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企业自身的业务被外人包走，借助外部服务；另一方面，企业服务又介入了他人的“内部”事务。“外部”和“内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企业越大，管理越复杂，成本和时间在层层不必要的环节中流失。
现代媒体理论之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1967年就指出，“构成我们时代的媒体或程序的电子技术，正在重新塑造和构建社会互相依赖关系的模式，以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麦克卢汉的预言穿过时间隧道，30年后开始兑现。如今，网络对于公司已不仅代表着虚拟办公这些简单的技术概念，它正对公司本身的存在提出挑战。
中国电网企业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叫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企业不是指企业信息化。信息化在这里变成企业本身的一种性质，如同我们在说基业常青的企业、虚拟企业，或生命型企业。
企业正在进入新的牛仔时代，它进入的每一个新领域都可能是别人潜在的领地，而别人的领地也是它潜在的新边疆。
中国作为二元（农业—工业）甚至三元（农业—工业—信息）社会，其社会组织也会呈现二元甚至三元的特征，会出现海星型的“蜘蛛”，或蜘蛛型的“海星”。举个例子，“网站群”正在中国时兴起来，它就是典型的海星型的“蜘蛛”，或蜘蛛型的“海星”。从网站群的整体看，它是“海星”，但构成网站群的一个一个网站中，许多却是“蜘蛛”，矛盾但却相安无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当然，从发展方向看，“海星”越来越代表未来。
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虽然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身在其中也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只要在迷失的时候，拿出指南针想一想，海星代表的是生命，我们是在往生命化的方向走，就不会迷路。即使从现实出发，我们暂时还要伸出蜘蛛的腿，以便脚踏实地，道理还是一样的。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1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1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同上书，222页。
有机结构的有机性，就表现在网络之中，这种网络可以视为网络场。
希望了解有关二者的区别细节，可以在MBA智库百科网址查阅“机械性与有机性组织结构”词条。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2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品种与生命现象具有内在联系，生物多样性就是品种多样性，是复杂系统的特征；而机械组织和理性要求尽量简化系统，减少同时面对的品种，使之更加单一化，以提高规模经济性，为此不惜牺牲变化与创新。
生命是相对于品种（生物多样性）说的。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2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同上书，200～201页。
后现代组织所指
在价值论和交换论中，我们并不区分组织与个人，我们把活动的主体确定为像一个人那样行动。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存在协调成本的，我们不能将组织视为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存在分工协调问题，而这些在组织中都存在。在这里，我们把人视为人的集合，把这一集合中作为节点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关系当做单独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明显的区别在于，网络有机性对于单独的人来说是缺乏意义的，但对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于后现代经济来说，后现代组织增加了有机性（网络效应、外部性等）这个维度。另一个区别在于，它相对于最终用户是中间存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组织的目的不能异化于服务对象的目的。
典型的现代经济学，如新古典理论，并不太谈论组织。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做一个黑箱，把它封闭起来，放进市场，只谈投入产出，不谈组织内部结构。比较重视组织问题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并不以经济人理性为基本假设，而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时，已经隐含企业组织是市场失灵的产物的观点，起因是注意到组织协调成本问题。然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尝试，又把组织理论拉回到最优理论的轨道上来，意图建立最优组织理论。
后现代经济在组织上区别于现代经济的问题何在呢？在于它不是寻求理性最优。它重点关注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代理人如何向委托人复归，进而委托人如何以消费者为本；二是组织设计相对于最终效果（最终消费者）如何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效能。
后现代对于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现象转化了后现代主义的组织语言，所指的是什么？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对于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难道是组织的多元化？在图4-1“后现代组织的解构与建构”中，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地认为后现代组织的基本观念是从一种组织变为多种组织，那未免失去了后现代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意。
我们在最开始就指出，互联网具有多元化和有机化两个根本特征，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经济的个性经济和网络经济两个根本特征，而有机化、网络经济又强调的是它们的“活”这一特征。
在组织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第一位是它的生命特征，与生命特征相反的是机械特征。
个性化和多元化仍然是组织的后现代特征，但它们已经退居幕后，成为第二位的特征，成为生命性这个第一特征的背景。
背景的意思是，呈现生命性特征的组织，必是因个性化和多元化而成为复杂系统的组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因元素的多元离散或非线性组合而显得复杂的系统，只有按生命性的原则来组织，才不致因管理的协调成本过高而崩溃。在简单系统中，正是由于系统结构的线性特征，才可以由机械因素代替人的灵活因素来实行“科学”管理。可见，组织的多样性、多元化，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操作性的问题，而组织的生命性（如自组织性、网络性）才是顶层的所指。
进一步的问题是，组织的生命性对于K区间这样一个离散集合来说具有双重性。它们都是生命性所指：一方面，组织的有机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非线性的组织特征，它与X的线性轨迹不同，但在有限理性的K'区间，有机性可以表现为非混沌的规则性；另一方面，组织的解构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毁灭（或毁灭式创新）的组织特征。事实上，这二者在生命体中是统一的，生命既是建构的，又是解构的，是新陈代谢的。
只有全面把握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以理解后现代组织，既是对有序的打破，又是有序的生成。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结构主义，往往强调前一个方面；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如我们在网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看到的，却是多元化元素的有机协同。
后现代组织的能指语系
如果从经济学能指（话语体系）的语言学转向的观点看组织，现代性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形，建设性后现代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义，解构性后现代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用。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将市场区分为市与场。场经常被表述为场域。市与场的主要经济区别在于：市是可以内部化的，可以通过原子化、契约化明确界定交换主体之间的权利边界，把一切与“心”有关的模糊地带逐出问题的中心领域；场是外部化的，可以通过外部性、网络效应融合、聚集交换主体的权利。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非逻辑的。逻辑中心，即理性中心，可以用经典数学、语言（语形）、逻辑为能指系统；非逻辑中心，可以是非理性中心的--这里的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包括情感、直觉、信念的一个离散区间，如K区--可以用非经典数学、话语（语义）、多值逻辑作为能指系统。
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是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和理性语言的三位一体，在语言之外没有其他意义。换句话说，语形与语义是完全一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话语过程，就是不断消除语义上的歧义，向语形标准化转化的过程。表现在图4-1“后现代组织的解构与建构”中，就是将问题收束于X点的过程。
一方面，尽管X点（最优化）本身的形成要依赖于对K区集中的备选方案的选择，但选择的目标和结果一定是趋向理性选择，一旦找到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各种备选方案就像垃圾一样再无用处；另一方面，X点（导数）本身尽管可以在多维条件下扩展为线（切线）、面（切面）、体（切锥），可以通过拓扑结构扩展为对不动点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本身只是最优化讨论，而不因X点变为集合，就被理解为是“多元化”（多元化是异质的）。
后现代经济学将语言转变为话语，从语形讨论深入到语义和语用的讨论，这就势必产生对逻辑语形、理性语言的解构。对于组织来说，就势必产生对逻辑语形（形式逻辑）、理性语言框架下的组织结构的解构，把它变为对谓词的展开，响应对传统组织职能的再造。而流程再造构成了对金字塔结构的解构，解构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自然反映。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解构本身并不是目的，将组织拆解成碎片并不是终点，至少对于建设性后现代来说，将碎片通过网络组织和社会资本有机联系起来，或生成地联系起来，才是对组织转型问题的完整响应。在现实中，比如在企业信息化中，它要通过对企业战略与信息化战略的融合来完成。
与个性经济相反的是个性不经济，与网络经济相反的是网络不经济。
在这里，信息化与机械化是一对矛盾。
这里的网络性，特指网络的经络性，以区别于机械网络。
尽管这种规则是演进生成的。
后现代思想能指的组织
组织是由交换（或交流）而产生的结构。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对结构的解构意在由机械性的交换回到生命性的交流。它一方面包括按照与机械组织相反的自组织、自协调的社会有机体论，另一方面包括由线性结构向非线性结构转变的解构论。
后现代有机论的组织思想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自组织。这里的自组织，不同于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自发调节，它是指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而不是契约基础上原子??的自发组织。自组织是我们的归纳，它是指基于心物一元的有机联系。后现代主义者很少把他们的理论同“组织理论”这个词挂上钩，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关于组织的理论。正好相反，结构本身就是组织。后结构主义者虽然要解构的正是组织，但组织作为一种行为，至少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他们主张的更像是无组织的自组织，是从复杂系统的有机化这个与心物一元相联系的特征来把握组织的。另一方面，在分析组织行为时，一是后现代主义者更多把组织作为一种符号行为，在信息空间而不是在传统社会空间来分析；二是把话语本身当做组织的存在方式，因为话语是以离散形式存在的，这就解决了组织被解构之后存在于何处的问题。
后现代组织的本体
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创造了著名的延异概念。延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后现代组织的本体，它是创造性毁灭和生命创造性的载体。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组织被解构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变为无形式的东西。那么它的本体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在解构的条件下继续存在呢？
“延异”这个概念就回答了这种疑问。延异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特点，一是差异（多元、异质），一是有机互联（自组织），合在一起就是差异之流。按以往观点，一是流，多是差异，差异被当做中断，这恰恰不符合后现代理念。因为心物一元的有机存在，是不容中断的。一旦中断为原子论和契约论意义上的基本要素，物与心就会二元分离。打个比方，把有机存在的活人分割成八块后，哪怕只有很短时间，生命也不可再恢复。但如果流动的存在没有差异，没有异质性，它就没有变化。所以片面地从多元性去总结后现代，与片面地从有机性去总结后现代，都是不到位的，它们在延异中是一体的。
正因为延异始终存在于差异和异质状态，组织是不可固化的，随时在新陈代谢中，这种新陈代谢就是一种解构；同时，这种解构不是中断，是一种生命之流，因此这种解构本身又是建构，或者用利奥塔的话说是误构（否定性的结构）。事物通过否定之流，不断向前发展变化。
组织“将被临时的契约所取代”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出一个观点，体系将被临时的契约所取代。在2001年“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我曾做过一个关于治理的组织边际成本递变关系的数学模型的学术报告，主持人刘鹤概括为：用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契约，来替代一个作为长期契约的组织。利奥塔这里说的契约，实际是对价，而不是等价。对价是连续统的概念，等价是连续的概念。
连续统与连续的区别，是差异之流与可分原子的关系。如果想象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契约，中间间隔无限小之后，就构成了差异之流。
话语正当性，可以是后现代组织的存在方式
这一点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派的著作中被理解得十分透彻。本来按照新公共管理观点，可以通过流程再造克服组织由于职能原子化造成的僵化（目前已进展到ITSM中的变化管理和“动成长”的阶段），但前提是组织（政府或企业）还存在。对后结构主义来说，组织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疑问。价值网络同时具有作为系统的组织与作为环境的外界同一的性质，在价值网络中，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完全是一回事。例如，虚拟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再是一种有形的组织，而不过是一组短期契约的连接，是一场外包接力；再如，政府在后现代的“无政府”状态，可能要比现在四年一次在场更加连续不间接地（7×24小时）在场。按福克斯的主张，组织解构后最佳的组织存在方式，就是永远在线的话语正当性。通过随时响应服务对象（顾客或公民）的需求，获得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样一种解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难就难在实施上，特别是难在成本的可接受上。为此，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组织个性化的经济性，也就是追问个性化本身经济不经济。
后现代解构论的组织思想
后现代思想家很少谈“组织”这个词，而是大谈结构。关注组织的结构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特有的能指特点。所以我们主要从要素与结构的关系角度，介绍后现代的组织思想。有一点需要注意，解构理论把组织本身当做一个话语体系，其能指与所指均是对结构而言，不可望文生义把它理解为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义中的组织
结构主义兴起于法国，它强调组织的整体结构决定组织中的个体元素。结构主义的第一部经典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概念成功地植入西方主流思想系统，为结构理论找到了一个属于世界三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