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不会游离出他所置身的时代，对月顾影。每一种学术的诞生也都不会离开具体的历史土壤，空穴来风。
南宋高宗建炎之后，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新兴儒家学派在湖南大地渐渐形成。因不满南宋朝廷懦弱的投降政策，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三人由故乡福建崇安迁往湖南衡山定居，潜心研究理学，积极授徒讲学，在这里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前来求学。
他们创立的湖湘学派，后经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接竹引泉，发扬光大，并与朱熹、吕祖谦、陈傅良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全国声名鹊起，士人趋之若鹜，大批游学之士不远万里负箧前来问学论道，南北学子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如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创立的蜀学，却以儿子苏东坡为旗手，湖湘学派的缔造者也是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三人，而居于这个学术团队核心位置的也是儿子胡宏。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一个开一派学统的大师，我们自然不能忽略他。
一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人称五峰先生，建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生于公元一一〇二年，宋徽宗崇宁元年，卒于公元一一六一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
大凡稍微熟悉点中国史的人，单是看其生活的年代，便会禁不住为胡宏扼腕，叹其生不逢时。
北宋的受辱性结束，南宋的仓皇性开启，就发生在胡宏的眼皮底下。
江山颠簸，生灵涂炭，国破家亡，流离播迁……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原罪性直接归咎到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在《宋史·；徽宗本纪》末尾，作者脱脱如此痛心疾首地反思赵佶的一生：“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据说，脱脱在写完这段话后，愤怒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这是句充满辛辣嘲讽的话语，有种让人将栏杆拍遍的痛切与无奈。
赵佶的确无所不能。吹弹、书画、声歌、词赋、蹴鞠等等无不精擅，而且不管他喜爱哪行，都绝对全身心投入，而只要他投入其间，他就不仅能成为那一行的一流高手，而且还能成为那一行的一流理论家、鉴赏家。
他喜欢绘画，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现存世作品有《芙蓉锦鸡图》、《池塘秋晚图》、《四禽图》、《雪江归棹图》，均被视为举世珍宝。也因其爱画，朝廷遂于崇宁三年正式将画学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将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考中者入画院，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宋徽宗甚至为此还亲自选择古人诗句制定绘画考题，而且积极扩充翰林图画院，同时还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使得北宋晚期的画院创作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
他喜欢书法，独创出字体遒劲、铁勾银划的“瘦金书”，《书史会要》这样评价他的书法成就：“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其现存《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不朽名作，独步古今，至今仍无书家可以超越。
然而，这个一流的艺术家在治国上却是一个十足的低能儿。
但国家却恰恰由他来管理，这个国家将糟糕到何种地步便可想而知。
他用一双极富审美情趣的眼睛，搜罗来一批祸国殃民的奸佞，让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一帮混蛋纷纷集中到朝廷，各尽其丑。然后，赵佶又用一双极具艺术创造力的手，将大宋江山打理得乌烟瘴气，败乱不堪。
赵佶用自己在位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树立了一个极端的帝王标本：什么才是昏庸无道，什么才是穷奢极欲，什么才是搜刮民财，什么才是民怨沸腾。最后，他仍很闹腾地以“教主道君”的太上皇身份匆匆去位，将一副不可收拾的烂摊子交给了同样昏庸无能的儿子赵桓。
于是就有了骇人听闻的“靖康之耻”。
公元一一二七年，生活于黑山白水之间的女真人呼啸而来，攻破大宋首都东京，在城内烧杀掠夺奸淫数日之后，掳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还，随行被掠走的还有赵宋王朝后妃、公主，及王公、皇子、宗亲、贵戚家眷等数千人，宋家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也被搜罗一空，北宋从此彻底灭亡。
据《青宫译语》载，北行途中，宋徽宗之女赵富金即被金军统帅完颜宗翰长子设也马强奸，宋钦宗的朱慎妃途中也遭到金国的千户国禄蹂躏，一路上被金兵糟蹋残虐致死的女性达一千多人。
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后，徽钦二帝被带去参拜金太宗，而且分别被对方侮辱性地封为昏德公、重昏侯。随后金太宗赐赵构母亲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浣衣院，浣衣院实为军妓营。在浣衣院里，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此外，将公主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赐给设也马做小妾，王公、宗亲家眷皆贱卖赏赐给金军官兵。
一对窝囊父子，不光弄丢了祖宗打下的江山，更给成千上万百姓带来了蛮族屠戮下的生灵涂炭，还给如此众多的无辜女性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凌辱与苦难。
此辱何当？
此恨何极！
二
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公元九七四年，一流词人李煜以南唐后主身份仓皇辞庙，被宋军押赴汴京。身在宋地，南望故国，他写下一首痛彻肺腑、凄切极哀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短短一百五十三年之后，赵佶连同儿子又以北宋末帝的身份被一绳牵至会宁。萧瑟北地，身陷囹圄，他也写下一首七绝《在北题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赵佶诗中散落的情绪有落寞，也有无奈，但总找不到李煜那种肝肠寸断的疼痛，也没有妻女儿媳被辱后的出离愤怒。
如此一个无恨无痛无愧无羞的孬种，你让人说他什么好呢？
其实，赵氏血脉中的英武基因，自宋哲宗之后已荡然无存，代之的是昏聩、苟且、软蛋，徽宗、钦宗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基因变异，而到宋高宗赵构这里，则演绎到极致。
赵构于公元一一二七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很快他就逃到扬州，继而又沿镇江、平江、杭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一路逃窜到海边，登上楼船在温州先后漂泊数月，而且向金国请求“削去旧号”，愿意“天下全归大金国所有”。而此时，北方人民仍在积极抗金，名将宗泽率部有百万之众，而且韩世忠还取得了黄天荡大捷，岳飞收复建康，正意欲挥师北上直捣黄龙。公元一一三二年，逃亡中的赵构听说金兵北退，这才回到杭州。
二帝被掳，母亲妻子在北地遭受凌辱，这在赵构这里全然没什么事儿，他只想割地赔款求和，以投降政策求得偏安一隅。所以，当公元一一四〇年金军再次南下，岳飞连连取得大胜之时，宋高宗与秦桧却连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
曾气贯长虹地写下《满江红》，高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飞，此时只能悲愤交加地叹息：“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次年，赵构与秦桧乖乖听从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必杀岳飞，方可言和”的要求，自毁长城，将岳飞、岳云、张宪杀害。一代名将饮恨身亡，南宋政权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可以说，从南宋政府成立那天起，围绕战与和的问题，朝廷中就存在着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针对以赵构为首的贪生怕死、懦弱求和的投降派，一大批正义之士怀着强烈的亡国之仇，复兴之愿，雪耻之望，起而攻之。他们强烈呼吁朝廷重振雄威，收复山河，迎回徽钦二帝。
听听那些留在《全宋诗》里写于此时的诗行：
“谁能提万骑，大呼拥马鬣，奇兵四面出，快若霜扫叶。”这是诗人陆游的慨叹。
“独住云边旧草堂，恨无微力答吾皇。又惊烽火交丁未，暗惜山河到靖康。”这是僧人释行海的悲嗟。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故和。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这是曹勋的《入塞》。
曹勋的身份很奇特。靖康二年，他曾与徽钦二帝一起被金兵押解北上，后受徽宗半臂绢书，自燕山逃归，向宋高宗献上御衣书，请求招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营救二帝。赵构置若罔闻，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曹勋被派为报谢副使出使金国，这首诗即是他出使时因所见而发的绝望之叹。
在这首诗前，他特别序曰：“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
江山残破，昏主无识，群丑当道，贤者垂泪，这就是胡宏成长中所亲见亲历的环境。
三。
胡宏，《宋元学案》称他“自幼志于大道”。这个大道获得的首要渠道就是他的父亲，旷世大儒胡安国。
胡安国，字康候，又名胡迪，学者称其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全祖望在《武夷学案》中称他：“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少年入太学时，以程颐的朋友朱长文及靳裁之为师，靳裁之与之论经史大义，深为其所器重。成年之后，胡安国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三先生“义兼师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学问“自得于二程《遗书》者为多”，因而，他虽然与二程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在学理上完全承接了二程的洛学。
宋哲宗时进士及第后，胡安国任湖南学事，因被蔡京所厌而解职。宋徽宗政和二年后，他对现实失望，认为天下无道，自当卷而怀之，遂称疾不仕。靖康元年，朝廷封他为太常少卿，辞却不就；拜为起居郎，又推辞。在宋钦宗几次下旨催促之下，才勉强到京师汴梁，最后还是以疾为由告辞归家。
宦情如寄，淡泊自如。胡安国一生自进士登第到完全退休回家，前后共四十年，实际为官时间累计起来不足六年。然而，他“虽数以罪去，而爱君之心，远而愈笃。每被召，即置家事不问，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南宋建炎年间，他举家迁至湖南湘潭，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潜心撰写《春秋传》。
多年来，他虽然辗转流徙，居寓不定，常常一文不名，但他从来不从口中说一个“贫”字。胡安国曾经告诫儿子说：“对人言贫者，其意将何求？”他持的道理是：“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谢良佐曾对人这样称颂胡安国：“胡康候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
尤为让人称颂的是，当初，胡安国以国子博士的身份，职官是湖北提举，而此时的谢良佐却只是一名县级学官。胡安国想认识谢良佐，没有以上司身份把谢叫来，而是通过谢上蔡的同学杨时，以后进之礼修书求见。见到之后，又极尽恭敬之事。谢良佐也不客气，当面对胡安国说：“闻公进道甚笃，德业日美，所到岂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后来，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完成了他的《春秋传》，这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巅峰之作。它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重，成为科举取士官方规定的必读之书。
天下大乱，二帝被掠，国破主奴，这应该是胡安国治《春秋》的最重要原因。“春秋学”的思想主旨，便是宣扬大一统，尊君卑臣，强调国君一体，“国灭，君死之正也”，明华夷之辨，高倡尊王攘夷。
深受父亲影响，又“卒传其父之学”的胡宏，无疑秉承了胡安国的处世思想与为学原则，因而在学理与行为上都直追乃父。
看到胡安国所走过的步履，其实已经能够想见即将走来的胡宏的脚步。
其次，在学理上对胡宏影响较为显著的就是杨时。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最为有名，深得二程赏识。据《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记载：“明道喜甚，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其归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将其认定为自己的学术托钵之人。
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胡安国携二子在京师，此时杨时为祭酒。胡宏与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哥哥胡寅就于此时一同受学于杨时。
杨时的学术特征完全秉承二程，他认为：“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
他强调：“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达矣！”
他格外重视格物知至。“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所谓止者，乃其至处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盖天下国家之大，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乌足以知其道哉？”这就将性理之学推到了实处。南渡之后，他传学于罗从彦，罗又传于李侗，三传至朱熹，终开宋代理学卓荦大端。
胡宏跟随杨时的学习时间很短，一年之后，京师沦陷，张邦昌伪政权成立后，胡安国携带儿子胡寅与胡宏辞官而归。
秦桧曾与胡安国私交很好。在秦桧执政之初，他写信给胡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胡宏闻听后，写信给秦桧表示谢绝，而且故意在信中措辞严厉，没有礼貌。有人不解，问他为何这样。胡宏说：“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
这是胡宏的回信：“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
这是他的政治宣言，也是他的行动纲领。
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只愿死守善道。不光胡宏这样，哥哥胡寅也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线。《宋史·；儒林列传》载：“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
其实，胡宏哥儿俩拒绝秦桧还有更深的一层用意。那就是，父亲察人失明，结交奸佞，那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与立场来为父亲的过失洗濯。
朱熹后来为此颇为感叹：“秦桧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明仲（胡寅）兄弟却有树立，终不归附。”
拒绝为官，没有进入仕途的胡宏，“优游衡山二十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所谓的“玩心神明”，其实是醉心于父亲胡安国与老师杨时所授的理学。在其间发微寻明，探研属于自己所创的理学一途。
关上一扇门，有时是为了打开另一扇门。
四
在衡山的二十多年里，胡宏潜心学问，力行所知，完成了被称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可以与张载《正蒙》不分轩轾的重要儒家文献《知言》。
在《知言》中他娓娓道来：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诸子百家亿之以意，饰之以辩。传闻习见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诸茫昧则已矣，悲夫！此邪说暴行所以盛行，而不为其所惑者鲜也。然则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妇之道，人丑之矣，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则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为能守而弗失也。《语》曰：“乐而不淫”，则得性命之正矣。谓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后有万物，夫得妇而后有男女，君得臣而后有万民，此一之道也，所以为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尔；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顺之尔；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尔。不能推，故人物、内外不能一也；不能顺，故死生、昼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贵、贫贱不能安也。
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
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谓也。小用者，谋利计功之谓也。
有而不能无者，性之谓与！宰物不死者，心之谓与！感而无自者，诚之谓与！往而不穷者，鬼之谓与！来而不测者，神之谓与！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
静观万物之理，得吾心之悦也易；动处万物之分，得吾心之乐也难。是故仁智合一，然后君子学成。成己，所以成物。
尧、舜以天下与人，而无人德我之望；汤、武有人之天下，而无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无大事。我不能大，则以事为大，而处之也难。
有毁人败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誉人成物之心者，义士也。油然乎物各得其分而无为者，君子也。
礼文多者，情实必不足，君子交际宜察焉。言辞巧者，临断必不善，君子选用宜察焉。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实病，至难也。能受人之实攻，为尤难也。人能攻我实病，我能受人实攻，朋友之义其庶几乎。不然，其不相陷而为小人者几希矣！
行纷华波荡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独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礼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无勇者也。理不素穷，勇不自任，必为小人之归，可耻之甚也。
万物皆性所有也。圣人尽性，故无弃物。
情一流则难遏，气一动则难平。流而后遏，动而后平，是以难也。察而养之于未流，则不至于用遏矣。察而养之于未动，则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则虽婴于物而不惑；养之有素，则虽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此之谓也。
性定则心宰，心宰则物随。
气惑于物，发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断。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改心过，则无过矣。
生本无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无可恶，人之所以恶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称其欲，死惧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间，莫不以欲为事，而心学不传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卫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婴于物，可以为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几何？而世人驰骛不返也！
在这篇不长的重要儒学文献里，他十分强调修一己之身。
只要真道弥漫，吾道自足，那么就可以知道传闻习见的蒙心之言、蒙命之理、蒙性之道，这就确立了其学术体系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附带也突显了他的心性思想：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
因而，性是第一位的，心则居于次位；性是内在而深藏不露的，心则是性的外在表现，是由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故而，他强调性不能动，动则心矣。在他的学术架构里，心与理被排除在自然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自然的本体属性。
所以，即便人欲与天理这样貌似对立的关系，只要主敬在性，以天理贯人事，能正人事而循天理之意，那么人欲就会变成一种自然之事，而并不与天理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这就与二程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存在着学术观点上的不同。
同时，他以佛教的唯识理论为批判对象，认为佛教以心为宗，主张心生万法之说，即是灭天命，即是己私之见，故为异端小道。这样的理论视角，就比洛学单纯的指责释家不知有父、不知有母来得更为深刻。
在胡宏的学术思想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取法多家，多有新见，貌似屡出洛学之言义。朱熹因此而对《正言》多所疑义。对此，黄宗羲分析得颇为精妙：“愚以为胡氏主张本然之善，本自无对便与恶对，盖不欲将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也。心为已发，亦自伊川初说有‘凡言心，皆指已发’而言，以其未定者为定尔。察识此心而后操存，善观之，亦与明道识仁无异；不善观之，则不知存养之熟，自识仁体。”
他给出的结论是，朱熹的疑问与胡宏的学说“未始不相济也”。
张栻则称颂其师：“《知言》一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后来，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从胡宏这里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书院，使得胡宏之学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达到鼎盛。
清朝年间，乾隆为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以表彰湖湘之学传播理学之功。受此学派熏陶与浸润，晚清的湖湘大地走出了诸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魏源、陶澍、贺长龄、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影响中国历史的名流。
厚重的湖湘文化哺育了厚实的他们。
五。
如同张载的关学，湖湘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以经术为治术”，主张经世致用。而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则为其他所有学派所不具备，那就是充斥着书生报国的侠义精神，流淌着一派剑胆琴心。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每一种学术的诞生都不会离开具体的历史土壤，空穴来风。湖湘文化的开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
由于北宋被异族沦陷，徽钦二帝被掳北荒，即位的高宗却投降贪安，置身在这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的特定历史现场，对“春秋学”的探研与传承，反映在胡氏父子身上，已经不仅仅只是经学意义上的探研，更多表达的是他们尊王攘夷，坚持华夷之变，期望恢复正统的一种家国与民族主义精神需求。故而，湖湘学术内核中就有了一种慨然担当的精神风概。
先来看看胡安国。他“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屡屡坚辞朝廷所授之职。“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名儒侯仲良平日言必称二程先生，对其他人无所许可。后来他见到胡安国后，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他潜心苦修《春秋》二十多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其中的原因，就是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胡安国为此说：“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他将《春秋》视为传心要典。
靖康初年宋钦宗召见他时，胡安国无所顾忌地批评道：“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
再来看看胡寅。他“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及桧擅国，寅遂与之绝”。绍兴四年十二月他重新为官后，立刻上疏宋高宗，对与金议和大加指责：“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仇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切为陛下不取也。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寝罢使命。”
于是可以更为清楚胡宏了。胡宏一生拒绝为官，矢志于道，他对他的门生们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
身虽在野，心却始终系社稷安危，力图将其所学用于匡时救世。父兄所坚持的拒绝议和、坚决抗金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绍兴年间，他以一介布衣上书宋高宗，愤然指出：“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钦宗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舆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仇敌，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敌国，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嗌，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敌。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
进而，他出语更加犀利：“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在上书的末尾，胡宏更是心无所忌地数落赵构：“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更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
字字悲愤，句句动情，大义凛然，性命全抛！
胡氏一门三人，不畏开罪帝王，豁出身家性命直指弊政，猛戳其短，狠揭其虚。尤其是胡宏，一介白衣书生，以家国为念，心怀大道，慷慨陈词，在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他这样的热血书生也甚为鲜见。
然而，公元一一四一年南宋政府还是以向金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割让大片土地为代价，与金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换回的，只是一具宋徽宗干硬而猥琐的尸体。
不出胡宏所料，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而就在这一年，一代大儒胡宏衔恨而亡。
赤胆忠心，报国无门。
胡宏会睁着永不瞑目的眼睛，悲愤地看着这个潦倒不堪的政权在赵构手上如何一步步枯槁腐朽，他也会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开创的湖湘之学，经弟子张栻之手怎样一天天变得苍翠葳蕤。
“寂寂本民流太空，虚名过耳如松风，惆怅祸乱波流洪。目极征鸿淡淡天，万古消沉向此中。”“万古消沉向此中”，这是无可言说之后的深深无奈。
大师，总是如此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