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书写中国学术史，还是撰著中国哲学史，也无论讲述中国思想史，抑或探讨中国教育史，再偷懒的人也都休想绕过他，忽略他，轻率地扬长而去。
他就横亘在国学的天空，壁立万仞，巍峨高耸，深深浸淫并影响着自南宋以来近千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进程。
脱脱在《宋史》中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道学家中，集周、邵、张、程之大成，作理学一派之完成者为朱子。”
他们其实都在指明，由“北宋五子”打理下的道学五脉，汩汩流淌至南宋时，悉数汇聚于一处，集于一人之身，然后以波阔浪平的大江之姿浩浩荡荡，徐徐东进。
他最终不仅成为道学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成为中国儒家自孔子、孟子之后崛起的又一位文化巅峰。他继承秦汉以来儒、佛、道诸家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帝国，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公元十一世纪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
不独如此，在他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合编为《四书》，作为儒家经典普及以后，中国科举选士的考试题目与内容从此均出自《四书》，标准答案则是他的集注。
他，就是朱熹。
一
周室东迁孔子出，一唱天下白；宋庭南渡朱熹现，儒学因之明。
这绝非是一种偶然性的碰巧，借王国维写给沈曾植祝寿文中的一段话，就很能解释问题：“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
北宋政府在黄河北岸訇然坍塌，仓皇逃奔的赵构苟延残喘于江左，建立南宋朝廷。挥鞭南下的金人并没有继虎狼之势一并天下，此乃“天未厌中国，不欲亡中国学术”。那么，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推“世变愈亟，笃之愈至”的大圣大贤者面世以当之。
于是，朱熹风尘仆仆赶来了。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〇年；死于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一二〇〇年。
父亲朱松曾跟随罗从彦学习，也是一位知名的理学家，世称韦斋先生。他曾在宋高宗建炎时期为官吏部郎，因为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建炎四年罢官，遂寓居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城外的毓秀峰下，以教书授徒为业。
朱熹就出生于此时此地。
除爱因斯坦是个例外，天才一般在幼儿时期就过早显现出了异于普通孩子的过人禀赋。比如程颢还不会说话，就能牵着大人的手找到失落的金钗。
朱熹幼而颖悟，刚会说话时，父亲指着天教他，这是天。朱熹却问：“天之上，何物？”刚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老师授以《孝经》，他翻开粗略一看后即在其上题写道：“不若是，非人也。”小伙伴们在沙滩上集体嬉戏，他却独自坐在一旁认真地以手指画画，大人过来偷偷看后大吃一惊，原来画的竟然是八卦图。要知道，阿基米德不为外界所动，在沙盘上聚精会神地画几何图案时，已是濒临死亡的老头儿。
父亲朱松是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理学家，自然，他更会严格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目标来锻造自己的儿子。而朱熹自己则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积极的进取精神，立志圣贤之道，据他自己回忆：“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一生贯之，终身不辍。晚年后，他仍教育他的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公元一一四三年，朱松在建州病重，他把家事托给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好友刘子羽，并对朱熹说：“籍溪胡原仲（宪）、白水刘致中（勉之）、屏山刘彦冲（子翚），此三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
次年，年仅十四岁的朱熹，在丧父后遵父遗嘱，奉母移居崇安五夫里，拜刘子羽为义父，并从学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三先生。
朱熹开始受学于有“武夷三先生”之称的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地点在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的家塾屏山书院。胡宪、刘勉之此时就在该书院任教。
胡宪，是大儒胡安国之侄，胡宏的堂兄，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常令“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人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朱熹称他：“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后言，然望之枵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
刘勉之，以乡贡入太学，当时蔡京严禁元祐党人之书，伊洛之学不传，刘勉之和胡宪则秘藏、传抄程氏之书，并潜心研读。后来他辞离太学，拜理学家杨时为师。而且他还是胡宪的内兄兼挚友，后来，他因激赏朱熹，而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之。朱熹称其“随材施教，娓娓无倦色，自壮至老如一日也”。
刘子翚，钱钟书先生称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而称他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在宋代诸多道学与诗歌兼习的学者之中，他是沾染头巾气最少的一位。“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之学，静退之风，足以发蒙蔽。”《宋史》中说他：“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它所与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惟新安朱熹而已。”
在三位学问渊博、做人端直的严师课督之下，朱熹矢志攻读，刻苦钻研，发奋求知，凝神壹志进于学。他自道：“某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于是决心“以铢累寸积而得之”，“某是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
正是如此，公元一一四七年十八岁的朱熹中建州乡贡。主考官蔡兹看了朱熹交上的三篇策论后激动地对人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公元一一四八年，绍兴十八年，朱熹进士及第。公元一一五一年，被授左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
自此，他走上了他并不喜欢的仕途。
二
对官场的厌恶与躲避，应该说首先是来自朱熹所尊敬之人的影响。
前苏联的加里宁就这样说过：“教育者影响受教育者的不仅是所教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态度。”
父亲朱松因反对秦桧投降政策，愤然罢官回家，这是朱熹自小便知的事体。再来看看成长中的他所崇敬有加的“武夷三先生”：白水先生刘勉之，绍兴中以荐举赴朝廷，逢秦桧擅权，知不与其合，即谢病而归，杜门十余年；屏山先生刘子翚，因为同样的原因辞归武夷山，淡然无求于世，不出者凡十七年；籍溪先生胡宪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辞官不仕，执起了教鞭。
映入眼帘的现实世界，豺狼当道，君主昏庸，政体混乱，纲常不振，党禁森严，正学被黜。此正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立身于无道之世，那么自当卷而怀之，转而回归自我的内圣之路，寻求道德与知识的自我双重完善。
面对眼前铺开的仕途，朱熹怎么能欣然如有所归地踏上这条路呢？事实是，他从上任之初便想到了任满后辞职回家。
官场如歌厅，作为一个成年人，带着新奇的目光偶尔走进去，体会一下其中的另类生活状态就够了，焉能将余生全部浸泡在那里！
这种比喻很蹩脚。因为朱熹没有将涉足官场当作人生的一次猎奇经历。他在无力拯救与抗拒现实之余，本着儒家推己及人的善念，从自己力所能及处着力，力图植一片绿，营造一方春天。
于是，他以学化顽，以智启愚，“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走到哪里，就将学堂办在哪里。只要有耳朵的地方，我的嘴巴便在那里宣讲知识与真理，这成了他此后一生的行为准则。
此时，朱熹更没忘继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涵养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因为进士及第之后还如此如饥似渴地探求知识，他甚至让周围的人很困惑，以为遇到了“学习控”。他是这样解释的：“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
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
这就是一个学人的生命宣言。只要一息尚存，我便学习不已。于是，进士及第且为官后的二十四岁朱熹，于公元一一五三年夏天徒步数百里前往延平，求学于父亲朱松昔日的同窗好友，著名理学家李侗。
先说李侗的老师罗从彦。
罗从彦，字仲素，为二程的再传弟子，是杨时的高徒。当年，他为萧山令时，闻听同郡杨时得二程洛学真传，慨然慕之，于是徒步前往拜师求学。杨时对他熟察之后，喜道：“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杨时弟子千余人，罗从彦名列第一。
罗从彦拜见杨时三天之后，深为老师的学问折服，乃至“惊汗浃背”地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他曾经与杨时探讨《周易》，到乾卦九四爻时，杨时说：“伊川说甚善。”罗从彦马上变卖田产换作路费，前往洛阳龙门山拜见程颐。其为学，以主静为宗，教人“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再来说李侗。李侗，字愿中。二十四岁时听说罗从彦身负二程河洛之学，于是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求见罗师。其后，跟随罗师多年，深得上自二程发微，中经杨时阐述，最后至罗师总结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精髓。
李侗之学也主静，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对于二程的“理一分殊”学说，李侗认为这是区分儒与释、道的根本标志。“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李侗学成之后退居山田，谢绝世故四十余年。他时常食不果腹，却始终怡然自适，大有颜回之风。对待学生，答问不倦，虽根据各人才具浅深而因材施教，但必使每个学生返身于自家内心，求得对所学知识的内在存养。他的口头禅是：“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他曾这样评价《中庸》：“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这对朱熹日后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拽将出来，单册列书，标明为《四书》之重要内容，有着直接的学术先导影响。
朱熹称颂李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侗也这样赞扬弟子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从二十四岁赴同安任主簿到二十八岁任满离开，朱熹在五年时间里得暇便赴延平，平日里则用往来书信讨教问题。后来，朱熹将李侗回答儒家经义的信札辑而录之为《延平答问》。正是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朱熹深知自己昔日泛滥佛老之非，遂专心于圣贤之学，逐渐廓清并奠定了以承继二程学术为基础的硕大理学体系。
涓涓细流终于汇聚成河。
十四岁之时，朱熹师从“武夷三先生”，其学术承继图是：朱熹——刘勉之、胡宪——杨时——二程；二十四岁之时，朱熹师从李侗，其学术承继图是：朱熹——李侗——罗从彦——杨时——二程。
可以清晰看出，他虽然自幼师从多人，综涉众多学派，但其学术承继路线都归结于杨时，并最终指向程颢、程颐。
佛家说万法归源，用在朱熹学说的养成真是再恰切不过。他出入佛老、游身众学，集北宋理学大成，主要吸吮二程之学，加以探微发幽，独有悟解，最终形成了自己博大而系统的学说体系。
虽与二程无觌面之缘，但朱熹始终是以二程私淑弟子自认的。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这样自命：“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不知李侗及“武夷三先生”听到后心里吃醋否。
三。
他的学术之路走得是如此硬朗，脚步铿锵。
其为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朱熹曾说，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他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其于百家之旁支左流，佛老之怪诞异说，不惮深辩而力辟之。
相形之下，他迈在仕途上的脚步又显得踉跄而蹒跚，很不成样子。
从二十四岁开始做官，到七十一岁去世，他一生共被授官二十余次，多所拒绝。察其为官履历，真正在地方官任上的时间合计起来不足十年，而在朝做官则只有四十天。
是他不懂为政之道，或无心官场，因学而废政吗？
不是。请看他在有限的地方职官任上留下的政绩：
公元一一五一年初涉官场，在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上，他就因治绩卓著，任满罢归后，同安士子怀其惠德，集体立朱熹生祠于学宫。
公元一一六七年秋，福建崇安发生水涝灾害，朝廷派朱熹视察灾情时，他针对“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愤然而起，发动地方豪富赈救饥民，并成功平息了饥民暴动。
公元一一七八年，朱熹出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当年南康发生灾荒，朱熹发布了《劝谕救荒文》，倡导富裕之家开仓放粮，务令民食，不使流移有饥饿之患。“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朱熹在此地创举的社仓之法被很多地方效仿。
公元一一八一年，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此时浙东发生饥荒，“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在此任上，当朱熹发现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罪行后，慨然无视唐仲友与宰相王淮的亲家关系，也无视他与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的特殊亲密关系，连续六次上疏弹劾唐仲友，最终迫使王淮忍痛将唐仲友撤职。
公元一一九〇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后，“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使得民丰物阜，百姓安居乐业。
明事通理，爱民为怀，体恤百姓，疾恶如仇，政绩显著，这是朱熹为官的客观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明于政也善于政的年轻有为的官员，既然不是出于个人性格孤傲狷介，厌烦仕途，一心追求闲云野鹤的无羁悠闲生活，那为什么自二十四岁走上官场之后，他就时时有偃旗之意呢？而且每次被举荐任职，总是主动推辞，实在推托不了，任满后又坚决离。
很多时候，人憋着而不愿上厕所，不是他没有如厕的内需，而是因为那个厕所太脏。
宋高宗懦弱昏庸，一心以投降政策取媚金人，以求偏安江左；秦桧执掌下的朝政邪恶横行，政治腐败，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义士、以二程为代表的正统学人均遭受严厉打击。
宋孝宗即位后，虽然通过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等举措，出现了暂时性的“乾淳之治”，而且有过张浚北伐的壮举，使此一阶段成为南宋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经济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但宋孝宗却以“孝”名世，对坚持投降政策的宋高宗恭顺有加，乃致缩首求和的国策没有在他这里得到丝毫改变。最终，在符离之败后，国家又全面回归到宋高宗时期的懦弱自保政策。
不会理政的宋光宗上台后，沉湎于酒色之中。内宫由史上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妒妇李凤娘把持，朝政被主和派掌握，朝中正直之士如陈亮等人均遭受严厉打击。将一腔豪情与热血悉数投注于抗金事业中的辛弃疾，当年以惊人的勇毅与果敢投身金兵百万人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自北归南，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而三叹息”，但面对无力挽救的时局，此时他也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可怜白发生”中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抑郁与愤懑了。
这样纷乱的时代，如此嚣杂的官场，都不能成为朱熹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背景。空有舞台，又有何用呢？
四。
但这阻止不住他一腔拳拳爱国之心和致君尧舜的不懈追求。
他通过上书或面奏，启沃君德，为失范的君主进行医治，从而使其正心诚意，而这正是秉承二程而来的政治思想。
“熙宁变法”后，程颢就提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强调治道之本在于“君志先定”，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
可惜，南宋的这些皇帝更昏聩，他们的耳朵更趋向于牛耳，弹琴者只能自感无趣。
公元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批评道：“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而且，他笔锋犀利地进一步指出：“四海利病，系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在宋孝宗那里的结果是四个字：充耳不闻。
公元一一八〇年，淳熙七年，朱熹再次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态度上书：“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最后，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
这次，宋孝宗看完后大怒：“是以我为亡也！”亏得宰相赵雄劝导：“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宋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
公元一一八八年，淳熙十五年，朱熹再次面奏孝宗，更加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他进一步指明原因：“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强烈建议孝宗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那么，“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
然而，这些话通通没有用。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清澈的眼睛、伉直的嘴巴，缺乏的只是一双识忠知理、善于纳谏的耳朵。
《论语·；里仁》教导过我们：“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将《论语》咀嚼得烂熟的朱熹自然比吾侪更清楚其间的道理。
他知道该关闭自己的扬声系统了。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宋光宗即位，正直之士纷纷被驱除出朝，朱熹留下了自己写好的奏折，但最终没有投递出去。这就是今天仍躺在《朱子全集》里的《己酉拟上封事》。
此年五月，陆九渊受诏知荆门军，他在给朱熹的信中写道：“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怀。”朱熹回信道：“荆门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际，惟避且远，犹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
这里，朱熹已想到为“可以行志”而必须“惟避且远”。
此后，他便是在一路推辞却又推辞不得之中，继续着自己的官场生涯。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直宝文阁，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拜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辞；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他主张的划定漳州经界不被批准后，以言不用上书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嘉王府召为幕僚，辞；未几，授潭州知州，辞。
公元一一九五年，宋宁宗即位，右相赵汝愚力荐朱熹，有旨赴行在奏事，又辞。同年除焕章阁待制、侍讲，再辞。一路被授官，一路拒绝的朱熹，再次力辞，但这次没有被获准。于是，朱熹成为帝师，重演程颐在元祐时期的一幕。
此年十月，朱熹赴经筵向宋宁宗进讲《大学》。他告诫宁宗《大学》为“修身为本”，要“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如其不然，则今日区区之讲读，亦徒为观听之美而已，何益于治道有无之实，以窒夫祸乱之原哉？”
此间，他上《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言辞恳切地劝导宋宁宗诚心正意，勿为“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告诫他“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针对韩侂胄专政擅权，“斥言左右窃柄之失”。这些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让宋宁宗深感逆耳。于是，在经筵位职上只待了四十六天的朱熹，被宋宁宗以“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为托词，一道御旨解除了侍讲职务。
来时本非所愿，去时又有何怨？
朱熹上书请求辞职名，并乞致仕，仍然没被应允。他不知道，像程颐为帝师的下场一样，同样有一场政治迫害向他隐隐袭来。
五。
文人无心政治，但却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绍熙末年，宋宁宗赵扩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出身皇族，收揽天下名士，意欲有番作为。韩侂胄是外戚，纠集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等人，屡屡向赵氏阵营进行攻击，而宋宁宗力挺韩侂胄。
很不幸，朱熹先前就是经赵汝愚荐举而当上的侍讲，更不幸的是，他还屡屡向宁宗进言韩侂胄专政擅权，“斥言左右窃柄之失”。
公元一一九五年，庆元元年，韩侂胄当政，赵汝愚被罢相。由于赵被罢相之时，以朱熹为首的知识分子多次上书申救，韩侂胄为排除异己，树立权威，开始全面清洗知识阶层，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被编管于五百里外，朱熹被免职侍讲。
公元一一九六年，朝廷宣布禁止道学。此诏一出，犹如“文革”的南宋版，一批急于邀宠请功之人纷纷跳将出来。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在第六条罪状中还生生造出“诱引尼姑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而孕”的荒唐故事。
上帝已无言，百鬼且狰狞。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朱熹此时已有口难辩，他上书道：“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皇帝下诏将朱熹落职罢祠，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则被送道州进行看管。右谏议大夫姚愈再次上书，诬陷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还有个叫余囍的人义愤填膺地上书，要求朝廷斩朱熹。
空气肃杀而酷冷。公元一一九七年，官方将道学认定是伪学，列“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禁书。同时下令，禁毁理学家的著述，又将赵汝愚﹑朱熹等人定为“逆党”，列五十九人为“伪学逆党”党籍。名列党籍者受到处罚，凡与党人有关系的，均不得任官职，不准应科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于是，攻伪学日急……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
然而，朱熹却等闲视之，他俨然一个事外之人，每天还是与仍坚持留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讲学不休。有人劝其遣散生徒，朱熹笑而不答。
这一笑风姿萧然。
五年后，到公元一二〇二年始弛党禁。公元一二〇七年，深知朱熹被诬陷的宋宁宗，亲自为已逝去的朱熹平凡昭雪，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特赠宝谟阁直学士。而此时大师早已墓木拱矣！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一二二七年，又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改徽国公。
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众多无聊兼无知之徒，还拿着沈继祖生编硬造、信口雌黄的诬蔑之词来污蔑朱熹，进而攻击儒学。甚至，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于另一件“涉朱丑闻”——朱熹与严蕊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洪迈的虚构性小说《夷坚志·；庚》里，原文如下：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在洪迈笔下，朱熹成了冷酷无情的打手，而严蕊则是侠骨凛凛的一代才女。
事实是，严蕊当时为台州都行首，即台州头牌营妓，长期受到台州太守唐仲友宠爱并包养，朱熹弹劾唐的不法之事中有“滥用职权，私放官妓”之语正缘于此。岳飞之子岳霖也从未作过浙东提刑，因而更谈不上有提审严蕊之事。
那么，难道是与朱熹同时代的洪迈记忆出了偏差吗？也不是。翻开《宋史·；洪迈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洪迈）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朱熹非议过洪迈是“佞臣”，而且向皇帝说不可让他执史笔，有着“所纪多失实”写作传统的洪迈，显然在此处故意抖一下手腕，向朱熹泼泼脏水，趁机泄泄私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已指明，挂在严蕊名下的这首《卜算子》，实则是高宣教所作，而高宣教正是唐仲友的亲戚。
将一个不知羞耻的妓女标榜为文采斐然的侠女，将一位端直方正的大师丑化为不近情理的冷血动物，世间的黑白就是这样常常被颠倒的。
而朱熹本人对之的态度则是置之不理。谣言自会不攻而破，真相自会水落石出，一句“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已经亮出其铮铮铁骨：本人只知学问，不识时务，诸位敬请随便下嘴。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他走向书斋，留在帘外的是这样有心无心的闲吟。
六。
还是跟着朱熹，回到他的学术里吧。因为那里才是他的真正牧场，也是我们心驰神往的所在。
所幸，朱熹的一生除了短暂的几次地方任职以及四十六天的在朝经历，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潜心学问，探研经典，聚众授徒，伏案撰著。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令人惊讶到不敢相信的地步。据《四库全书》著录统计，朱熹遗留著作共二十五种，六百余卷，总字数在两千万字左右！
就这，还是一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
《宋史·；朱熹列传》中概括其学：“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列其所著书目为：《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传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列其所编书目：《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
认真看了下，在这琳琅满目的著作名录中仍有不少遗漏。比如他的《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南岳唱酬集》、《仪礼经传通解》就没被刊入。难怪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十分感慨，称朱熹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
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朱子这一方法正是承继的两汉学者的研经方式。但他却不拘泥章句，而是从义理入手，用宋代理学的探研之法来创建自己的学术大厦。
撰述讲学之余，他积极在游学辩论中体察仁道，辨别理学，与同时代的几位重量级学者有过纯粹学理上的精彩论争。
公元一一六七年，朱熹前往湖湘学派的学术中心岳麓山，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中盘桓数月，与大学问家张栻讨论《中庸》，察识持养之序、乾坤太极等理学问题。双方讨论非常热烈，据跟随朱熹此行的学生范伯崇说，仅论《中庸》即“三日夜而不能合”。此举首开不同学派的自由交流之风，自此之后，会讲成为中国书院重要的学术活动。朱熹后来也对这种学术交流带来的思想碰撞深感有益，他在诗中写道：“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
公元一一七五年应吕祖谦之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相会于鹅湖，讲论治学之方。二陆说朱熹为学失之支离破碎，他以传注为基本特色的学术事业必然“陆沉”；朱熹则指责陆学不求格物、只求心解的为学方式失之太简，没有根基。源自二程各自注重的心、理分歧，在朱陆这里形成了学术对峙，从而“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大的学术事件。
公元一一七九年，时年四十九岁的朱熹知南康军时，发现了被毁于北宋皇祐末年的白鹿洞书院遗址。
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李渤曾读书其中，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因此地四山环合，俯视似洞，由此得名。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学馆，后扩为书院，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
朱熹筹措田产，聘请教师，招收学生，扩充学舍，使白鹿洞书院得以复兴。其间，朱熹还打破门户，要求陆九渊到洞中讲课，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则佳话。
朱熹亲自制定撰写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自此成为天下书院、官学所共同遵守的教育方针。公元一一九四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度振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揭示》颁于该书院。宋理宗时，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其中。其中的“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更成为读书人共同恪守的座右铭，流风所布，影响万世。
公元一一八二年，朱熹又与事功学派学者陈亮见面，此后五年他们通过书信展开为学处世之辩。
在这些围绕义理而进行的学术论争之中，其实已经完全展现了朱熹的学术框架与基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以其庞大的思想体系而著称。其中包罗万象，体大势沉，无所不容，但其理论支点却很明晰：
理气与太极所构成的天理论是朱熹学术思想的核心，其承袭的是程颐的理气说，同时汲取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之气说与邵雍的先天说。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本原，万物皆因天理而存在。而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理为根本，气则依附于理。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所谓“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同时他强调二程的“理一分殊”思想，以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但月亮只是一个。
在心性问题上，他继承张载与程颐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进而强调“须知气禀之害，要为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认识自身，在气质之性的改变上多下功夫。进而，他告诉人提升自己修养的途径——持敬，诚心正意，然后格物致知。“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居敬的目的是为了穷理，也即以“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道世故”为内容的“格物”。
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存在着此长彼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故而只有去人欲，才能存天理；只有天理胜，才能实现人欲退。但他同时认识到，“虽圣人不能无人心，若饥食渴饮之类”，所以他没有完全遏制人欲，而是将人欲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须是食其所当食，欲其所当欲，乃不失所谓道心”，不使泛滥的人欲影响到天理的发挥。
公元一二〇〇年三月九日，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头天写下遗书，对学生及子女“拳拳以勉学及修正”，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噩耗传来，挚友陆游以沉痛的心情遥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在公元一一九八年朱熹罢职回武夷山时，辛弃疾即为之大鸣不平，赋诗慰勉老友：“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此时听到朱熹撒手人寰后，辛弃疾大恸，亲往哭之，为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此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朱熹下葬仪式在建阳举行。即便是在苛严的党禁之中，江、浙各地学者仍然纷纷前往建阳为大师送行，络绎不绝。韩侘胄党徒听到后欲极力拦阻，施康年上奏说：“四方伪徒，聚于信上（今江西上饶），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长短，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但，这没有挡住人们前往凭吊大师的脚步。四方辐辏，人尽弃哀，士林垂首，举国缅怀。
多年之后，宋理宗在阅读过朱熹的著作之后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型，深用叹慕。可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并追封二程，从此二程与朱熹携手，并称为程朱理学。自元朝开始，朱熹关于经学的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而通行于世。
朱熹走了。
他用自己一生的行为涵养，乃至谢世时的独有方式，诠释了他的那首《观书有感》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人要心体澄澈，在洁净的灵魂层面映照出蓝天云影，那就只有不断求知获新，持续为自己的知性与德性生命提供营养。
如此，他就能活出一派净雅，活出一派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