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人”这一概念，是读了鲁迅《而已集》中的《扣丝杂感》一文才知道的。鲁迅说，这是广州常用的词，专指名人、能人、阔人三种，而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所讲的猛人是袁世凯，他自然是名人、阔人，但算不算能人，尚可争论。名人阔人中无能的蠢人很多，袁世凯属能人还是属蠢人，我一时还判断不了。
“猛”字总是使人想到力量。在动物界，我们讲猛兽时，不会想到野猫、野狗之类，而会想到狮虎熊豹，只有它们才称得上“猛”。而猛人自然也是指人类中那些有力量、有能耐的人。猛兽中有大小之分，猛人中也有大小之别。
猛人的“猛”，按其猛的资源不同，可分成许多种类。有人因有钱而猛，有人因有枪而猛，有人因有权力而猛，有人因有气力而猛，有人因有阔爷爷阔爸爸而猛，有人因有好奴才好鹰犬而猛，有人因为会种鸦片开妓院卖飞机坦克而猛，有人因为会写甜诗歌酸小说和会作八股文章而猛，还有人因为自己会拍马而妻子也会拍马而猛。各国各民族“猛”的尺度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有的民族因胡子短体力足而猛，所以年轻人总是得势；有的民族则因胡子长和资格老而猛，所以老年人总是得势。一定还有的民族因妻子多而猛或饭吃得多而猛，但我没有深入细考。
像袁世凯这种级别的政治猛人，也就是总统、总理、国王一级的权威，其猛的资源也很不相同。在美国，总统的权威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猛”来自“法”。而中国的权威，一般不是来自“法”，而是来自“势”(资历)，来自“权”(权力)，来自“术”(个人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当然也有来自猛丈夫或猛爸爸猛妈妈的；不过，高级政治“猛人”的绝对权威，一般都要“权”、“势”、“术”的结合。
而一般猛人的资源，也很不同。以阔人来说，西方的阔人来自钱，钱一多，不仅可以成为阔人，而且还可以成为名人，进而还可以成为指挥许多能人的大名人。也就是说猛人可以用钱买能人，指挥能人。而中国的阔人则来自权力地位。权力一大，不仅可以成为阔人，还可以成为名人，也可以成为指挥很多能人的大名人，只是他自己不一定可以成为公认的能人。中国有许多有名的阔人，同时又是有名的蠢人。十年改革后，中国确实有些变化，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因钱而阔的猛人，即不需要当官也有小汽车、小洋楼而且能够拉拢名人和利用能人的猛人。
猛人除了猛的来源很不相同之外，其精神气质之差别也非常大。例如，项羽与刘邦都是猛人，但项羽就有一点贵族气，而刘邦却较多无赖气，他们两人争天下时，“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项羽为了摆脱断粮的困境，捉住了刘邦的父亲太公，并警告刘邦说，如果你不撤走军队，“吾烹太公！”可是，刘邦听了之后竟用无赖腔回答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来就有妇人之仁，又不具备刘邦这种无赖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曾问他的朝臣，为什么他会得天下而项羽会失天下，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项羽确实有妇人之仁。可见大猛人中也有心肠软的，虽暴躁而不残忍；也有如刘邦者，虽然猛得已快当上了皇帝，但还是有无赖气，而且无赖气中又包含着残忍。总之，猛人中也有无赖泼皮一类人物，不应迷信猛人。
如果像刘邦这种掌握巨大权力的政治猛人，又有凶残的性格，就非常可怕。刘邦的凶残并不突出。在现代社会，最突出者要算希特勒了。希特勒式的猛人，一旦发狂，就完全变成猛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一讲话，新闻报纸就用“希特勒作狮子吼”来形容，其实是很恰当的。希特勒和他的元帅将军们，正是一群不断吼叫的猛兽。从希特勒的例子可以看到，拥有权力的猛人集团要变成猛兽集团是很容易的。猛人与猛兽只隔着一道小河。
猛人成猛兽，这是一种转换形式，猛人也可以往另一方面转换，即不是变得更猛，而是变昏——变成昏虫。鲁迅在评论袁世凯这位猛人时，其实是承认他原来是猛而不昏，后来则猛而昏了。他所以会昏，就因为他被周围的一群人所包围。鲁迅在《扣丝杂感》中说：“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是使猛人逐渐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影。”
由于猛人被包围，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亲信的真面目，也不知道他治下的世界的真面目。所以鲁迅说，在我们外面看见的一个猛人的亲信，是谬妄骄恣，但这种亲信在猛人面前表现的完全是另一样，“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会脸红”。对于猛人治下的世界，尽管一塌糊涂，几乎到处都在“遭灾”，但猛人还是不知道，以为形势大好。袁世凯当皇帝时，要看报纸，包围者就特地印给他看，看了之后，以为“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律赞成”。鲁迅说，“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不知道”。过了没多久，便去见阎王了。鲁迅想做一篇叫《包围新论》的文章，以描述和总结这种现象，他说他准备“先述包围的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然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没有敢动笔”。
鲁迅未必就想不清“包围脱离法”，只是论述起来就太麻烦，这不是技术上的细节，而是社会制度上的许多陈陈相因的大麻烦，这的确是一个文学家很难说清楚的。但鲁迅道破这一现象，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有趣的现象，尤其是这种现象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在中国循环着，真令人想起来就头疼。
像袁世凯这样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猛人容易变成昏虫，而一般猛人也有这种可能。因为人一猛，耳边的奉承话自然就多，包围自己的如果不是真诚的朋友，就容易形成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十全十美，也容易变得昏聩。有些作家诗人，常常不认识自己，过高地估计自己，也是因为被几个批评家所包围。诗人作家的头脑本来就容易发胀，一被包围者喝彩，就常常胀裂。因此，当猛人其实是危险的，其所以危险，就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名声、地位、钱财、权力所隔绝，往往生活在一种并不真实的虚幻世界里。
讲包围论，并不是把罪过都推给包围者，而是说，猛人因被包围而不自知且不知人知世。无论如何，从猛变成不猛，以至变成昏聩，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如果自己的精神世界健康卓越，就不会被包围者所变形。如爱因斯坦，他就至死都没有被包围者所愚弄。会被愚弄，说明猛人本身的内在世界有一些并不卓越甚至是非常黑暗的东西。
但是猛人要自我认识似乎比一般人困难，特别是要理解人之猛的有限性和可变性更难，例如一个名政治家，他在中年时代因为才思敏捷善于了解社会而猛，但成了八十老翁之后，双脚已迈不出大门，再也没有能力了解社会，自然就不猛了。这个时候，如果他还以为自己是世界的把握者，什么都知道，而且还要独断独行，就可能使猛人变成妄人。因此，在这个时候，猛人掌握自己的生命，不给世界留下衰朽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有多少猛人有这种自知之明和自我掌握的力量呢？
当猛人确实不易。来了国外之后，常常看电视，更觉得不易。现代媒体给猛人提供了活动空间，但也带来许多麻烦事。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猛人，如总统、总理等，都知道独立的新闻媒介的厉害，因此都极注意通过电视等媒体塑造自身的公众形象，并以此接近选民和争取选票。尽管电视屏幕“复制”的政治猛人的形象未必是真实的形象，但屏幕毕竟对猛人造成一种限制，使猛人不敢太“猛”，不敢太胡作非为。无论如何，猛人是不愿意使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是一种凶相或流氓相的，所以总得检点一些。由于经常得与公众见面，猛人的修养、谈吐、作风、气度和政治智慧、知识水平等，就随时要接受选民的监督与批评，这样，猛人当起来就很辛苦。西方这些现代政治猛人似乎没有中国政治猛人聪明，自己找了许多麻烦。中国的一等政治猛人就不喜欢这样抛头露面，他们喜欢深居简出，藏而不露。
二等猛人虽也常在电视媒体上抛头露面，但因为媒体就是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好姿态好形象，工具自然会突出渲染，不好的姿态不好的形象，工具自然懂得“为尊者讳”，这样，就不必像西方猛人那样费力。所以如果为猛人着想，媒体还是不要独立为好。不独立，猛人可以更猛，天下又不必吵吵嚷嚷。
猛人变成猛兽或昏虫，这并不是猛人必然的结局。许多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也都是猛人，但他们的人生和事业都十分精彩，他们作为名人则名不虚传，作为阔人则阔而不俗，作为能人则能而不骄。世界还是需要有这样的猛人的，否则，世界就太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