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末人论

“末人”这个概念本是尼采(Nietzsche)用来与“超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尼采看来，处于进化长链中的人类，一种是比常人进化得更为高级的，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毅力的人，这就是“超人”；而另一种人则是在一般人之下的几乎未完成人的进化的平庸猥琐、干枯渺小、毫无创造力的人，这就是“末人”。

但现代汉语中，“末人”这一概念，大约是鲁迅先生创造的。鲁迅所译的《察罗杜斯德罗序言》(Thus Spoke Zarathustra)第五节译文：“‘我们发现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在鲁迅的著作中，“末人”这个概念出现了好几次。他对中国青少年素质的忧虑，就是担心他们在极其恶劣的人文环境中，终于变成毫无人样的“末人”。他在《由聋而哑》(见《准风月谈》)的杂文中说：用秕谷来养育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如果不是鲁迅，中国的现代汉语，也许不会出现“末人”这一概念。因为“末人”，德文为Der Letzt Mensch，英文为the last men，也就是“最后的人”的意思。前两年我读陈鼓应先生所著的《悲剧哲学家尼采》，又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重译，也是直译为“最后的人”。但在汉语世界中，“最后的人”这一概念虽准确，但很难与超人对应，而且很难成为一种包含着特殊内涵的重要概念。我相信，“末人”没有违背尼采的原意。

尼采在这篇序言中，通过一个理想的人查拉图斯特拉(尼采的人格化身)宣布上帝的死亡，宣布超人的诞生，也宣布他最蔑视的人乃是“末人”。他对着群众宣布(又调侃自己等于在“对牛弹琴”)：“我将告诉最值得蔑视的东西：那便是末人。”他还这样描写“末人”：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望？什么是星球？末人眯着眼睛如此问。

地球变得渺小了，而末人在地球跳跃着，他使万物也变得渺小。他的人种如同跳蚤繁衍不绝，末人跳得最长久。“我们已经发现幸福”——末人说，并且眨眨眼。在尼采的笔下，“末人”就是这种不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待什么是星球的人。这是一些与追求伟大的人相反的安于渺小没有知识的人。在尼采看来，只有以非常的毅力进行奋斗才有幸福，而沉醉于温柔之乡的幸福不是幸福。把追求伟大精神与追求个人幸福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是否妥当，还可以争论，但他的“末人”观念却很有意思。我在本文中采用的“末人”概念，既是尼采的那种未完成人的进化的概念，又是经过鲁迅翻译并赋予某种特殊意义的概念，它主要不是指那些追求个人幸福而不追求伟大的人，而是指人类中那些精神素质退化到末端、精神世界几乎要枯竭的人。

末人在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描写过这种人。例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红楼梦》中的“傻大姐”，就是末人。卖大饼的武大郎，打虎英雄武松的兄长，是大家所熟悉的。有意思的是这对兄弟，一个是英勇无比，类似超人；一个则矮如侏儒，正是末人。《水浒传》的作者介绍他们兄弟俩时，也无限感慨地说：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个猛虎？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是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发育不健全的人，清河县那个“大户人物”对潘金莲记恨在心，就把她下嫁给这个身材短矮，“不会风流”的人，这真是一种很特别的又很残酷的惩罚手段。但武大郎是善良的，正如《水浒传》中说的，他“无般不好”，只是发育不到常人的水平，因此，摧残和害死这种无辜的人自然是一种罪恶。

关于傻大姐，我在《我最喜欢傻大姐》一文中已做了介绍和评论，她同样也是一个无辜但也无知的人物，是精神和智力没有发育到常人水平的女子。她虽生得体肥而阔，但内里的精神世界却空空荡荡。她在大观园里玩耍，捡到个绣春囊，竟不知这是春意儿，心下打量，还以为是两个妖精在打架。这正是尼采所说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表现。这种人除了无争无害地活着，什么也不懂，什么知识什么期待也没有。

这种末人，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君子-小人”之分的“小人”。小人在生理与智能上和常人一样，但品格卑鄙，人格渺小。其灵魂不是不活跃，而是肮脏。而末人则多半是愚昧善良，他们绝无干卑鄙勾当的能力，也没有确切意义上的人格甚至也没有什么性格可言。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发现中国的乡村末人大量存在。他的故乡就是一个半常人半末人的世界。他笔下的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父子、王胡、小D等，都是一些精神呆滞和麻木的人。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辛辛苦苦地忙着，但不知道什么是星球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待什么是爱。他们只知道要活着，绝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

还有那一位格外著名的阿Q，尽管有些巧，但其实也是一个末人。他除了有一点生存的生理机能之外什么都不会，也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精神生活、没有情感生活、没有记忆、没有期待的人，他不仅不知道什么是星球，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他自己。他说不清自己姓什么和名字是什么，连临刑时签字画圆圈也画不圆。他对生没有感觉，对死也没有感觉，对屈辱对奴役对贫穷对灾难都没有感觉。他的精神胜利法，是文学批评者概括出来的，他自己绝对不会意识到人世间还有什么精神武器，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他的精神胜利，只是一种衰竭的精神本能，拿了前辈积淀下来的逃路应付一下，就像动物被打了之后动弹了一下，绝不是战斗工具。动物也会逃跑，只是它们不会像阿Q那样会说出个理，所以阿Q是在动物与人之间，虽已进化到脱离动物界，但并未真正进入人界。他虽也有一种可称为精神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畸形和干瘪的。这种人遍布中国的广大乡村，从过去一直到今天。我曾推荐过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喜欢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末人的形象。这种末人，好像也会思维，但他的思维只会摆动在“爸爸爸”与“×妈妈”之间的一种非常简陋的两极性思维。丙崽的家乡，从他的母亲到他的家乡人几乎都是末人。他们住在鸡头寨，只知道天底下还有一个鸡尾寨。不是鸡头压倒鸡尾，就是鸡尾压倒鸡头，你死我活。此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再读李锐的小说《厚土》，我们还会发现现在的山西高原乡村中到处也有这种精神干枯只会寻求一口饭吃的可怜人，这是一些被贫穷吸干了精神、吸干了灵性、吸干了希望的同胞，一些如尼采所说的，只要有一点粗粮糊口就觉得“我们生活很幸福很温暖”的人。

鲁迅对“末人”，不是像尼采那样极端“蔑视”，而是用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和作家更深地看到末人状态乃是精神残缺症和精神干枯症，而且看到末人已遍布干枯的乡村并已传染到年幼的孩子。他在“五四”时期所作的《论照相之类》，就感慨我国儿童的照片与别国儿童的照片相比，缺乏活相，太多“呆相”和“死相”。1933年，鲁迅又作了一篇《上海的儿童》，批评当时的儿童画说：“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我们试看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鲁迅自然不是“崇洋媚外”，只是为自己的民族担心。他深信，“儿童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儿童画中尽是末人相，这个民族自然就是一派末日气象。鲁迅知道，大量产生“末人”和末人相的孩子，不能怪末人和将成为末人的孩子，首先应当怪社会，特别是要怪社会教育。社会缺乏足够的精神食粮，使得孩子精神营养不足。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其实包含着把孩子从精神贫困和心灵干枯中拯救出来，也就是把孩子从末人的队伍中拯救出来。他在《由聋而哑》这篇杂文中感慨，中国青少年的精神粮食实在太贫乏，太粗糙，太缺乏营养了。孩子们正在由聋而变哑，变成精神的聋哑人。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就要退化，人种也要跟着退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救救孩子”的一条办法，就是多“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著”，带给他们一点精细的精神养品。但是连这一点呼吁也常常遭到各种非难和攻击，对此，鲁迅实在难以忍受，所以他继续说：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已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先生的《由聋而哑》这篇文章，说明一个道理，即末人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足，特别是精神养料的不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风貌，包括肉体风貌与精神风貌，与所吸收的东西关系极大，这种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也无须多加证明。不过，每次想到这里，我总是想起飞鸟界的天鹅。天鹅之美，恐怕是无可争论的，而天鹅之所以美，与它们总是寻找一种精美的食物有关。孔夫子说的“食不厌精”，如果指精神食粮，绝对无可非议，天鹅所食的就是极“精美”的“薏苡”，中国南方称作苡仁米。《布封文抄》中曾有一篇文章歌吟天鹅能够选择这种大自然中的精华为食，才成就其为天鹅。我国的郑板桥之道情诗中也有“南来薏苡徒兴谤，七尺珊瑚只自残”句，可见薏苡之贵重。天地造化之神秘，往往就隐含于这种细小的关节之中。天鹅竟然能以采集大自然之精英为天性，然后造就自己的超群美貌，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在飞鸟世界中，它们的地位，类似于人类世界中的“超人”；而类似人类之“末人”的鸟种则是乌鸦，它们吃的大半是地上的糟粕，包括虫蛆与老鼠。而专吃死人肉的秃头鹰鹫，更是面目可憎，这又与人类中的那些强悍的屠伯一样，吸收的是兽性文化，制造的也是兽性文化。

鲁迅的这一篇文章，使我难忘的是，他还注意到社会上确有一批“聋哑的制造者”，也就是末人的制造者。人类社会不仅能制造伟大的天才，也能制造渺小的末人，制造的办法也多得很。同样把一个孩子送入学校，如果这个孩子的精神食粮大半是一些空话、套话、大话、废话，这种孩子怎能不成为废物？

鲁迅这段话，批评“聋哑的制造者”，也就是末人的制造者。这种人往往特别能讲大话、空话，自称是革命家、爱国者与青少年的教导者，但是，他们本身非常贫乏，只是一些好唱高调而脑子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的笼中人和套中人。可是，他们偏偏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拒绝新的知识，塑造新的末人。鲁迅对这种末人的制造者可谓深恶痛绝，所以呼吁把这些人送到朱门或黑暗的洞穴中去。可惜，现代中国，不仅末人愈来愈多，而且末人的制造者也愈来愈得势。现在大陆有两亿五千万文盲，仅这些文盲，就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末人王国。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王国在，不知道现代化的王国又如何建立？除了文盲之外，有机会进学校受教育的人，又被引导去学习一些只会听话不会思想的榜样；虽然口号悲壮，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知识层面还是人格层面，“榜样”往往属于“枯竭渺小”，因此所谓“学习”，也属于制造乏味的末人的行为。所以，学习榜样的时候，选择一个好对象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选的对象本身就是末人，或者带有末人性。

更可忧虑的是，由于社会“媚俗”风气愈演愈烈，各界领导人都不喜欢听批评话，而喜欢听媚话与奉承的话，而“末人”虽无智慧，却很听话；虽无气力，却也懂得拍马。这样，大量的傻大姐就可能成为接班人，未来的社会变成靠末人支撑。这种社会倘若有什么前景的话，那就是末日气象愈来愈浓。所以，如何防止末人的大量出现，特别是防止末人成为社会主体，确实是一件严重的事。不仅值得政治家注意，也值得教育家与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