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现代状态下，人们认识的价值不过是自然本身的合目的性。从历史角度看，对应的是人类满足生存需求的活动；从逻辑上看，是对象化的人类价值，即使用价值。“土地是财富之母”就反映了这种认识。这是价值的第一世界，即客体的世界。在现代话语中，价值主要是指交换价值，即效用。从历史角度看，对应的是人类满足社会化发展需求的活动；从逻辑上看，对应的是劳动价值论语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价值的第二世界，即主体的世界。在后现代范畴中，价值主要是指意义价值，即使用价值相对于交换价值对于人的意义。这是价值的第三世界，是主客体统一的世界。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在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和社会（异化）的束缚后，达到自由王国这一（第三）阶段的价值所在。快乐与幸福，是人们经济行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经济活动的意义所在；其他经济行为，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快乐与幸福，并非人的主观目的，而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不仅人的劳动和付出具有客观性，人的游戏和享受也具有客观性。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和逻辑的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逻辑的是历史的。逻辑的设定本身就是历史的，是从一定历史条件出发对历史整体进行把握的结果，因此它不是绝对的设定而是相对的设定。这意味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种逻辑区分，是对能见历史的一种设定。同样一个西瓜，切成三块还是四块，对西瓜之为西瓜并无影响，因此具有相对性。当然，我们可以在第三次浪潮之后???追加第四次、第五次，就像可以按不同方式切西瓜一样。但必须认识到，西瓜只有一个，不同的历史划分需要有对应的逻辑区分，否则就会变为非逻辑的、相对主义的经验之谈。另一方面，历史的是逻辑的。历史的划分受到逻辑的制约，历史的顺序就是逻辑的顺序。比如，历史在先的与逻辑在先的是一致的。这一不等于说，历史上的每一阶段作为自足的存在，不同时包括逻辑上的所有环节在自身之内。举例来说，在自然经济中，人类经济活动主导的方面是满足生存需求，不等于说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不存在，只是它们以潜在的、非主导的方式存在。二不等于说，历史的每一阶段特征，不能在逻辑中全息地存在。比如，当我们谈到自我实现的逻辑时，不意味着这只是历史发展到第三阶段独有的东西，自我实现作为一个逻辑环节也存在于历史上任一阶段的发展中。
第二，从形式上说，意义具有客观性，信息世界是主客观统一的世界。
意义价值从形式上看，是信息价值。信息是内容的形式，内容是信息的质料。
意义是客观的存在。首先在于，意义存在于第三世界之中。从表面上看，意义都是通过主体的意识表达出来的，人们因此往往会误以为意义是主观的。但意义作为内容，实际上与人的主观性不是一回事。主体可以具有意义，客体同样也可以具有意义，意义扬弃了客体和主体的片面性，从而进入一种既非主体又非客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第三状态。柏拉图和黑格尔曾经从客观唯心的角度论述过这种第三状态与单纯的主观世界的不同，波普尔的世界三明确区分了意义的世界与主观的世界的不同。意义超越于客体和主体，是客观的存在。
当我们把内容当做质料时，这里说的质料，是第三世界（或世界三）的质料，而不是第一世界的物质质料或第二世界的中介质料。与此相应，这里说的形式，是指对象化中介，而不是通常意义上作为文章内容的形式。具体地说，它是指语言（话语）。
世界三就存在于每一个世界--如世界一和世界二--之中，就其共性虽说如此，但世界三也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就像世界一和世界二也有它们各自典型的存在方式一样。这些存在方式的不同，在更高的三位一体的意义上是不重要的；但这不妨碍在我们分别认识它们的特殊性时，把它们当做相互区别的存在方式。这种划分具有人为性，不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的人，往往会不理解对世界二与世界三进行区别的意义。因此，首先要理解的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根据，而不是世界二与世界三的经验区别。
我们（不怕被人说是先验地）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信息世界。从历史的角度讲，信息革命已在实际上把这一世界创造（或者说呈现）出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确实这样认为--这一历史进程具有质变的性质，那么我们就有权利把这一历史进展带入逻辑的重新划分中去。因此，从逻辑的角度讲，就有了世界三。其结果，就是我们必然按照三次浪潮的历史以及三个世界的逻辑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已经非常坚定地假设存在第三次浪潮和第三个世界，剩下来的推论必然是我们需要一个信息世界作为世界三，这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信息世界必须具备扬弃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的功能，为此它不可能等同于主体世界。这就是波普尔所告诉我们的逻辑。
具体来说，信息具有穿越客体与主体的性质。在客体世界，信息以熵和负熵的形式把这一世界表现为整体三个世界。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三个世界视为同一个世界时，客体世界的特性不见了，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第一世界所表现的唯一真实，就是信息的潜在存在。熵与负熵的矛盾构成的有序变化，构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通的系统存在。在主体世界，信息以符号--如话语（特别是语言）、图形、声音等人所接受的形式，表现世界相对于主体的快乐和痛苦（快乐对应熵，痛苦对应负熵）。第二世界的特性仅仅在于“心”的特殊存在，所谓“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就这样把世界一与世界二绝对地对立起来。其实，从世界三的角度看来，信息与心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在世界三这种抽象中，信息才可以真正独立于心的概念而存在；而反过来看世界二，它的特点恰恰在于不可能脱离心的存在而谈论信息的存在。因此，好像信息只是心的一种附带属性，这种看法反过来会把世界三误当做世界二来认识。
第三，意义不同于意义引起的心理反应。
快乐与痛苦的意义价值何在，它们是主观感性的，还是客观的，抑或主客观统一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毋庸讳言，边沁以快乐、痛苦指代价值，具有主观色彩，因为作为情感的快乐、痛苦确实是心理现象。经济学不同于心理学，在于要把心理现象同心理现象背后的经济价值进行剥离，就好比胡塞尔在谈体验的时候，反对用心理学取代哲学一样。
我们说，快乐与痛苦映射在意义上是指得与失。得与失是主客观统一的。得与失既具有可实证的、标准的客体标志，又联系于、相对于主体参照点发生变化。得与失引起快乐与痛苦的心理反应，不等于得与失就是快乐与痛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快乐和痛苦表面上是最为主观的东西，但究其内里有两个面：一是意义，即价值；二是这一价值连接于心的那一方面，如快乐和痛苦的心理反应。如果把快乐和痛苦仅仅当做主观的东西，即心理现象，问题本身就变了性质，变成世界二的问题。而对于世界二来说，它甚至不是一个问题。从世界三的角度看，当把快乐和痛苦视为意义时，首先意味着把世界二的问题提炼为世界三的问题。所以快乐和痛苦，包括幸福在内，表现出来的是自然历史过程中的意义，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认识上。比如，透过快乐和痛苦我们可以审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经济循环的价值等。
对价值来说，什么是世界三的问题呢？
举例来说，在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中，快乐被联系于耗散，从更为普遍的系统联系的角度观察问题，而把现代经济学仅作为一种固执于世界二的特例看待。
世界一、世界二和世界三的问题，从涉及的中介对象来看，可以分别归入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不同形态。对应经济学，是对象化价值（包括客体角度的使用价值和主体角度的欲望）、社会化价值（包括劳动价值和效用）和意义价值（目的价值）。
信息是负熵，物质和能量是其基础和不同形态下的载体。后现代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角度不同，信息经济学研究系统中承载负熵的载体（信息产品）的对象化价值和社会化价值。
意义要求语言转向
信息世界存在于符号这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中。符号既具有客体世界的特征，又具有主体世界的特征，这正反映了信息世界的主客体双重性。符号就是这种双重性的存在。在所有符号中，语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货币只是符号中的一个特例，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当有待表达的价值存在于世界三时，货币这种特例的局限性就充分表现出来，它不适合表现使用价值和意义价值，不能够直接表现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准确地说，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表现出非同质特点，而且这种非同质的质需要得到价值确认时，货币就无能为力了。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由问题本身的实质决定的。
意义具有相对性，这是由世界三的特性决定的。世界一是个相对的世界，一般来说，经验主义的世界是相对主义的世界；世界二是个绝对的世界，一般来说，理性主义的世界是普遍主义的世界。世界三要扬弃世界一和世界二，就不可能不将世界一的相对性纳入自身作为一个非独立的环节起作用。这是意义具有相对性的根本原因。货币不能解决相对性的问题，所以意义价值的表现，客观上就要求语言转向。这里的语言，甚至应当理解为是最广义的表意符号。
模型化：作为参照系的价值
参照点
根据“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的定义方法，参照点成为价值决定的关键因素。这是现代性的价值定义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参照点，不是泛指一般参照物，它有其特定含义，它是指具体的个性化的人。主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不可通约的价值参照物。可以说，参照点的存在是价值不同于效用的主要之点。
参照点是具体的，与之相比，效用是一种抽象。从效用回到参照点，是从抽象回到具体。参照点是相对的，与之相比，效用是绝对的。相对的价值是多元的价值，而绝对的价值是一元的价值。参照点是个性化的，与之相比，效用是共相的。在效用这种共相价值中，差异和个性没有立足之地。然而，殊相的价值并不必然低于共相的价值。在个性化的经济中，殊相甚至可以成为价值的标准。
现代性的价值观建立在可通约价值（效用）概念的基础之上。价值可通约，是同普遍主义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而参照点的提出，本???就起到把价值相对化的作用。因为只有每个参照点不同，且不可通约，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才有意义。如果参照点相同且可能相互通约，效用与价值就没有区别了。
因此，从参照点出发确定价值，就为解决个性化的价值确定问题指明了出路。马歇尔在用效用概念替代价值概念时，以价值的可通约化取消价值本身的种种不确定之处。但这样一来，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就成了与个性化无关的东西。由于历史的局限，现代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认识到，可通约的效用可以通过与参照点相连接，从而逼近真实世界的价值。普遍主义只是真实世界的一种抽象，它要想回到真实世界本身，就必须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首先是与个性化的参照点结合。
鲍德里亚在指出现代经济的局限时，特别地把它同参照点的脱节作为一个重要之点，指出现代经济的局限在于“生产与一切社会参照或目的性分离”。
但是，参照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的价值观从普遍主义转向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倒是主张相对主义，但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主张相对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的是历史主义，而非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的特点，是将普遍主义的真理放在每一个相对的具体时空条件下进行新的综合。当我们说“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时，正好是要把效用这样一个普遍主义的理性价值同参照点这样一个具体、相对的价值条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符合真实世界实际情况的价值。
价值是一个集合
价值的多元化要求价值是一个集合，而不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特殊点（X点）。机会本身具有价值，具有效用这种结果无法替代的价值。
既然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而参照点又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一个参照点，因而是一个集合，这就决定了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值，而是一个集合。现代经济学把价值描述成一个点（这个点上的值），实际上只是真实世界经济学中的一个特例。价值实际上是价值集合，这个集合是由一个相对稳定的理性价值（效用）分别与一系列（甚至无穷的）个别价值相组合形成的数集。在这个集合中，从理性化（最优化）的效用到离散化的价值参照点，是一个量值渐变的价值谱系，好比收音机从高音到低音的一个渐变谱系。现代经济学会认为，某个特殊的音（比如最高音）是最“好”的；从后现代观点看，不认为高音与低音谁好谁坏，谁好谁坏要看相对于谁来说。
价值集合与效用值，具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