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首睥睨天下、顾盼自雄的傲世尊己之作，弥漫着一股子沛然于胸的豪气，同时也流泻着目空千古、傲视万物、独立遗世的恣意与放纵。
即便狂放如东坡，不羁如太白，向来以豪迈无束著称的文词豪客，他们淋漓泼洒的墨汁里也不会如此奋发蹈厉，断没有这样的放肆与张扬。
令人十分意外的是，作者恰恰是一位端坐于书院，以传道授业为毕生要务的儒学宗师陆九渊。
这也太突兀了！
印象中的儒家宗师，应该蔼然冲穆，雍容自适，和气粹然，谦恭自牧，怎么忽然一洗端重不伐的文质彬彬之态，换成了一副沛然莫御、揽辔自雄的狂者胸次？
而这种充溢着吾道自足狂气、高扬着生命主体意识的豪放之语，从陆九渊之口而发的又绝不是这偶然的一首诗，他下笔之处，俯拾即是：“朝饮渤澥水，暮宿昆仑巅，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
最让人吃惊的是，作为儒家经师，陆九渊竟然没有撰写出一部注疏“六经”的著作。他为此解释道：“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欧公极似韩，其聪明皆过人，然不合初头俗了。’或问：‘如何俗了？’曰：‘《符读书城南》、《三上宰相书》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聪明却有所不及。’”
在他看来，韩愈、欧阳修以及二程都是在“我注六经”。韩欧只是聪明，但落于流俗；二程不俗，但欠聪明。言下之意，只有我陆九渊能“六经注我”，不但聪明，而且不俗。
真是好生自负，也真是狂得可以。
一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在中国学术史上，只有两个人配享用这八个字。其一是孔子，另一位就是陆九渊。
现今存世的《陆九渊集》，只是陆九渊平生所写的书信、诗文、奏表、序文、谈话以及课堂讲授等的集编，是他死后由其子及门人加以编纂整理而成的。而他精深博大的学术思想，异于时学的独到论断，就散掷在他的日常咳唾之间，就堆放在他的书信或散章之中。
随手从中捡拾一下，都可在他极为随意的只言片语、断章简说之中，领略到他独有新见的深邃义理，意蕴深厚的精辟思想，以及妙语连珠的警醒话语。
陆象山不傍门户，蹊径独走，以创立象山学派而成为中国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开山鼻祖，与当时广受尊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驾齐驱，不分轩轾，合称“朱陆”。
到明代之后，经大儒王阳明继承发扬光大，其学说更为宏大卓著，备受追捧。由此而诞生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陆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卒于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年。因书斋单名“存”，自称存斋先生。因曾在贵溪龙虎山聚徒讲学，其山形如象，因而他自号象山翁，学者称其象山先生。
陆象山生于一个世传郎中之家。其父亲陆贺，以经营先世遗留药肆为业，业余他还究心典籍，见于躬行，持道守正，算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而就是这个药铺掌柜兼郎中，养育了精通典籍、深谙学问的陆九渊弟兄六人。
兄弟六人之中，以最年幼的陆九渊，与其四兄陆九韶（学者称梭山先生）、五兄陆九龄（学者称其复斋先生）最具学名。他们哥仨儿学术渊博，问道精深，行德俱佳，以“三陆子学”闻名天下。《宋元学案》说：“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一个人身上先天植入的某些因子，会在其生命初期就表现出完全异于常人的某种禀赋，而这些其实已经决定了他将来会走向哪里，而且能够走多远。
据《宋史·；儒林列传》记载，他三四岁时，就扑闪着睫毛问其父陆贺：“天地何所穷际？”这和年长陆九渊九岁的朱熹简直如出一辙。
小朱当时躺在爸爸臂弯问的是：“天之上，何物？”理学家老朱回答不上来，只能对孩子的问题“奇之”。面对小陆的问题，药店先生老陆当然更是张口结舌，也只是憨憨地“笑而不答”。
幼而颖悟的朱熹刚刚接受教育时，当老师授以《孝经》后，他翻开浏览了一下，即在书上题写：“不若是，非人也。”幼小的他所表现出的是：心尊经典，志于恪守，执意践行。
颖悟早发的陆九渊，当第一次闻听别人吟诵程颐语录，却觉得伊川之言仿佛于己有伤，“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觉得其间有相矛盾之处。刚读《论语·；学而》，就怀疑有子的话语支离破碎。幼小的他所表现出的是：不信成说，善于质疑，不膜拜权威。
十三岁时，陆九渊读古书时看到“宇宙”二字，书中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因之猛然醒悟：“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时空无涯，但贯穿古今的真理却只有一个，万物之理同一。我心参天透地，那么真理就可以跨越时空隧道的隔阂，立刻呈现于我心之间。
《陆九渊年谱》中说他“因宇宙字义，笃志圣学”，“宇宙”二字，悟得了人生之道，那就是一切尽在方寸之间。由之明了，儒者的为圣之道不用别寻他索，其实就在自己心中。
为此，他慷慨激昂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进而他想到，只要“放心”就可以进入人生的浩阔之境，“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如此，就可以真理在握，在世间顶天立地，做一个大写的人。
因而，他开始讨厌为走向仕途而必须要学的举业，而对提升自己德性生命、完善自我心灵的求心践履之学兴趣渐浓。
这中间，在读到五代十六国历史时，有感于当时中原无人而造成夷狄乱华，心中气愤难当。后来又听长辈讲到靖康之耻，更为气愤难遏，为此他一度剪断指甲，离开课桌，决心学习弓马格斗之术，以为国纾难，报仇雪恨。
举子之业于他来说，就更是抱着一种可有可不有的随意心态，甚或说是以一种娱乐心态来为之的，很像明朝的唐寅。唐寅在好友撺掇之下才进入科场，但却因一场作弊案被牵累终身。陆九渊尽管也对科举持消极态度，但却无心插柳柳成荫，误打误中，比唐寅幸运得实在太多。他后来这样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涯：
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示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
时在乾道八年，公元一一七二年，不管三十四岁的陆九渊如何不情愿，但仍然帏场告捷，进士及第。
一个属于那个时代士人成长的传统范式向他打开了一扇门。
踅身而进的他，会沿着里面既定的廊道亭阁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走下去吗？
二
当然不会。
这是他掷地有声的回答：“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闲，须是做得人，方不枉。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做人卑陋庸俗，全在学习目的不明，不知道义之所在，“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
这个“道”，却非常人所理解的表层意义上的积极进取，更非追寻荣华富贵，陆九渊给定的答案非常另类：“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
如果你还记得拒绝仕进的大儒胡宏，你就会为陆九渊找到同时代知音。胡宏说过：“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
心同胡宏的陆九渊，自然肯定不会汲汲于官场，更不会游刃有余于官场。
就在陆九渊进士及第的公元一一七二年，四十三岁的朱熹此时正埋头在尤溪老家，伏案撰《论孟精义》、《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编《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解《太极图传通书》，于尤溪学宫聚众授徒。或许是一种感召，三十四岁的陆九渊没有像他人那样在候职期间翘首以盼，望穿秋水地苦苦等待朝廷的一纸任命，而是像朱熹一样，开辟槐堂开始讲学。一时间，四面八方学子慕名前来，从此生徒环侍，走到哪里身边都围绕着学生。
乃至他来到京师，亦不大像个诚惶诚恐前来吏部接受任命的候补官员，而更像是位来帝都举办讲座的大牌学术明星，从游者甚众。
面对京师的众多陌生面孔，陆九渊再次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一个陌生人见面，陆九渊只是简单望其行迹，即知道此人怎样，与之交谈，三言两语间即能识其大概，而且因下判十分精准，与其人操行非常吻合，每每令对方为之大汗自背发：“先生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
这种犀利而精准的识人之判，是建立在宏富学养与阅人无数之上的一种敏锐观察与审视。但陆九渊却并不赞成盛行于魏晋时的名相之术，更不以自己有此技能洋洋自得，自诩为高明，他及时提醒学生：“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形迹观者。必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教人。”
教人独立思考，不盲从师说，不拘泥成见，是他一生的教学思想。“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论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
官场需要的是听命与服从，遵循的是应循与执行，一个思想上卓有所立、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必然与官场人格构成深深的抵牾。那么结果就只是，不是他排斥官场，就是他被官场排斥。
陆九渊的官场步履便在我们想象之中了。
而他实际所走的步伐，比我们想象得更简单，履历十分苍白，甚至还不如朱熹。
公元一一七四年，被授隆兴府靖安县主簿。任内，与朱熹相会鹅湖，展开争辩。
公元一一七九年，改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任内，与朱熹会于南康，应邀讲学于白鹿洞书院。
公元一一八二年，任国子正，专业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公元一一八三年，迁敕令所删定官，任内读研兵书武略，四方访求智勇之士，积极谋求抗金复宋大计。
公元一一八六年，除将作监丞，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宋孝宗嘉许，后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落职还乡授徒，四方学者辐辏于槐堂。
公元一一八七年，在贵溪应天山，也即象山结庐构屋，开办象山书院。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仅案籍有名可考的前来求学、拜访者达数千人之巨，象山一时成为人文渊薮。
公元一一九一年，出知荆门军，因政绩显著，社会风气大变，丞相周必大赞曰：“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两年后，卒于荆门任上。
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玄妙，但于一个思想大师来说，那既不是兴奋点，也构不成关注点。所以无视外界这一切的他，才将之尽量简约化。他不会为低微的职衔忧心，更不会为困顿的遭际抱怨，让他心牵魂萦的只是如何为人，如何为学，如何立身，如何安命，如何掌握真知，如何通向人性与道德的双重圆满。
他只想，以一己之努力，来为众生厘清这些鸿蒙未解的人生命题。
三
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核心是：真知就在人心之中，欲求学问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广知，最终以成圣道。
因而，他反复向学生灌输：“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这种“心学”思想也可以在程颢的学术湖面找到约绰的倒影。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认为：“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这是在说，陆九渊思想乃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
陆九渊自己也说过：“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这说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
但不能据此就说陆学完全为承继程颢而来。
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至朱熹，这条学术传承路线十分清晰。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一路传继下来。但到陆九渊这里，他却没有与后条学术链条相连的纽带，因而不能武断地认为陆九渊为程颢一脉的传人。
陆氏之学与二程洛学并无师承关系，这从陆九渊论学或闲谈之中从未引用过一句程颢之语便可晓得。而且，他对二程之学虽然有很多称赞，但也颇有指责：“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行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未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
在他眼里，孔学自曾子、子思、孟子之后，还没有真正的承继者。这就说明二程在其眼中，并不像程朱学派中人所认可的那样，有绍上接下之功。
他更为清楚地说：“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在他看来，二程之学仍然属于“草创未为光明”，言下之意是自己要直承孔孟，以圣道自任，务求圣人之学，以使道学实现“大段光明”。
其实，他的学术思想直接师承于孟子。陆九渊曾自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而且明白无误地表达自己的学问“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
他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理论主干，来阐发理学中的心性层面，使理学的本体论更偏于主观，而与道德践履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
《孟子·告子上》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认为人如果不能向善，人格偏离正道，那就不应外求于礼，而要反求诸己，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
孟子突出人心的主导作用，忽略外在的礼法作用，强调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崇天性纯一无伪。认为人有了赤子之心，就会抵达圣贤人格，从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孟子要人努力成就一种具有狂者气度的大丈夫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只有在大丈夫人格的作用之下，人才会傲然独立，鄙视功名，防止躁进，胸怀正气，从而有了极度的自信与自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进而，“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天地万物都可罗于自己一心。
要培养这种浩荡浑厚、无往而不在的道德气质，就需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内心培育一种至大至刚至柔至强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
陆九渊的思想正是孟子思想的延伸与放大。
他同样认为“学问求放心”，认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完善品德，所以践行“六经”思想，成就完美人格，使经典成为人生注脚，这是第一等的学问，解经注疏就显得等而次之了。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故其宜也。学问之道，盖于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视玩听，不为动心。而其所谓学问者，乃转为浮文缘饰之具，甚至于假之以快其遂私纵欲之心，扇之以炽其伤善败类之焰，岂不甚可叹哉！”
陆九渊强调经典的价值作用是在让人崇德好善，用行动践行经典比埋头书案研习经典文本更重要，更直接。因而，他主张完善品德，认为这是切身之学，而对醉心于注疏解经、著书立说的“浮论虚说”持有批评态度，他认为那是在主客颠倒，本末倒置，迷失了生命的本质。
他在写给侄孙的信中，将对经典的注疏训诂行为比喻为蠹食蛆：“故道之不明，天下虽有美才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傅会，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
陆九渊对科举持有着更为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此途使人追求功名利禄，背离了完善品德的生命本质之学。“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古之时，士无科举之累，朝夕所讲，皆吾身吾心之事而达天下者也。夫是以不丧其常心。后世弊于科举，所向日陋，疾其驱于利欲之途，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复讲，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于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责士。非豪杰特立，虽其质之仅美者，盖往往波荡于流俗，而不知其所归，斯可哀也！”
他认为，学问应该是关乎切身，对人性提升与道德完善有补。舍此，即为虚妄之学，只是工具而已，学问的目的是为明天理，天理则与人心互为一体。所以，功夫全在自家领悟：“大抵为学，不必追寻旧见。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间，诚能得其端绪，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非畴昔意见所可比拟。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铄，正不必以旧见为固有也。”
可以看出，在陆九渊这里，为学的本质又回归到了孔孟时代，复原为一种生命自我完善之学，带有强烈的主体实践性，因而他的教学之法也更接近先秦儒家的主张。“某尝令后生读书时，且精读文义分明、事节易晓者，优游讽咏，使之浃洽，与日用相协，非但空言虚说，则向来疑惑处，自当涣然冰释矣。纵有未解，固当候之，不可强探力索，久当自通。所通必真，与私意揣度者天渊不足以喻其远也。”“学者不可用心太紧。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大抵为学，但当孜孜进德修业，使此心于日用间戕贼日少，光润日著，则圣贤垂训，向以为盘根错节未可遽解者，将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本心是天所与我者，故心所发之志，自然与天地不限隔，但常人溺于利欲意见而把本心遮罩，只在利欲意见中打滚，这便如在逆旅，必须冲破利欲意见关卡，直透到念虑之萌处，才会复其本心，义利自辨。
本心既复，则应事接物之理皆从本心流出，一切就变得本真而自然。
要人复其本心，便须先有“存养工夫”，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养其大体”，“先立其大”。陆九渊说：“必深思痛省，抉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晲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之谓先立其大。”
人开端一念便弃去私意俗习，恢复本心之智仁勇，这便是先立其大。立此心，或者说复本心之后，天理昭昭。从而，“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当辞让，是非在前，自能辨之……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乎此源，世间万德也就自然流淌，一切本乎吾心，沛然而外界莫之能御。
从上述这些论述中已经看到，讲究心灵体认，以“尊德性”为主旨的陆学，与钟情经典传注为基本特色，以“道问学”为基调的朱学，二者之间划定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两位大师迟早要站在这道沟壑前，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争鸣。
四
华山很忙，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们一直选择在那里论剑。
鹅湖却很悠闲，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正好可以让喜欢安静的两位大师，面对面坐下来品茗论道。
一位学术大师级人物决定由自己出面，在这里组织一次高级别的学术研讨。
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其东莱先生。吕祖谦、朱熹二人私交甚笃。朱熹辞职居家之时，吕祖谦多次与朱熹共同讲学于武夷山和毗邻的建阳寒泉精舍。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五月，吕祖谦翩然来访，留止旬日。期间，朱吕两人在建阳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而且共同编著了儒学巨著《近思录》。
朱熹在《书〈近思录〉后》里记录了这段经历：“淳熙乙末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益凡学者所以求诸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吕祖谦也在此书的跋中写道：“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
吕祖谦结束福建之行归浙，朱熹亲自送行，五月底抵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
显然，吕祖谦有意安排朱、陆在此处见面，目的是调停朱、陆之学之间的学术分歧，使他们的学术冲突“会归与一”。
所以，在“骗”朱熹到鹅湖的同时，吕祖谦也发出请柬，邀请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前来这里雅集。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位于朱、陆二人各自所在的中间地带，于双方交通均最为方便。六月初，陆氏兄弟迤逦而来。
在中国思想史中有着巨大影响的一场学术研讨会就此拉开帷幕。
辩论主题是“教人之法”。围绕这个话题，双方很快剑拔弩张，各不相让，迅速进入到激烈的争辩之中。用朱熹后来的回忆文字说就是：“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
惹恼朱熹的是陆九渊的一首诗。
前来的路上，心知此行之意，而且也深知不可能达到学术调和目的的陆九龄对弟弟陆九渊说：“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于是写了一首诗，其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可以看出，陆九龄想用此诗既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又示好于对手及主办人，求得一种“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的会晤氛围，不伤和气，应付一下了事。
但事情进展并非如陆九龄所料。朱熹为人谨严峻厉，陆九渊则狂放无羁，这其实已经注定了此次相会的必然结果。
据陆象山《语录》记载：“及至鹅湖，伯恭先问先兄别后新诗，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舡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兄致辩，其说遂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应之意，竟为元晦所尼。”
首先让朱熹面容失色的是陆九渊诗中的这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继而让朱熹深感不快的是另一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象山攻击朱熹以博览典籍、格物致知为特点的为学之法是“支离事业”，而且口无遮拦地傲然说自家“易简工夫”终久远大，朱学必然“陆沉”，对此，朱熹当然极为反感。
修养使然，朱熹没有在当下发作，三年之后他和陆九渊诗云：“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与陆象山诗中所透出的简傲狂放、不留情面不同，朱熹之诗雍容和穆、庄严自持，在高标自己为学方向的同时，对陆学也颇有讥讽之意。诗之末句，朱熹显然是在指二陆之学为无言之教，指责二陆脱略人间古今之事，而落入空疏。
有关“心”与“理”的一场学术大辩论就此不欢而散。人走座空，只剩落寞的吕祖谦无语沉吟。
朱熹持着他的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观察来启发内心的观点回家，陆九渊带着他的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无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枉费功夫的主张返乡。但双方的论辩却没有停止，他们在书信之中继续这种心、理之辩，陆继续指责朱“支离”，朱接着讥讽陆“禅学”。
由此引发了朱陆门人之间更为广泛的激烈对抗与相互批驳。同时，因为朱熹屡屡指责陆九渊之学不纯：“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只是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陆九渊从而被朱门弟子认为其通禅。
明朝的王阳明就此说得最为透彻，他在《象山先生全集叙》中道：“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苟陆氏之学而果若是也？乃所以为禅也？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孟氏之说其书俱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辩说者。而顾一唱群和，剿说雷同，如矮人之观场矣，莫知悲笑之所自，岂非贵耳贱目，不得于言，而勿求诸心者之过与？”
讲得很明白，朱熹先生认知错误了。因为陆学只通孟子不通禅。
五
磊落无私，光风霁月，不怀纤芥，这是大师所独有的品德。
我非常不赞成你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你学识的认可，还有对你人品的尊敬，这就是一流学者的风度。
公元一一八一年，陆象山前来南康造访朱熹，为其亡兄梭山先生求撰墓志铭。朱熹请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为学生专题讲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场讲座很精彩，也很感人，讲出了许多人皆肚知而未能言明的道理。陆九渊讲道：“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深刻而精辟的讲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学生，“至有流涕者”，旁边的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当时天气虽然微冷，朱熹却因此而“汗出挥扇”。讲座完毕，朱熹请陆九渊书写讲义，然后刻石永垂。
尽管学有所执，意见不合，但不妨碍我敬佩你。陆九渊带着盈盈漾漾的敬意，从远方赶来，请朱熹为亡兄撰写墓志铭，这是陆九渊的心胸豁达与开朗之处，同时也是对朱熹人品与学识的高度认可。
虽然学有所执，意见不合，但也不影响我敬佩你。朱熹大大方方地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为高唱异调的陆九渊开设讲坛，甚至当众为之负愧，这是朱熹的心无尘埃与不树学术藩篱，同时也是对陆九渊学养的由衷认可与赞许。
二人衣袖间挥洒出的徐徐清风，飒利而清爽。
当然，这中间仍得感谢吕祖谦的不懈努力。“鹅湖之会”后，因存在的学术分歧，一度影响到了朱陆之间的私人关系。为此，“远识宏量”、“不见涯涘”的吕祖谦，怀着对双方的尊重，积极斡旋，调和关系。
吕祖谦后来回忆“鹅湖之会”时说：“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其实已经表明了吕氏的学术立场。但陆九渊也并没有因此而对吕祖谦产生龃龉心理，而是在坚持自己为学立场的同时，积极反思自己的表现。
首先是陆九龄，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就说道：“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识中甚难得也。”
之后是陆九渊，他在为吕祖谦所写的祭文中开诚布公地说：“亦自悔鹅湖之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
朱熹也为之深深反思自己。他在《与周叔谨书》中写道：“某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此心为要。”在《复包显道书》中朱熹又写道：“南渡以来，八字著脚理会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
可以说，正是陆九渊的撙节退让、虚怀若谷，也才有了朱熹的反躬自明，虚心剖白，进而有了二人联袂讲学白鹿洞书院的佳话。
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矛盾。
朱熹教人以穷理为始事，认为积集义理，博览经典，久当自然有得，然后有所简约，“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这正深合了陆九渊的践履之说。
陆九渊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本于《孟子》经义，认为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恰好也正是朱熹的讲明之说。
陆九渊主尊德性，观点是“先生乎其大，则反身自得，百川会归矣”。朱熹主道问学，观点是“物理既穷，则吾知自致，滃雾消融矣”。仔细看，他们之间只是为学递进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本质上却是本于一源，殊途同归。
大师之间早已握手，彼此眉目传情，心怀钦敬。但他们的弟子却不深体究，各自攻讦不休，论辩纷纷，一路吵吵闹闹。这大概是两位相互辩论的大师所不曾想到，也最不愿看到的了。
“天入湖光随广狭，山藏云气互高低。谁怜极目茭蒭里，隐隐苍龙卧古堤。”陆九渊在诗中如此自况。
是的，天入湖光，山藏云气，一派苍苍茫茫。
飞龙在天，时而露首又时而现尾的他，又有谁能真正看得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