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证伪，特韦尔斯基把矛头指向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理性最优化（他称之为“标准化模型”）：“人们通常不是将预先计算好的选择序列最优化，而是根据可得到的选择项来构造他们的选择，结果所提供集合中的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标准化模型的系统性失灵，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人们有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偏好，从而他们要借助前后关系去确定什么看起来是‘最好的买卖’。当某些规范化模型要求大量的记忆和复杂的运算时，在当前前后关系中效用最优化的应用却只要求一个选项的排序。很难去构思一个更简单的模型；任何有关此类决策的描述性模型相比之下都相当复杂。”
这是关于图1-3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效用最优化“只要求一个选项的排序”，这就是X点及其轨迹；后现代经济的重心在K集合这个“所提供集合”，其中的多元化的元素就是“可得到的选择项”，其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
感性选择是由感觉、知觉等感性思维主导的选择行为，理性选择则是由分析演绎和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主导的选择行为。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不是完全对立的，理性选择要有经验作为基础，感性选择需要一定的理性机制作为中介保障。感性选择的基本机理，是当下感觉与框架的综合。框架在图1-3中相当于K'区的位置，框架相当于经验的积累与升华（所以同回忆密切相关）。它的作用是纠正当下感觉的片面性/主观性，而当下感觉的作用是纠正理性的种种脱离实际。两者结合，人的决策就既避免了经验主义，又避免了教条主义。这个框架功能相当于理性，也可以成为理性框架，但最主要的是它也可以不是理性的。
拿破仑的决策就体现了感性选择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都善于依靠直觉来减少决策成本。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的经验写成的《战争论》中，将前者形象地称为“战争的迷雾”：“所有行动都必须在模糊未明的情况下规划”；而把后者称为瞬间洞察。后人将克劳塞维茨对感性选择的归纳概括为“专家直觉”。
拿破仑一生靠直觉进行决策，从不进行理性选择，但决策成功率与理性选择型的名将比还略占上风。据《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分析，拿破仑的直觉，用今天的话说，既非经验，更非理性，而是典型的感性选择。这种决策的优点是，可以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以最低的成本进行收益最大化的决策。拿破仑的感性决策框架--保证他的当下经验不违背理性，但又不借助理性形式--来源于他早期学习的80个最优战役（其中包含数百个战斗）。除此以外，他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在实战决策中，他将当下经验情况与人类历史最优决策经历进行融会贯通，提高了成功率。
在信息过剩条件下，如何穿透过量信息的迷雾，以最低的决策成本达成高质量决策？感性决策可以实现对理性决策的成本节约。
价值分析：满意高于最佳
用满意原则取代最佳原则，是西蒙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人把满意原则理解为一种不如最佳选择的“次佳”选择。只要可能，他们随时准备用最佳选择取代满意选择。在新经济条件下，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满意选择高于最佳选择。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条件按最佳原则进行选择时，我们仍可能按满意原则行事。
最佳原则，实际上是效用最大化原则；满意原则，实际上是价值最大化原则。作为新经济价值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进行效用与价值的再区分。由此，效用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就从工业化时代的同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满意的“意”，可以理解为意义、价值，是指目的性价值。满意，就是对意义价值的满足。最典型的就是有钱与快乐的关系。工业化认为，有钱与快乐是一回事，有钱就一定快乐；信息化认为，有钱不等于快乐，快乐高于有钱。反对为生产而生产，要求明确生产目的，并通过信息化，实现信息对称，从而实现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价值是信息化的问题。这个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幸福快乐本身这种内容，二是指生产手段（效用最大化）符合生产目的（快乐最大化）的信息。因此，“有意义的”第一是指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快乐，第二是指生产得不多也不少。相反，最佳原则往往导向的是工具性的最佳，比如效用最大化、最有钱，然而一旦有钱不能带来快乐，最佳就不能让人满意。如此看来，由信息化的信息对称助成的满意要比工业化信息不对称实现的最佳更具有价值优先性。
感性选择的意义，首先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理性选择指向效用最大化，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第一不能直接解决生产意义的问题，第二隐含了反信息化的假设，即完全信息假设。按照这个假设，信息是没有价值的，信息对称是无代价的，信息化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天然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如果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的假设还有一定的现实性，那么当人类实现工业化以后，这个命题就会成为反信息化命题，成为阻碍历史进一步前进的命题。
感性选择指向价值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必然导向感性选择。不以人为本，表现为以抽象的生产反对具体的人。比如，片面追求效用最大化，片面追求有钱，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人的价值、人的快乐、人的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选择不光是一种方法选择，更是一种价值选择。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各为其主”，价值论基础就不一样。
卡尼曼《回到边沁》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这个最大的“蛀牙”，即效用与快乐的倒错，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卡尼曼鲜明地提出“回到边沁”的主张。如果说马歇尔代表的是经济学的第一次现代化，即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化；卡尼曼代表的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化。
卡尼曼区分了两种意义的效用定义：“效用概念在其产生以来的长期历史中，承载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在边沁（1789年）的用法中，效用是指对于快乐和痛苦的体验，它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会做什么’。然而在现代决策研究中，产出的效用是指决策的权重。效用从观察者的选择中推论而出，而且选择可以依照次序解释。”
在《回到边沁》一文中，卡尼曼开宗明义地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效用。一种是自马歇尔以来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基础的效用，即现在主流经济学定义的效用，包括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一种是边沁原义上的效用，即反映快乐和痛苦的效用。卡尼曼把后者称为体验效用，并把这种效用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2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如果说斯密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牛顿”，卡尼曼则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爱因斯坦”。
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反映了经济学响应后现代转型，早已暗流涌动。
“回到边沁”的本质：异化与复归之争
用什么做理论的价值基础，这是社会转型期经济学理论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卡尼曼的“回到边沁”，实际上把问题挑明。快乐与效用（或按卡尼曼说的边沁体验效用与马歇尔决策效用）的区别，从哲学高度说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两种价值观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的观点强调以人为目的，以效用为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以效用为目的，以人为手段。
以人为目的，以效用为手段，是经济学中后现代转向最鲜明的特征。历史上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资本主义（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而未来社会（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后现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复归”。“异化”是采用德国理论界当时流行的用语，“异化—复归”是一个类似“失乐园—复乐园”隐喻的西方思想范式。异化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对立，《手稿》中具体指资本主义把人的手段当做了人的目的；复归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和谐，《手稿》中具体指未来理想社会要实现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复归，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边沁的“快乐”（幸福）的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概括。为人民“谋幸福”的说法，理论源泉就在这里。如今，“谋幸福”的技术计量问题正在解决，快乐与国民幸福总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斯密与马克思都把人的目的状态，与“美”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第一，经典作家的视野超越手段性的效用，共同关注工具理性所满足的最终目的，他们共同把美和人的目的性联系在一起；第二，将美内在地与经济联系，说明经典作家高度关注人的目的性的感性特征。尤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感性是超越于理性工具价值之上的感性。我们称之为超感性，它与体验是相通的。在马克思那里，当美和人的目的性相联系时，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感性，不是农业社会那种经验式的感性，而是扬弃（否定之否定）工业社会工具理性价值后，在更高意义上进入的感性状态。理性存在于必然王国，理性加感性形成的超感性存在于自由王国。如此，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不光是一种理性状态，而是具有超感性特征的自由状态。
在卡尼曼的理论中，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表明体验这种感性不是经验的感性，而是超经验的感性。超验中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回忆”这个关键概念中。这个概念与李泽厚发明的“积淀”概念是共通的。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思想家，在谈到“美”的时候总是把回忆当做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以避免将美感混同于经验，人的理性就以回忆的方式积淀或“存盘”在人性之中。卡尼曼认为，体验效用（也就是边沁所说的快乐）是由当下效用与回忆效用共同构成的。这意味着，仅有当下效用，体验就成了经验；仅有回忆效用，体验就会混同于马歇尔那种理性的效用。只有两者相互锚定，才能形成完整的体验价值。
经济学的审美转向，显然不是要改变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把它变成美学，而是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国民经济体的一半以上，如休闲、娱乐、游戏、影视、竞技……都已经同感性联系在一起，请不要再执迷于牛顿时代的机械理性，而要重视“感性学”。否则抛弃主流经济学的，将不是理论，而是金钱选票本身。
作为得失的价值
价值是得失：快乐与痛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经济学回到人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后，找到的一个新起点。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快乐和痛苦本身。也可以说，价值就是得失，因为“得”就是快乐，“失”就是痛苦。讲得失，就是讲趋利避害。这是在过滤掉人的所有具体特性后，保留下的最原始、最基本的特性。
重新肯定价值的这一提法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价值观。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不同于今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关注目的价值。他们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关注生产的目的甚于关注生产本身。然而，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快乐”不见了，代之以效用的概念。从表面上看，直接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快乐不可测度。经济学家为了实证，采用效用（包括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种可以精确测度的、引致快乐的中间价值尺度，来近似替代快乐这种作为“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边沁语）的不可测的最终价值尺度。实际上，这样做就离开了人本身，离开了事物本身，而变为对人本身和事物本身的理性存在、共相和手段等普遍主义和对象化价值的研究。
当价值通过交换实现对象化以后，活的价值就变成了死的效用。在同等效用之下，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最终反应--例如“同种效用最终在真实世界中对不同人是导致快乐还是痛苦”这种本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最重要的东西--变得不重要了。在最严重的工业化异化状态下，人们有可能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社会生产目的变成为生产而生产。
得失是福利：快乐与幸福意义上的福利
如果说快乐是一个微观概念，那么对应快乐的幸福则是一个宏观概念。快乐和幸福就是福利，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财富。
快乐与幸福，在英语中可以是同一个词。边沁解释说：“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如果利益有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
边沁据此提出后来被称为“最大幸福原理”的“功利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边沁解释说，“这里谈论的原理可以用来指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即赞许的情感。当以此对待一项行动时，赞成其功利，把这功利当做该行动的这么一个性质：它应当被用来决定对该行动赞成或非难的程度。”
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的定义，应当整合在这个更为基本的福利范畴之下。如果福利经济学只是把福利当做效用，把总福利当做总效用，它就只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附庸。相反，只有把幸福和快乐作为福利，福利经济学才可以摆正最终价值意义上的福利与中间价值意义上的福利的关系，从而把现代经济学所谈论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福利当做更广泛、更普遍、更根本意义上的目的论意义上的福利的一个特例悬置起来。
得失即意义
当我们说“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时，这里的得失是指意义。也就是说，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意义。可以认为，价值在这里特指的是事物的意义价值。
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快乐与幸福不是主观的价值，而是客观的价值。这种客观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实质上说，人的目的具有客观性，追求快乐和幸福是客观历史要求。
意义价值从实质上看，是目的价值。目的世界是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的扬弃与升华。
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经历着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对应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基本的逻辑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