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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陆德明:兼容并蓄的学术典范

凡为英姿勃勃、盛明博大的时代,必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开放胸怀与包容气度,其精神质地中没有抠缩、拘谨、狭隘和禁忌,有的是兼容并蓄的爽朗大度,吐纳万千的雄浑气象。

古罗马就是这样。它一方面用武力残暴地征服了希腊,一方面又怀着无限的敬意,将希腊人所信奉的诸神小心翼翼地请到自己的万神庙中,躬身膜拜,虔诚祭祀。

于是,希腊的地母神德米德变成了罗马的谷神塞利斯,万神之神宙斯变成了朱庇特,天后赫拉变成了朱诺,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变成了维纳斯,罗马的神几乎全为来自希腊奥林匹亚山上诸神的翻版。

所以,罗马诗人贺拉斯可以这样不无骄傲地咏唱:“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在让自己醉心的希腊文明面前,他没觉得自己低下头做一回对方的俘虏有什么难为情。

马克思改造了诗人的话,将之用在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公元六世纪的中国。

当北方的大隋政权终于在公元五八九年灭陈,实现江山一统之后,作为胜利者的北方统治者,在学术上却弯下了谦恭的腰,向南学投去臣服的诚恳目光。隋朝儒学,不是较多承继了汉学传统的北学来顺理成章地统一南学,而是由诞生于亡国之地的南学,反过头来以正朔的地位对北学实现兼并与改造。

这便是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感叹的:“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学术不随世运而转移,实赖于少数几个精英的巨大学术影响与高度人格魅力。其中的一位最为显著,他就是陆德明。

在他之前,是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庾信、王褒等一批由南至北的硕学鸿儒,他们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已经让北人领略到南学的风采。

当他姗姗而来,从南陈的建康徐徐走入隋朝长安,然后打开他所撰著的厚厚一摞《经典释文》时,北方的学者们立刻为之倾服不已。其间的感慨,也许正如清人卢文弨在重刻《经典释文》序言中所道:“此书辟经训之菑畲,导后人以途径,洗专己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讹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

深悉儒经,同时兼通释老,长于辨名析理,这是陆德明身上展现的南学特征;遍释群经,重视经学笺注,文字训诂音韵,名物考证,这又是他身上所展示的北学特点。

这样一位通晓儒家群经、旁涉佛老、学兼南北的大师,恰恰出现在隋朝统一后的南北学术碰撞的历史现场。那么,他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风向标。

陆元朗,字德明,苏州吴县人。约生于公元五五〇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卒于公元六三〇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

用颜之推《观我生赋》中的一句话说,陆德明也是“三为亡国之人”。七岁之前,他是南梁的儿童,七岁之后成为南陈的青少年,三十五岁时却成了隋朝的公民,从七十一岁那年起,他又变为唐朝的老汉。

现代民谚曰: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南北朝时若有民谚,最流行的一条应该是: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君主。跟着蠢猪混,你迟早会换国籍的。

少年时代,陆德明就学于当时名冠江南的大儒周弘正。

周弘正非常了不起,他不仅著述繁多,而且“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陈书》本传中说他十岁时即通晓《老子》、《周易》,能与当时名流就此展开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十五岁便在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他在城西立士林馆,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不仅如此,他还以“识宇凝深,艺业通备,辞林义府,国老民宗”的巨大学术声望,深得梁朝与陈朝所有皇帝的敬重,而且自梁敬帝始一直担任重要的“国子祭酒”官职,直到陈高宗陈顼的太建六年,公元五七四年,死于任上。

一粒优秀的种子,种植在肥沃适宜的土壤,有着充沛的阳光照耀和水分滋润,再加上超一流的农科专家精心侍弄调养,它结出怎样令人惊喜的果实,就可想而知了。

公元五七四年,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刚刚二十岁的陆德明走进了陈叔宝举办的私人学术讲堂。此时尚为太子的陈叔宝,还不是他成为陈后主之后那副混蛋模样,如史所称,他“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陈叔宝十分喜爱文学,经常雅集名流,在自己的东宫举办学术讲座。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交代:陈叔宝也是周弘正的学生。《陈书·;周弘正列传》有记载,说周老师“太建五年,授尚书右仆射,祭酒、中正如故。寻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礼,横经请益,有师资之敬焉”。

这样看来,在老师周弘正死后,出于对刚刚逝去的先师的怀念,陈叔宝在新祭酒前来讲课时拉上陆德明一并听就在情理之中了。否则,一个既无官职也无王室之亲的社会青年,决计走不进储君的东宫。

《旧唐书·;儒学列传》记录了这件事:“陈大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参焉。国子祭酒徐克开讲,恃贵纵辨,众莫敢当;德明独与抗对,合朝赏叹。解褐始兴王国左常侍,迁国子助教。”

这次主讲人是新任国子祭酒徐克,《新唐书》称为徐孝克。

国子祭酒,是晋武帝时所设的学官,为国子学或国子监的最高主管,是国家主管文教的行政首长,其学术地位与学术声望都具有至高无上性,徐孝克继周弘正担任此职,足见其在学界之重。

更厉害的是,徐孝克有个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的哥哥徐陵。徐陵不仅位高权重,而且也为一代文宗。自陈霸先创立陈朝起,所有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都出自其手,“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

徐孝克在学问上似乎并不特别精深,《陈书》中说他“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亦善属文,而文不逮义”。他的长处是吃斋念佛,还有就是扭曲人格下的至孝。侯景寇乱时,京邑大饥荒,徐孝克因为母亲饥饿的缘故,托媒人将妻子嫁给他人,自己则剃发当和尚,战乱过后,妻子返家,丈夫归俗,又和和睦睦成为一对夫妻。

为求孝名到如此地步的一个人,你还指望他学问能好到哪里去?

但因为背后有一位了不得的哥哥,所以徐孝克在东宫开设讲座时,恃贵纵辩,不可一世。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听者唯唯,“众莫敢当”。但是,此时籍籍无名的二十岁的陆德明却站了出来,频频指出徐孝克讲座中的舛误失义之处,而且引经据典,让对方张口结舌,赢得举座赞赏。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儿敢于向国子祭酒这样的学术权威人士发难,且发言剀切,令对方理屈词穷,足见陆德明此时的自负才气,与雄辞宏辩的逼人英气。

由此,陆德明开始走向官场,做起始兴王国的左常侍,后来迁升为国子助教。

一个二十岁的私学毕业生,却做起了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助教,实在让人感怀。

想起公元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那个让学界至今为之震惊的年轻阵容:陈寅恪三十八,赵元任三十七,李济三十三,傅斯年三十三。与国子助教陆德明相比,他们还是偏老了。

历史总是具有很大的或然性。

罗素就说过,公元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政府被推翻之后,假如某一个德国主管官员,不允许此时流亡欧洲的列宁回到俄国,那么改变俄国历史的“十月革命”是否还会发生?

同样,当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大帝带领他的铁甲兵团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时,如果不是喜马拉雅山这道天然屏障阻挡,谁又能想象中国的战国七雄与之对决后的结局到底怎样?

南陈长时间偏安于江南一隅,也缘于一个偶然的因素。

当北周于公元五七七年覆灭北齐,此时江北、淮南之地已悉数归周。南陈政权摇摇欲坠之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突然病死,接班人周宣帝矫饰荒淫,无心一统,这才使得南陈又苟延残喘了十年。

从而,也才有了陈后主登台表演的可能。

这位昏庸风流的短命皇帝,在浑浑噩噩的优游佚乐与醉生梦死中,大肆搜刮民脂,营造结绮、临春、望仙三座高达数十丈的楼阁,偎红倚翠,“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南史·后妃列传下·张贵妃传》)。

在隋国大兵压境,危在旦夕之际,他竟仍怀拥娇娃,迷醉酒色,“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南史·;陈本纪下》)。

终于,在公元五八九年,《玉树后庭花》成为唱给这个王朝的挽歌,陈叔宝从躲藏的井中被狼狈提出,南陈宣告灭亡。

一派歌舞升平之中,一个个末代之主粉墨登场,穷奢极欲,恣意声色,最终都落得国破身亡。于年届不惑的陆德明而言,幼年的记忆已经模糊,南梁是个梦。但先辈的遭际,史书中所记是那么确凿,仿佛历历在目。眼前真实发生的一切宛若历史倒流,又重新上演。南陈再度为梦,此痛何极!

万古长恨水,在我心中流。

就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慨叹留给唐朝的杜牧吧。

也将“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篷窗罅。犹唱《后庭花》”的伤感留给宋朝的贺铸吧。

我只拾掇起伤心的往事,悄悄归去。

国亡之后,陆德明隐居乡间,过起了独对典籍,探赜索隐,枯灯一盏洞幽微、黄叶林下闲著书的学者生活。

但扬显于天下的大儒声名,不会允许他在自家小院里一直如此逍遥。

说得不错。

杨广盯上了他。如同为自己所起年号“大业”透露着好大喜功的气息一样,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甫即位,就豪情满怀地向全国颁布自己以儒学为本的政治宣言: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

隋文帝杨坚在统一全国之后,意识到儒家思想才是立国之本,广招天下儒士,宠以爵禄,使得“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矣”。而且通过超擢奇秀、厚赏诸儒等系列国家行政手段,“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出现了“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儒学暂时性繁荣,但等到他垂垂老矣,人到暮年之时,却又“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于是,在隋文帝仁寿年间,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只留儒生七十二人。儒学又呈凋敝不堪之态。

十分想有番作为,而且事事搞得轰轰烈烈的杨广,决心重新振兴儒学,他要用教化大兴的声势,来为新兴的大隋政权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是,大业年间,“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隋炀帝广征天下儒生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照两汉之时汉宣帝石渠阁及汉章帝白虎观的故事,在洛阳举办大规模的儒学学术讨论大会。

一时间,硕学鸿儒、明经通籍之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他们聚集于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抹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一批名扬天下的大儒,如刘焯、刘炫、鲁达、孔褒,均出现在这里,他们以坛主的身份,彼此登坛执经,穷悬河之辩,相互论难问对,研儒学精髓,一时人文炳焕,蔚为大观。

这中间,来自一南一北的两个学人格外扎眼。

一位是来自冀州衡水的孔颖达,另一位就是来自苏州吴县的陆德明。最终,他们将以大师的身份,携手走进煌煌大唐。

在这次学术辩论中,陆德明以其渊博的知识,深邃的见解,凌厉的辩才,依难反驳,摧折众口,显示了儒学大师的超凡学术造诣,“向与鲁达(鲁世达)、孔褒共会门下省,相酬难,莫能诎”。

辩论会后,陆德明被任命为国子助教,很快又成为越王杨侗的司业,入殿中授经。

二十岁时就在南陈从事国子助教,四十岁之后在隋朝重操旧业,这的确没什么,但做杨侗的老师却非同小可,因为杨侗是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公元六一八年炀帝于江都被杀后,就是他被王世充拥立即帝位,以傀儡帝王的身份为大隋朝站了最后一班岗。

杨广将皇孙交付给谁教育,可见这个人在他心目中之重。

早在二十一岁为行军大元帅率兵攻打南陈的时候,杨广就一定将陆德明这个名字深深镂刻在了脑海。

这不光是杨广善属文、喜文赋的缘故,更由于当时北人对南学由来已久的普遍性钦敬。

南梁的王褒入周,北方贵族开始学习并效仿王褒书法,原来被称颂的北方学人赵文深之书法遂被摈弃,赵文深知道潮流难挡,遂也改习王褒书法。

南梁的庾信归周,北周诸公碑志皆请托以其手。北齐的高欢也曾这样说过:“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列传》)

那么,引领江南学术风骚的陆德明,在杨广治下的隋朝受此礼遇,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隋朝仍不是陆德明的长久职场。

我说过,跟着一个猪一样的皇帝混,你迟早要被改换国籍的。

杨广的前半生,属狼。

他不仅雅好文学,擅长诗赋,而且有着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的赫赫战功,在其兄弟之中崭露头角,独著声绩。然而,此时表露出的种种谦卑和善、温柔敦厚、谨小慎微,却完全属于表演性质,是他以夺取太子继承权为目标下的敛己讳饰,为的是沽名钓誉。因而,当他登上帝位无所顾忌之后,其“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的本来面目便暴露无遗了。

他后半生的所作所为,都在为其佐证一件事:属猪。

不管是在百姓的怨声载道中开凿运河,还是于一片反对声中营建东都洛阳,不管是穷兵黩武三征高丽,还是虚张声势、翠华摇摇地三下江都,杨广似乎都在执意以一个超级败家子的闹腾姿态,要将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迅速折腾垮。

荒淫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是他后半生的主要“业绩”。这个荷尔蒙腺体过度分泌的病人,一举一动都透着不可理喻的邪性。他曾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甚至不无自我欣赏地边摸着自己白皙的脖颈,边对着镜子叹息:“好头颈,谁当斫之?”当萧后惊诧之中反问其缘由时,他大笑着回答:“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在他的严刑峻法、荒淫暴虐之中,民不聊生,国家大乱,内有杨玄感肇黎阳之乱,外有匈奴雁门之围,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朝再蹈此前南陈覆辙,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公元六一八年,逃到江都的杨广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的兵变中死去。临死前他相当冷静,也十分清醒,颇有梁武帝临死前还叹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气概。

陪伴在越王身边的陆德明很快便失业了,因为他唯一的学生死了。

隋炀帝死后,杨侗凭借元德太子之子的身份,被推至帝位。紧接着,王世充擅揽大权,实现篡位后,杨侗被其鸩杀。临死前,杨侗这个可怜的孩子焚香礼佛,留下一句千古名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

王世充僭号后,封其子王玄恕为汉王。鉴于陆德明的学问与声望,王世充也想请这位前帝师来做自己儿子的老师,陆德明深以为耻,坚辞不就。

既不与恶人同流合污,又要保全自己,那么,就需要动用点智慧。同样被公孙述征召的任永与冯信,就假托患青光眼双目失明而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阮籍拒绝司马昭提婚的方法是大口喝酒,将自己完全灌傻,而且一醉六十天,彻底人事不知。

陆先生的方法比他们绝!

陆德明拒绝做王家老师的方法是大把吃巴豆,将自己彻底泻垮,而且溃不成军到提不上裤子,甚至当着来客的面,蹲下就拉。

《新唐书:儒学列传》载:“(王世充)以德明为师,即其庐行束脩礼。德明耻之,服巴豆剂,僵偃东壁下。玄恕入拜床垂,德明对之遗利,不复开口,遂移病成皋。”

人家病成这样,连出恭这种极为私人化的事情,都来不及避人,泻得形同开闸放水时的三峡大坝,那还如何再请他去执教鞭呢?

如此,陆德明可以既不失其志,又可以安然无恙地在隋末大乱中,将种种呼啸关在窗外,自己只是枯灯独对,披卷览籍,安静地继续做他的学问。而不是像同时期的魏征,选择的是政治投机,从李密到李渊,又从王世充到李建成,最后才到李世民,如崔健所唱,“走过来,走过去,找不到根据地”。

一个学者,如果天下嚣嚣,世道大乱,只需阖上柴扉、扎根书房就够了。因为外面是强人的世界,而不是属于你的牧场。

五。

公元六一八年,杨广在江都倒下,李渊在长安雄起,他用一面猎猎飘扬的“唐”字大旗,宣告了腐朽的隋朝彻底灭亡,新兴的唐朝取而代之。

如同在隋朝,陆德明被杨坚忽略,必须要等到第二代领导人杨广发现自己一样,在李渊的大唐初创时期,陆德明依然静坐家中,潜心著述,直到李世民出现,并发现自己。

公元六二一年,在骁勇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的凌厉攻势下,过了两年皇帝瘾的王世充被迫降唐,其盘踞之地悉数归唐。

隐居在乡间搦管著述的陆德明,被爱才敬贤、重文尚儒的李世民恭敬地召至自己的文学馆,与天下文儒之士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十八人,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直宿。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之十八学士。这个一流学者集团,实则是李世民的私人智囊团,他们后来在李世民篡嗣夺嫡的道路上屡献奇计,力挽危局。贞观二年,十八学士悉数加官封爵,均极一时人望。为显其尊荣,唐太宗后来又命阎立本为十八人画像,让褚亮作赞“藏诸凌烟阁,留待后人看”。因此,十八学士极受士人倾慕,时人谓之“登瀛洲”。

足登瀛洲的陆德明却没有为之沾沾自喜,或洋洋得意,有所欣慰,那也只是对李世民崇尚儒学、注重教化的首肯与赞许。

的确,被鲁迅称为“大有胡人血统”的李渊、李世民这对父子,相对于杨坚、杨广父子,更表现出一种对儒家文化的自觉皈依,更知道治国安邦的根本方法。

在两汉,汉武、汉宣、光武推行儒学治国,则国兴,汉哀、汉平、汉灵丢失了儒学,则国亡;在魏晋,所谓清谈误国,实是指以清谈为表象的玄学排挤儒学,则国误;五胡入主中原竞相推行儒家文化,则能各逞一代之雄,南朝的萎靡,隋朝的昙花一现,也无不与没有真正宗主儒学,或只以之为沽名邀誉的幌子有关。

唐朝将向哪里去?这就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儒学兴国。

于是,唐太祖李渊开国之初,“高祖始受命,鉏类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而且将隋朝丢弃的国学重新大张旗鼓地办起来,“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小学”。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

到李世民这里,他上台后就宣布:“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他诏停周公为先圣,开始将孔子从儒家二哥位置擢升为老大,立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而且他数次临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又大兴国学,扩建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书、算两馆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此时,仅中央行政机构中的学官合计就有三千二百六十人之众。

举国上下,尚学成风。就连玄武门的屯营飞骑,这些丘八们也配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而且,唐太宗又以儒家经籍之中存在讹谬颇多,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学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后来再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

于是,儒学大盛,教化大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过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一次性遣使人数超过五百人的就有七次,最多的一次是公元八〇四年的第十七次遣唐使,日方那次共出动四条船,人数达到八百零五人。

这中间就有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自十九岁来唐后,先入国子监学习,后考取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左补阙。其与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友谊深厚。唐天宝十二年,阿倍仲麻吕归国时,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听后,悲痛万分,挥泪写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再次回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看到李白诗作感喟莫名,写下著名的《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煌煌大唐,巍巍长安,营造了一幅令千载之下众人神往的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景象!

一个学风昌盛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

一个繁荣而开放的国度,必然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国度。

就是在这样令人感怀也令人振奋的文化盛世,陆德明走入了唐朝。

满面春风的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哦起《诗经·;国风·;周南》中的这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是的,士有所归,如同女人嫁对了人,都会让人感觉有种无负此生的欣慰。因为,他(她)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栖居之所,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南梁出发,绕道南陈,途经隋朝,又落脚伪郑,筚路蓝缕,坎坷而行,陆德明终于走到了大唐。

慧眼独具、通赏善识的李世民,知道面前这个人的学术身量有多么巨大,道行品德有多么厚重,所以他让陆德明“以经授中山王承乾,补太学博士”。中山王李承乾,太宗嫡长子,李世民即位后被立为太子。如果不是后来与魏王泰彼此构陷,相互抵牾,下届皇帝的龙椅上肯定不是李治,而是他。在人才济济的十八学士中,独独挑选出陆德明和孔颖达来担当此任,也足见唐太宗对陆先生学问的钦佩。

在杨广的隋朝,他是太子师;在王世充的郑朝,他用巴豆拒绝了对方殷切希望他做的太子师;到李世民的唐朝,他还是太子师。教育太子,在帝王眼里,其实就是在预先调教他身后的未来帝国,职业神圣,责任重大,选择谁来充任,向来挑剔无比,慎之又慎。朝代在变化,太子师的位子却始终留给陆德明,这中间所说明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陆德明也的确让人服气。唐武德年间,李渊有一次到太学参加释奠活动。释奠,就是学校在春夏各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中这样解释:“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活动结束后,李渊让博士徐文远讲《孝经》,让高僧慧乘讲《波若经》,让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在当时,此三人均为他们各自所从事学术领域的权威。

比如徐文远,《新唐书·;徐文远列传》中就说:“时人称文远之《左氏》、褚徽之《礼》、鲁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文远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而且,在类似的活动中,比如“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

但就是这些包括徐文远在内的学界顶尖人物,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当他们讲论后,陆德明却各因宗指,随端立义,凭借自身长期浸淫各种典籍所积淀下的丰厚学养,以及兼综儒佛道三学的宽博的知识架构,向三位主讲分别发难。而且句句凭实,遍析其要,随言晓答,援据详明,众皆为之屈,诸儒莫不叹服。李渊听完之后,激动地说:“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

从二十岁时起,陆德明的每一次职务升迁,似乎总是在一次次学术研讨会上摧遍众口、舌折群儒之后获得的。

但一个学者的真正学术身量,又哪里是只看皮相、难懂堂奥的帝王所能裁判的?

所以,在一个以帝王的外行裁定为学者终极成就的年代,学者的真正学术贡献与实际水平并不能获得如实反映。

这也许就是陆德明的毕生著述《经典释文》,必须要等到作者死后,并获得学界广泛赞誉时,唐太宗这才急忙翻开阅读,然后貌似很懂行地“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的原因。而自唐太宗力推之后,此书方大行于世。

陆德明对儒学的巨大贡献,全部体现在这部学术巨著里。

《经典释文》凡三十卷,写于公元五八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完稿于唐贞观初年作者去世前,前后耗时长达几十年。

此书开篇的《序录》,叙述经典传述演变及传授源流过程和历来诸家的注解作品,是一部简要的经学史。然后,依次注释《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三《礼》、《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儒家经典的音义,同时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成为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古今研经之士始终奉之为考证根柢。

儒家经典历经千载流传,至陆德明所在之世,由于时空阻隔、方言壁垒、楚夏声异、南北语殊种种原因,客观上造成了儒家经典音注的混乱。

后世著者往往只依据个人所闻所习而定,致使音注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更为恶劣的是,这种混乱不仅使得后学者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不得要领,罕逢指要,缺乏一种普遍依循的可靠宗说,而且还带来了“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等等对经典的曲解,有伤于儒学经典本义。

而要读懂儒家经典,走入其中,搞清经文音义是第一要义。准确理解字音字义,是领会经典意旨的关键。这就是作者著述此书的重要原因:“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谬以千里。”

立足于“典籍常用,会理合时”的基本原则,陆德明为之统一注音。合原则者为正音,不合原则者则为参考。同时,作者对经典的文字内容也作了相应的校勘、训诂。他不仅为经典本文注音,而且还为注文注音,极尽其详。

《经典释文》共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三十余家音义训诂著作,因其中所录的绝大多数音训原书在今天都已散佚失传,所以赖以此书流传而保存下的对其他音注作品的记录,便成为今天弥足珍贵的资料,成为今日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宝贵文献。

难能可贵的是,陆德明身为儒学大师,但却没有门户之见,将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与儒家经典置于一处注音释义。

更为可贵的是,他身为南学宗师,在其身上却丝毫不见当时南北经学好尚与学风的差异,而是既有南学“清通简要”的特点,又具北学“渊综广博”的特征。

不倚门户,独立成峰,洋洋乎大哉!

这是陆德明的大师风范,也是浩浩流淌的唐代文化之河所呈现的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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