儒训诂，成为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古今研经之士始终奉之为考证根柢。
孔颖达，用他的《五经正义》重新编订儒家群经，结束了南北经学义例的分歧，解决了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自此，儒学归统，在版本和经义两个方面达到形式上的统一。而且他的注疏成为设科取士的统一教材，被广为刊行。经学史上所称“汉注唐疏”，便是对其巨大学术价值的肯定。
他们两位的学术身影，在初唐构成了学术双子座，直插云霄，交相辉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颖达这座似乎更亮丽、更嵯峨一些。
二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生于公元五七四年，北齐武平五年，小陆德明二十多岁，卒于公元六四八年，唐贞观二十二年。
他出生时的世界，正是城头王旗频换，国家弱肉强食，政权更迭无常的南北朝末期。置身在如此大动乱、大重组、大洗牌的纷扰时代，没有谁敢说自己毕生是哪姓王国的子民。陶渊明让桃花源人“不识有汉，无论魏晋”，其实正是对强权林立、战乱频仍中走马灯一样变换政权的极端厌恶。像傅山在明亡之后，坚持以遗老自居，在清初出家后披起红衣袈裟，暗喻不舍朱姓，甚至至死还苦苦“恋着崇祯十七年”，只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集体笑喷。
村庄还是冀中平原上的那个古老村庄，村中一棵大树，村口一条小河。但孔颖达的成长日记里这样写道：出生在北齐的大树下，学步在北周的小河边，成长在隋朝的大树与小河间。
公元五七七年，北周灭北齐，举国集体转制，四岁的他成为周人。
公元五八一年，隋朝取代北周，举国二度集体转制，八岁的他又变为隋人。也便是从这年起，他开始就学。可以说，孔颖达的知性生命起于大隋，并臻于大隋。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披经览籍，上下求索，终于使知性生命得以完善，并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时候，这个与孔颖达同步成长的庞大的帝国，却因自己的狂妄无知轰然坍塌了。可见，不管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人，只要你敢于无知，上帝就敢让你狂妄，并就此灭亡。
有人说，短暂到让人不可思议的隋朝，除了将一个统一且富足的中国转身裸捐给唐朝之外，别的乏善可陈。
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他还给历史贡献出一个孔颖达。
一个王国若能孕育出一位大师，即便它一团糟糕，再无所作为，也可以享受这四个字：死得其所。
的确，隋朝的政治空气在杨广的折腾下虽然污浊不堪，但其学术空气却一直较为清新。而这，对孔颖达而言至关重要。
承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重视汉文化余绪，隋文帝杨坚在统一全国之后，意识到儒家思想才是立国之本，治国之术，于是广招天下儒士，宠以爵禄，使得“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矣”。
而且，他通过超擢奇秀、厚赏诸儒等系列国家行政手段，“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出现了“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儒学繁荣局面。
正是在这样一派举国上下尊儒重教，城市乡间书声琅琅的环境中，孔颖达开始了他毕生不息的学习生涯。
相对出生于江南的何晏、王弼、颜之推等大师，幼年即天赋异秉，用种种聪慧特达让人惊为天人，出生于北方的孔颖达则显得平实很多，他更像个出生于传统诗书世家的笃实好学的孩子，“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
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天下名儒刘焯，这个影响他一生学术事业的指路之人，“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先来看看刘焯先生的师承。
徐遵明是北魏后期最有影响的儒学宗师，曾撰《春秋义章》，主要传授郑玄之学，北齐经学诸生，多出自其门下，北齐最有影响力的儒学大师熊安生即是其弟子。熊安生治经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学风兼综南北，不仅著述方式采用南朝的“义疏体”，而且注经方式也颇类皇侃，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刘焯与他的好友——另一位同时代儒学大师刘炫，均是熊安生的门生。
《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说他们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并为儒林一时之重。“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刘焯有个毛病，“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刘炫也有个毛病，“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当牛弘经奏请皇帝同意为国家图书馆购求天下遗逸之书时，刘炫为获得财利，不惜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假冒古籍售出。
所以，当孔颖达负箧而来，登门求学时，刘焯以其惯常的傲慢之态，并不正眼看待这个少年。后来当孔颖达与之面对面讨教，请问质疑，所提问题皆深致剀切，大大出乎老师意表，刘焯这才改容以敬，知道这个学生不同寻常。如同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升堂见师面，而一见之后，便提出告辞，孔颖达也向刘焯辞归。望着弟子远去的背影，不知刘焯老师可曾像马融那样，若有所失又充满自得地说一句：“孔氏今去，吾道东矣！”
回家后，孔颖达开始了他的设帐授徒教学生涯。那一年，他才刚刚二十岁。
想想陆德明二十岁时即已成为南陈的国子助教，走上讲台的孔颖达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年龄问题而羞涩，或脚步踯蹰。
三。
公元六〇四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国号大业。
这个大隋第二代领导人立志要用大手笔改造这个国度，以显示自己的才干远非第一代领导人可比，因而总是表现出一种张扬、铺排、豪阔、亢奋的劲头。
不管是发全国民役，开凿大运河，还是广造龙舟，让蜿蜒数百里的船队翠华摇摇地行进在去扬州赏花的路上；不管是将长安所有的大树都缠上锦缎，令所有食肆均免费供应，让应邀而来的西域胡人看看天朝是如何富有，还是穷兵黩武，三征高丽，只为展示大隋威武，惹我一丝不快者，虽远必诛……处处透着打了激素后的“大跃进”姿态。
同样，出于杨广好大喜功的心理，与一种粉饰太平的作用，他甫一即位，就高调喊出“儒学兴国”的方针。
隋文帝杨坚虽在一统江山之初，也提出“儒学为本”的治国理念，但由于佛老儒三学从南北朝起便已并行，及其幼年曾养于比丘尼的特殊经历，再加上垂垂老矣时的心志皆衰，晚年之时的他，却又“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宫中好细腰，民间多饿殍，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到隋文帝仁寿年间，儒学已经衰微到天下之学尽废，举国上下只保留一所国子学，而且只留有儒生区区七十二人。就这七十二人的儒生队伍，恐怕也是取意孔子教徒贤者七十二而做做样子，凑数而已。
《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道尽此时儒学的尴尬局面：
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
幸亏杨广来了。
杨广在叛逆心理以及大跃进式的治国理念下，重提儒学为本，虽然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自己如何与众不同，用教化大兴的声势来为大隋政权勾唇描眉，但客观上却给行将干涸龟裂的儒学土壤，带来了了救命甘霖。
听听杨广此时下达的那道充满激情的诏书，谁不为此备受鼓舞、倍感欢欣呢？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
于是，大业元年，学校纷纷恢复教学，学生再次背起书包，停顿多年的读书声又朗朗响起，“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一派野草逢春、欣欣向荣的气象。
那是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心灵召唤！
二十世纪的中国曾在公元一九七七年上演过类似一幕。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那些在农村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已然绝望的青年，终于知道自己的青春可以不再被拴在一杆粪叉或一把镢头上，自己的理想也绝不只是一眼陕北米脂的窑洞，或大兴安岭下的一个温热炕头时，他们的那份激动可以想见。
三十二岁的孔颖达便是听着这种召唤，心潮澎湃地走出自己的学校，走向寂静多年的考场的，“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朝通过开科设考，让孔颖达脱颖而出。
四
很快，隋炀帝又广征天下学官、硕儒于东都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照两汉之时汉宣帝石渠阁及汉章帝白虎观的故事，举办大规模的儒学学术研讨会。两汉之时的群儒聚集盛况再次出现，硕学鸿儒、明经通籍之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将这个城市在一时间营造得云蒸霞蔚，人才炳焕。
这中间，就有一批名扬天下的大儒，如刘焯、刘炫、鲁达、孔褒。当然，还有来自冀州衡水的孔颖达，以及来自苏州吴县的陆德明。
暌违多年的师生，相见时道一声“久违”，然后执经登坛，彼此并不客气，各穷悬河之辩；久闻大名，素无谋面的同道相会，也没有过多的客套，寒暄句“承让”，相互同台说经，依据典籍论难问对。
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个场景！让人疑心时光倒流，置身在荀子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
就是在这里，孔颖达与陆德明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学养，深邃的见解，依难反驳，摧折众口，不仅战胜了学名久炽的二刘，而且让所有参加者临场败北。
出类拔萃的他们二人，由此实现了彼此人生轨迹的重合，开始了他们一致却又互有差异的人生之旅。
最终，陆德明以“与鲁达（鲁世达）、孔褒共会门下省，相酬难，莫能诎”展示了他超凡的学术造诣。辩论会后，他被任命为国子助教，很快又成为越王杨侗的司业，入殿中授经。
在这次学术辩论会上，孔颖达所面对的对手似乎更强大，系所有现任国子秘书学士，取得的成绩又最显著，他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
然而，附带产生的后果也极为严重。因为在所有与会者中，孔颖达年龄最小，最小的他却越过一群前辈们那为学问已寸草不生的头顶，独拔头筹，勇执牛耳，这让老同志们情何以堪？于是出现了羡慕嫉妒恨，甚至出现了金庸笔下武林大会上的龌龊一幕。“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为避暗杀，孔颖达躲进了礼部尚书杨玄感的家，这才幸免于难，没有将生命的句点悲壮地断在洛阳旅馆的谋杀现场。
会后，他被补为助教，从业单位也与陆德明颇为相近——太学。
五
这里有个问题：成绩更好的孔颖达，他的太学助教官职为什么是补来的？又为何没有成为杨广任何一位王子的帝师呢？按说，他更有理由。
问题可能就出在杨玄感身上。
这个时时觊觎杨广政权的人，已经让炀帝觉察出了蛛丝马迹，事实上，大隋最后彻底翻船，原因就是他于杨广北征高丽时在大后方釜底抽薪，最终让李渊完成了夙愿。这么一个对头，却为躲避暗杀的孔颖达提供庇护所，那么孔颖达在阴险狡诈的杨广那里，自然就不会让人放心。这个补来的助教，恐怕也是为闭众口，勉为其难下作出的决定。
如此也就明白，在未来的大唐政权里，孔颖达为什么总比陆德明受青睐一些，风头更强劲一些。
这些都可暂时不管，因为外强中干的隋朝像个突然中风的中年男人，一个跟头栽下去，立刻嘴歪眼斜，从此生活不能自理。风起云涌的隋末大起义如同一场狂飙，不光将大隋江山吹得摇摇欲坠，也将这个王朝所附带的一切吹得七零八落。
天下大乱，又奈何不得，作为文人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找个容身之地，隐居。
前大隋国子助教陆德明，用巴豆掩护自己，用提不起裤子的招数躲开了王世充，避居于成皋。
前大隋太学助教孔颖达则隐居于虎牢。
不知道编纂新旧《唐书》的欧阳修、刘昫是集体不知道这两个地名，还是各自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习惯叫法，才这样去写。其实，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春秋时虎牢为郑地。秦在此置关。汉以虎牢为成皋县，隋改为汜水县，唐避李虎讳，改虎牢为武牢。
河南荥阳在当时是王世充割据的地盘，两位大师避居这里，头顶风雨如晦，窗外鸡鸣不已，他们暂将未知的命运紧紧系在一处，绕开世事，用研经究典的方式相互取暖。
公元六二一年，李世民兵扫太行山以东，王世充降，荥阳归唐。
携手走入大唐的孔颖达、陆德明，又同时双双被李世民恭敬地请到自己的秦王府文学馆内，与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十六人，组成了史上著名的唐十八学士集团。
他们“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成为李世民非常倚重的私人智囊团。后来，在李世民篡嗣夺位的道路上，仍是这个高智商组织屡献奇计，才使得他最后顺利登上大唐权力的宝座。
公元六二六年，孔颖达被授国子博士，次年的贞观元年，又被封曲阜县男，很快又转为给事中。
饶有趣味的是，这回轮到了陆德明坐不冷不热的板凳，享受“补”的待遇了，他被补为太学博士。而具有同等学术量级的大师孔颖达，却显得炙手可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
李世民曾问：“《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答道：“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
领导一句简单的问话，其实很多时候并非他心有所惑。提问者在发问时心中已有所指，并有着完整而清晰的答案，他无非是想通过被问者的回答，从外围来佐证自己想法的确凿性。
比如，汉武帝连下三策，从天人关系角度要求阐释古今治道、帝王之业。结果，董仲舒的对策独拔头筹，原因是他的对策迎合了武帝的口味。
还比如，曹操向荀彧询问是否该奉迎汉献帝迁都许县，荀彧回答“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这就迎合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于是甚为嘉许。
自然，孔颖达的回答使得“太宗深善其对”，这让他在大唐春风得意，扶摇直上。
六
这是个属于孔颖达的时代。
贞观六年，孔先生成为国子司业。一年后，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他的学术地位也直线上升，“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与魏征一同撰《隋史》之后，他被加位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真是享尽荣宠。
再回过头来看看陆德明，就寒酸太多了。他此时担任的太学博士，据《新唐书·；百官志》考证，其官职只是个六品官，所掌教的也只是五品以上、郡县公子孙，以及三品官员的曾孙。而孔颖达所肩负的国子司业，则为从四品，职责是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当天子视学、皇太子齿胄之时，负责讲义。举行释奠时，执经论议。
一个是太子右庶子，一个是为太子授经的老师，两位大师又可以在太子的东宫时常见面了。
但两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以经授中山王承乾”的陆德明，虽然也走进东宫为太子授课，但充其量只是太子李承乾的临时性经典辅导老师，孔颖达的“太子右庶子”，则是太子的专职德育教师，担负匡正太子成长的大责。
国之储君成长如何，直接关系到帝国的未来统治，岂可小觑？英武通达的唐太宗，将太子李承乾的成长寄托于孔颖达肩头，其寄望之重无需言表。
可以回望一下，公元六二六年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掉李建成、李元吉，自己立为太子，他让李渊为自己的东宫配置的人员如下：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褚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
那么，就该知道孔颖达此时的太子右庶子，职责有多重要了。
然而，李承乾这个孩子又太不成器了。他似乎是匈奴大片看得太多，不光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而且非常热衷在生活中再现这样的场景，他经常“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而且还“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
这样一个孩子，放在今天应该保送进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将来成为影帝也未可知。孔颖达却知道，自己不是表演系教授，而是一个要为太子成长负责，为皇帝授命尽忠的大唐太子右庶子，于是他屡屡犯颜直谏，规箴讽劝，极尽正直教人之道，太宗为此曾赏赐他黄金一斤。
屡劝不改，不如不劝，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就对孔颖达说：太子已经这么大了，何宜屡次面折？潜台词是，你一直这么当面指责他，等他当上皇帝，可没你好果子吃啊。孔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从此，谏诤愈切，剀切愈至。
所以，后来因魏王李泰见爱于唐太宗，最终导致李承乾太子被废之后，东宫属官因教导不力全被黜退，独右庶子孔颖达、左庶子于志宁因平日里对太子面折庭争，规劝不止，而受到嘉奖。
贞观十二年，孔颖达拜为国子祭酒，成为掌管大唐文教礼乐典章制度的最高首长。
公元六四〇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亲临国学，参加祭祀孔子的释奠大礼，在聆听孔颖达主讲《孝经》之后，李世民盛赞他：“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
孔子再起，这是唐太宗对他的评价。
七。
当然不会仅仅因为一场《孝经》讲座，就让李世民轻易发出如此至重至敬的赞叹。
这还来自李世民对孔颖达多年来的全面学术打量。其实，这也是整个大唐学术界对这位大师的审量。
可以绕开他与魏征编纂的《隋书》，也可以无视他与朝中诸贤共同修订的《五礼》，仅一部由他主编的《五经正义》，就让人高山仰止。
《五经正义》面世的背后，也有着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唐太宗大兴儒教，广开学门，使得举国上下，尚学成风。“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随之，一个问题凸现其间，而且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首先，经过长期动荡，刚刚统一的大唐，正如《旧唐书·儒学列传》中所说：“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篸，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
其次，因为南北学人所治儒学面貌各异，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南学者，所读《周易》是王弼的，《尚书》是孔安国的，《左传》是杜元凯的。江北学者所研习的经典，《周易》、《尚书》则是郑玄的，《左传》则是服虔的，《诗经》则是毛苌的，《礼》也是郑玄的。这样势必造成南北学者各行方便，各从所好，让诸生在学习儒家经典时，感到莫衷一是，不知所从，出现了“师说纷纭，无所取正”的混乱局面。甚至在国子学考试时，博士都无法对学生的策问定出优劣。这就给沿袭隋朝科考制度，大举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的唐朝，带来了诸多不便。
一张考卷，却有两种乃至N种标准答案，那如何判分？
大一统的唐王朝迫切需要重新整理儒家经典，统一南北之学，定于一尊，让学生有统一的教材，学有所本，让科考有统一的下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出于大统一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大唐朝也亟须整顿混乱的经学。
鉴于此，公元六三〇年，贞观四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为由，诏令颜师古等人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
仍在这年，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为由，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各异。《新唐书》中说一百七十卷，而今日来看为一百八十卷。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此书编定于贞观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开始向全国颁行。自此，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
自此，《五正义》成为标准范本，为后世儒生学习经典之圭臬，从而一霸南北学林。
八
杂综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大师的纷繁学说，纠合长期以来南北互异的学尚，然后在茫茫学术大海之上，开通出一条最简捷最安全的航道，布下浮标，树起航灯，供后来者愉快航行，这又谈何容易？
它需要编订者博览群经，遍通释注，然后才能从中择优而摭，取菁汰芜。孔颖达以“事必以仲尼为宗”，坚持“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的方针，来进行他艰苦卓绝的学术努力。
《五经正义》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繁杂经学注解之作进行统一整理，先从浩如烟海的经典注本中遴选出最好的那种，摒弃杂说，然后在所选择注本的基本注疏之上，辅之以博采的诸家经说，以集注形式来疏解经典。
与此前的“义疏”不同，义疏可以对旧注提出质疑，允许注解人自由表达对经书的个人理解，“正义”却只是在旧注中进行甄别，然后对所采纳的旧注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但不可对旧注进行破坏性的疏解，此所谓“注宜从经，疏不破注”。这样就保证了后人在理解儒家“五经”时不会产生歧义。
孔颖达在“五经”注本的选择上，于《毛诗正义》，采用郑玄的笺注，兼取刘焯、刘炫之说作疏文；于《周易正义》，采用王弼的注，同时兼考众家以疏；于《春秋左传正义》，采用杜预的注本；于《礼记正义》，选用郑玄所注，以皇侃、熊安生二家作义疏；于《尚书正义》，则采用《伪孔传》。
大体来看，他所用注本以南学为主，义疏兼采南北，并蓄各家，所以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对其作了高度评价：“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
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遗憾。
由于过于拘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在引征各家注释时，刻板地以原注为标准，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为之疏通证明，反而曲为之说。比如《春秋正义》中，以杜预注作为取舍标准，凡疏解采用的他人之说有违反杜注之处必驳之，甚至不惜为此曲徇杜注之误。
最大的错误出现在《尚书正义》中，在选择注本时，孔颖达没有选择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普遍研习，并且他本人对之颇为精深的郑玄《尚书》注解，而是选用了荒诞不经的《伪孔传》。
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在墙壁中得古文《尚书》，孔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即《孔安国尚书传》，马融、郑玄的《尚书》即取于此。但到东汉时，原书已亡逸。
东晋时，梅赜进献《孔安国尚书传》共五十八篇。经后人考定，文中不但出现了很多孔安国身后才有的地名，而且有些注解与孔安国所注《论语》相左，均说明这是一部伪作，根本不是孔安国所为，故学界称之为《伪孔传》。但孔颖达却不辨真伪，丢弃原先自己研习的郑玄《尚书》，盲目循从老师刘焯、刘炫所好《伪孔传》，称赞其“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右学者，咸悉主焉”，导致这部伪作至今安于《十三经注疏》中。
就像苏轼误认的黄州赤壁，并非历史中曹操与孔明对垒的战场，但名以文显，地以人彰，在长久的以讹传讹中，反让真正的赤壁之战所在地蒲圻湮没于默默无闻之中。
于产房的护士而言，她只是粗心地抱错了一次婴儿，但对这个孩子来说，一生都将无法回归亲生母亲的怀抱。
学者一时不慎，造成的危害巨大而长远。
但瑕不掩瑜，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五经正义》自刊行之后，便成为大唐后学诸儒奉行的正典，甚至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一直端坐在《十三经注疏》中，备受敬重。
难怪唐太宗在看到此书后，油然感喟：“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也难怪贞观十八年，孔颖达的人物肖像被光荣地画在凌烟阁上，旁边题赞：“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浸润着大唐明月、宋时细雨、明清夜霜的一代代书生，他们负箧求学的路上，背的是它；他们秉烛苦读的寒窗下，读的是它；他们经世致用的宦途中，翻开的还是它。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是喜爱国学之人的必读之物。
如果孔颖达地下有知，他会在一个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面对文化中国，时时坐起，捋须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