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组织论来说，这意味着以金字塔式的坚固结构“烟消云散”为节点网络化的柔性结构。
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突出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组织的异化。这是现代经济本质上无法回避的软肋。所谓组织的异化，是说在金字塔化的“委托—代理”结构中，代理人从仆人角色，僭越为主人角色；而委托人从真正的主人，变为了仆人。现代性所谓的坚固，正表现在代理人地位在组织中的坚固化上。
代理人利益坚固化是一种典型的“工业病”，必须通过后现代使之烟消云散。烟消云散，并不意味着组织的消亡，而是使组织呈现出像云那样的柔性，使之更好地响应委托人，响应消费者。从委托代理二分，转向委托代理合一，这是组织解构的真相。
进一步思考，后现代主义还会让人们发现，在从坚固向柔性的转变中，组织的经济性发生了令人惊奇的改变。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组织的柔性化何以可能？
真实世界中的组织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映射到组织上，就是分布型组织（如海星组织）与互补型组织（如虚拟组织）何以可能的问题。
这两种组织与后现代经济的联系在于，现代性的集中式、金字塔结构的组织，正在被解构为分布式、扁平化的组织，后者呈现出社会有机体的特征，组织成为活体。坚固化的组织主要响应代理人的利益，柔性化的组织主要响应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这正是后面所谈的组织解构的形式背后的所指。
海星型组织
《海星模式》把组织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蜘蛛”型，具有严格的科层结构和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另一类是新的“海星”型，拥有扁平化的结构和分散的决策权。
祛魅与返魅这个隐喻，可以作为澄清组织理念的明矾。
祛魅，是指把人变成机器；返魅，是指把机器变成人。集中决策的科层结构与分散决策的扁平结构只是现象，它们背后的世界观原型就是祛魅与返魅。科层结构是用社会组织模仿机械结构，扁平结构是用社会组织模仿生命结构。工业革命把活的组织变成死的机械，信息革命把死的机械变成活的组织。一场革命轰轰烈烈，要说简单，不过如此。
“海星”与“蜘蛛”是一种双重隐喻，用生物体来比喻生命组织与机械组织。事实上，在社会组织中，所有生命体组织都可视为分布式扁平结构，所有非生命体组织都可视为集中式分层结构。或者说，所有生命体组织都是“海星”，所有非生命体组织都是“蜘蛛”。
我们可以拿“海星”与“蜘蛛”的10个法则“验算”一下，看它们是不是可以归结到有机体与无机体的区别上来：
--规模不经济是指，“随着规模不经济的增加，进入一个新市场的费用急剧减少”。生命因为自协调，因此协调成本并不随品种增加而递增。
--网络效应是指，“增加新成员所导致的网络总价值的增加”。生命采取自组织形式，可以自发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无序的力量是指，“在看起来有点乱的系统里，用户完全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命是能动的、自由的，没有机械指令，可以自由行动。
--前沿知识是指，“在一个海星型组织里，知识会散布到各个角落”。生命是靠DNA传递信息的，DNA分布在机体各个角落起作用。
--每个人都愿意作贡献是指，“在海星型组织中，人们不仅具有知识，并且还有与人分享这些知识、为所在群体作贡献的愿望”。活的东西是能动的。
--注意九头怪反应是指，“如果砍掉它的一个头，在原地方会长出两个来”。机体具有新陈代谢功能。
--触媒控制是指，“他们懂得自己何时收手退出，让人们去自由表演”。机体之间并不越俎代庖。
--价值观是组织的核心是指，“如果这个信念不再存在，整个组织就会分崩离析，灰飞烟灭”。生命体靠精神维系，离开精气神就会分崩离析。
--测量、监督与管理是指，“分权化组织中的众多圈子才是更应该关注的事情”。无形的经络维系机体的运作。
--打败别人或被别人打败是指，“当我们不能击败海星型组织的时候，获得生存的最好方式就是主动分权化，自己也变成一只海星”。机器离开人早晚会失去动力，除非变成人。
“海星法则”体现了生命之为生命的那些特质，以此同“蜘蛛”代表的生命中物性的方面区别开。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革命就是生物革命，生物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就是在非生物领域推广DNA机制，生物革命就是在生命中引入信息机制。
更进一步观察“海星”与“蜘蛛”代表着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作为反向运动的互逆特性。
启蒙运动的口号是祛魅，代表着工业革命的使命：将农业社会代表的自然生命，包括有机性、经络关系、分布散漫性、P2P（点对点定制）……从一切地方驱逐，包括从组织特性中驱逐。为此，在根子上主张心物二元对立。将所有具有心（魅）的特性的东西，如异质性、不可通约性、非标准化--用本书的话说，就是规模不经济、网络效应、无序的力量等--驱逐出境，让物的特性（同质性、通约性、标准化）统一社会和自然。
信息启蒙的口号是返魅，代表着信息革命的使命：将工业社会代表的机械物性，包括无机性、原子契约、集中统一性、大规模制造等从一切地方扬弃，包括要求组织转型。为此，在根本上主张心物一元，将所有具有“信息+生命”（魅）的特性的东西，如不确定性、个性化、差异性--用《海星模式》的话说，如九头怪反应、触媒控制、价值观是组织的核心等--招回来，用信息的特性统一社会和自然。
将祛魅与返魅完全对立起来肯定是简单化的。在真实世界中，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业化之祛魅，并没有把大地之母的有机化生产排斥掉，而是把农业作为基础纳入自身之内，祛魅只是主导，不是全部；同样，信息化之返魅，不是要把机器打碎，回到原始，而是把工业制造作为基础纳入自身之内，返魅只是主导，也不是全部。
同样，“海星”与“蜘蛛”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组织很可能一部分是“海星”，一部分是“蜘蛛”。海星型组织中有“蜘蛛”成分，蜘蛛型组织中有“海星”因素。
机械型组织
现代性组织是机械型组织
关于现代性组织为什么是机械型组织，只要看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感性的认识。
主人公查理在一家大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工厂老板的管理方法，就是把工人像螺丝钉一样拧在流水线上，把人当做机械来管理。机械性的动作改变了查理，他见到别人衣服上的扣子，就本能地当做流水线上的螺丝去拧。
《摩登时代》反映的机械组织，在历史上对应的是福特式组织。“福特主义标志性的开创年代肯定应当是1914年，当时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以作为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工人们的酬劳，该装配线是他于一年前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恩建立的。”
哈维反复提到福特主义具有“刻板”这种与机械性相联系的特征。他把福特主义整个地归结到刻板上，与此相对的是“灵活积累”：“‘灵???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
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用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相当于我们说的机械化和生命化--来描述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的主要区别。戴维·哈维援引哈拉尔的分类，在“组织”这一项上，将旧资本主义（工业范例）归纳概括为“机械结构”，将新资本主义（后工业范例）归纳概括为“市场网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组织上的机械结构与有机结构。
一般来说，组织面对的变化越少、越简单，组织结构越要求趋向机械化。在稳定环境下，组织往往规模庞大，架构复杂，采用机械式组织架构；特点是组织内部正式制度、权力层级较为明显，管理比较集中。而面对的变化越多、越复杂，组织结构越要求趋向有机化。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组织需要减少层级，加强协调，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保持灵活，以提高应变能力。
为了将问题从管理学归结到经济学上，我们必须超越管理学对机械性与有机性组织区别的经验性归纳，直奔主题，接触这个问题的基础理论实质。
机械性组织与有机性组织，从经济性上来说，是组织对于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的响应。
戴维·哈维注意到机械刻板的现代性组织与规模经济具有内在联系，指出福特主义是大规模制造的产物。他援引斯温多夫的分类，指出这两种对立模式在生产上的特征：前者是“同质商品的大量生产”和“一致性和标准化”，后者是“小批量生产”和“各种产品类型的灵活和小批量生产”。显然，与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转变的说法一样，他们都提出了一个超出现代性组织理论局限的新维度--品种，来作为刻画生命性的独立维度。
机械是对应于规模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的组织论是机械组织论。主流经济学组织论的局限在于，它仅仅是对规模经济的解释，仅仅以规模经济性为前提假设。这决定了与说明规模经济性相反的维度，如品种维度、流程维度、创新维度、灵活性维度等，在组织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出经济学本体之外。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着的趣味、需求和灵活生产体制的世界中（与相对稳定的标准化的福特主义世界相反）”，机械组织理论脱离了“重要的竞争优势”。
戴维·哈维明确指出：“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之下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了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已经压倒了规模经济。”这里的“区域经济”实际是产业集群这种范围经济的特指。戴维·哈维沿用斯温格多夫的说法，将规模经济与品种经济（范围经济）表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和“适时生产（以地域经济为基础）”。他引用“第三意大利”这类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空间群集和聚集”来说明这种“地域经济”，强调了品种经济特有的灵活、协调、创新等特别之处。
从做大做强到做活
企业信息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企业信息化带来的最高价值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做活。做活，就是变的本身不变，就是组织永远随需应变，就是系统与环境同步变化。
做活，是广大企业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平常说，做百年老店是做活，指的是企业的生命力强。做大做强后仍可能做死，IBM和通用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大和强，而是因为它们拥有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仅2～3年，企业信息化对中国企业不是补在胳膊、腿上，而是补在命根上。
做活，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流程再造只是手段，通过数字神经，恢复系统活力才是目的。企业信息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效益，只不过是“系统活力”的分散化的表述：通过缔造学习型组织实现可持续创新，通过流程再造对环境挑战进行迅速有效的反应，通过信息和知识含量的提高使企业像人一样充满灵性和智慧，通过数字神经系统的建造展现敏捷的身手，通过虚拟企业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灵性化。企业信息化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提高企业生命力。
著名的企业治理问题专家、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就企业经营观而言，前一阶段我们的主导方向是‘做大’，现阶段普遍强调的是‘做强’，而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步入倡导‘做活’的企业经营成长的新阶段。从组织活性上看，‘做大’主要是把企业当成‘机械组织’，‘做强’主要是把企业当成‘一般系统’，而‘做活’则主要是把企业当成有机的‘生命体’。这种新的‘生命体’观着眼于企业整体的持续发展，着眼于企业的生命力。”
把李维安的意见归纳得更明确一些，我认为，做大、做强，是工业化标准；做活，才是信息化标准。
把企业视为机械系统还是生命系统，是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分野。
工业技术革命，使我们把企业当做无机的机械系统看待，习惯于线性地理解企业的投入产出因果联系，而不习惯用网络化的方式理解企业。
信息技术革命和生命技术革命的实质，都在于把世界当做有机系统看待。这是与工业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如果把信息化也理解为机械化，就会站到传统生产力的立场上去。
当然，机械系统和有机系统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正如工业化和信息化，也是相互促进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长期习惯于从工业化的立场观点看问题，由此带来了实践上的偏差，导致盲目投入，因此我们在这里才特别强调先进生产力的观点。
信息化带给企业的最大效益
企业信息化确实可以用来加强工业化，使企业更大更强，但这只是把信息技术当做一般工业技术来使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本质的特征，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信息技术本身除了具有工具的特征之外，之所以能推动历史前进，主要在于它特殊的方面，即反映历史目的、历史方向的方面。具体说，就是它与一般工业技术对企业使的劲相反，最擅长推动企业向有机化这个方向发展。
区别“活”的系统与“非活”的系统，是抓住信息化效益特殊性的关键。一般来说，“活”的系统，相对于“死”的系统，具有如下的特征：
--系统有自己内在产生的目的，根据自己的内在目的决定生存发展。
--系统对内具有复杂系统低成本自组织、自协调的特征。
--系统对外具有灵活反应能力，并且具有交流负熵的对话能力，能够自适应。
信息化对于企业来说，不同于工业化种种手段达到的特殊效果，主要集中在“做活”上。因此，除了要让信息技术帮助传统的“死”系统使“蛮力”外，更要发挥它帮助企业做活的特长。
对企业来说，“做活”意味着：
--从竞争的“强”到合作的“强”。不管企业是产权明晰，还是产权不明晰（例如在虚拟企业的生态链合作中），都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调整核心竞争力与外包的关系，都具有积极行动的动力。企业在工业化条件下，通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明晰产权，从内在动力机制上达到竞争能力的自强；在信息化条件下，主要解决的是跨组织边界的合作能力这种“强”，包括社会资本（关系、信任）的加强、利益相关度的加强、合作机会的把握等，虚拟产权给了企业这种合作之强的动力机制。
--从官僚化之“大”到扁平化之“大”。企业在做大、做复杂的情况下，通过数字神经系统的建设，实现组织的扁平化、柔性化，保持类似有机体那样的低成本有机协调的能力。
--从后劲不足到活力持续。企业更灵敏地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并能有效采取应对措施，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
企业数字化生存的标志是什么？只有当它拆掉围墙成为无边界企业时，才真正生存在数字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