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方来之前，我研究人，自然注意到灵与肉的冲突，后来，读了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又注意到轻与重的冲突。这两三年来，对于轻与重的矛盾，感受更深了。在芝加哥时，朋友们众集在一起，常讨论这个题目，而且大家似乎认同一个定义，即重人是追求崇高、追求伟大、追求责任的人，而轻人是追求快乐追求平凡或者什么也不追求的人。有的朋友则更简单地说，重人是追求理想者，轻人是追求梦想者。
讨论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太重了。到什么地方都肩扛着沉重的黄土地，背负着几千年的大传统，整天忧国忧民，把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苦恼集于一身，脸上太少笑容，口中太少幽默。这种自我认识的结果是觉得应当想办法生活得轻一些，放下一些精神重担。于是，我们要真的开始多听听音乐，多看看画展，多观赏一些电影，多找一些精神解脱之路。
我自然也被认为是重人，并且也认为自己和许多中国知识者确实是重人。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识者应当算是轻人，因为他们活得比我们潇洒，轻松，没有那么多治国安邦的“主义”，没有那么多念念不忘的“理论”，也没有那么多的忧患意识，自然，也不必背着沉重的黄土地和很长很长的长城。他们最爱的似乎是自己，尽管他们也想人类，想国家，想科学文化，但绝不会让这种“想”法把自己压碎，剥夺自己对生活的享受。所以，尽管他们非常忙，工作很认真，还有职业上的竞争带来的压力，但总的说来，他们不像中国知识者那样，总是背着精神重负。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说他们是轻人。
那么，昆德拉笔下的主人翁托马斯(Thomas)，是轻人还是重人呢？我们似乎无法简单地回答。他在捷克时，本是个轻人。他同时爱着许多女人并被许多女人爱，在严酷的专制隙缝中他生活得倒很惬意，因为在肉的层面上，他是轻的。但是，他正直，明白，有职业责任感。他不能容忍苏联坦克的沉重履带任意地蹂躏自己的国家和碾碎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参加抗争，参加游行，甚至离开自己的祖国。在灵的层面上，他还是重的。他想，到了国外，离开苏军那些喝血的坦克和机枪，灵魂的重担就可以放下，一切都会轻松起来。其实不然，整个世界都是势利的。国外，是另一种冷漠，另一种严酷的规范；那里有更深的政治隔膜与文化隔膜，彼此的心灵难以相通。他和妻子都感到孤独。孤独，其实是自由的。在孤独中可以独往独来，天马行空，没有人干预，没有人跟踪、盯梢和压迫。孤独和压迫相比，它显然是轻的。然而，他们忍受不了隔膜与孤独，生命难以承受这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最后，他们终于从逃避重变成逃避轻，从逃避专制变成逃避自由，被“轻”逼回故国。此时，托马斯是轻人还是重人呢？很难说。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有轻有重，时轻时重，轻重相依，世上其实没有纯粹的轻人和纯粹的重人。哪怕轻得像一个只会玩肉体的妓女，偶尔也会有沉重的眼泪。界定一个人完全是重人或完全是轻人，恐怕说不通。但是，一个人偏于重或偏于轻的时候是有的。过分的重，人为地蓄意地加重，或过分地轻，人为地蓄意地减轻，都不自然，都未必是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人生。
中国知识者的重，有时是自然的，因为自己的国家多灾多难，其痛苦确实是他国难以比拟的，加以历史悠久，传统在每个人心中积淀的东西比较多，责任感比较强，因此，自然就对国家比较关切。这种关怀，不是坏事，用不着自悲，旁观者也用不着讥讽。讥讽者未必是高明者。但中国知识者确实也常常人为加“重”，什么都往“大处”想，什么都想“根本解决”。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本是好的，但这一观念一旦发生，常常变成天下兴亡之重任集于我匹夫一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自己的一言可以兴邦，一字可以丧国，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关系到国家和“主义”的命运，把一切问题都严重化、激烈化了。这种严重化和激烈化，反而把国家的神经之弦拉得太紧，把民族生活搞得太乏味太脆弱。其效果正适得其反，让人们在自己国家中反而生活得很不愉快，很不宽松。这种人为地加“重”，在个人身上一旦发展，性格也就变形变态。心中老绷着一根决斗的弦，老建筑着一个坚固的沉重得要命的堡垒，最后，都变得有点神经质。当年鲁迅就说，当个革命战士或抗日战士，本是光荣的，自然也是身负重任的。但战士的生活除了有重的即战斗的一面之外，还有轻的一面，例如也吃饭、也性交、也玩耍，绝不是时时处处都重。但后来革命战士们把自己“重”化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和国家大事、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挂起钩来，这就变成很荒唐。例如，天气热时吃点西瓜，就是吃西瓜，不足以想得太多，但战士们却因吃西瓜而想到国土被瓜分，民族不统一，非抗战不可，这就显得太重了，太不自然了。但是，中国知识者往往就是这种变态的重人，时时处处都想到天下社稷，一举手一投足都和国家大事紧紧相连，连个人的婚姻恋爱也看成与国家兴亡有关，也得向党组织“请示汇报”，着意和革命大业连在一起。甚至在三餐的桌上，也不轻松，偶尔剩下半个小馒头吃不下也要硬咽下去，因为想到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弟兄没有饭吃。如果清晨起来，到树林里吸一口新鲜空气和听听晨鸟的轻歌，其实是应当什么都不想的，倘若这个时候也想到政治斗争，自然就太沉重了。在我国当代人的生活中，有一时期，一切都政治化，什么都突出政治，这自然就太累。记得胡耀邦说过一句话：不要什么都突出政治，例如游泳时，就应当轻松一些，突出鼻子，如果这时也突出政治，可能就要被淹死。中国知识者在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往往不懂得各自突出自己的鼻子，而一概突出政治，真淹死了不少。
人为地加“重”还产生了另一种可怕的重人，这种重人像重型拳击手，以打架和搏杀为生。这种人生本来就已够重的了，但他们又蓄意加重，强词夺理地说人类人生就应当以打架为纲和以拳击搏斗为纲，倘若不以此为纲而讲人情人道和人间幸福就是修正主义。这种重人的头脑、眼睛、耳朵、牙齿都很特别，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是打架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如果一个作家一个学者写出一篇文章和他们脑子里的“纲”不合，他的脑子就会膨胀一千倍一万倍，惊讶这是“和平演变”，不得了，天要变色，地要下陷，国家的命运已岌岌可危。于是，他们自己就开动牙齿，把人批判得满身血痕。这种拳击手似的重人常重得使人非常难受。
也许因为无法看明白这些重人严肃的脸面里所包藏的东西，所以中国的年青人现在都讨厌重人，而且常常讨厌得有点过分，变成讨厌一切重人，一切重话，包括讲一点责任感、道德感的话。他们反抗重人的办法自然是轻歌、轻舞、轻言、轻行，为了推倒沉重的坦克，不惜拿出各种轻腔细调，南腔北调，甚至流氓腔、痞子腔，把一切重话全化作笑话。于是，在大陆，带点痞子气的小说和音乐反而流行得很快，这也许正是对以往太重的人和太沉重的生活的一种惩罚。
这种反抗和惩罚也有让人担心的地方，例如，把一切重话都当做笑话，这自然不错，这正如把“伟大的空话”当做笑话一样，自然是正义的。但一过了头，就把一切真话也当笑话，把讲点起码的责任感、道德感的话也当做陈词滥调，这么一来，轻者不是轻松，而完全是轻佻、轻薄和轻率。轻得无边无涯，便把什么紧要事都当做“放屁”。放屁变成压倒一切、化解一切的万能药方，包括化解必要的人生信念和维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一切必要的道德颗粒。这种浅薄之轻，正常的生命是否能承受得住，也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提出问题总是有点危险，因为许多前卫先锋分子就会以年轻人的名义教训说：别讲这些过时的陈词滥调，年轻人不同意！
中国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还是重人领路的时代，但又是轻人时髦的时代。重人的话入不了轻人的耳朵，轻人的姿态入不了重人的眼睛，轻与重之间的沟壑实在深得很。所以，我的这些话，那些特别重的重人和特别轻的轻人都不会喜欢。幸而一边太重一边太轻，很难构成夹击之势，所以我还是可以存活下去和说下去的。
我自己在前些年实在是得罪了特别重的重人的，我的得罪并非着意去碰他们，而是我的文章触动了他们那个特别沉重的“纲”。他们把“纲”说得太玄乎，太沉重，弄得大家几乎没有饭吃。那些年大家埋怨中国已“积重难返”，这个积重的责任完全在于这些特别重的重人。社会只懂得阶级斗争重炮，工业只懂得重工业，说话只懂得伟大的空话，结果弄得社会空疏，民不聊生。但是重人都自以为自己重如泰山，碰不得，一碰他们就要重拳出击，这几乎是规律。我批评那些特别重的重人，并非否定“重”的重要，所以仍然鼓动对责任的体认，仍然关怀着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不放弃社会理想。于是又受到特别轻的轻人的嘲弄。
我对这些轻人又常不以为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中毒太深。例如，中国从老子开始，就讲“重为轻根”，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如果轻有重为根，即有重为基础，那么这种轻，就是有“本”的轻，有基础的“轻”，这就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种轻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轻松自如。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举重若轻”，这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犹如庖丁解牛，也犹如西班牙的斗牛高手在猛牛面前的轻快。这种轻表现出来的就是高格调的幽默，有意味的笑，脱俗的轻松，皆成文章的嬉笑怒骂。相反，如果没有重为根，而是人为地表现时髦的轻，轻得很不自然，就会使人感到肉麻。这种无根之轻，容易流入轻浮，把浅薄当有趣，把庸俗当时髦。以《红楼梦》中的人物而论，贾政属于重人，大约是不会有争议的，他是贾府里最有家庭责任感也最遵循传统原则的人，家国的忧喜哀乐全与他相通，所以他总是很沉重。而他的子辈则多数属于轻人，从贾宝玉到贾环从贾琏到贾蓉，其实都是轻的，但他们的轻很不相同。贾琏、贾蓉的轻，完全是轻薄；贾环的轻，则是轻薄而轻狂。而贾宝玉的轻，却不是这样，他的轻中有重，轻中有深。他不喜欢老八股文章，而愿意读《西厢记》，在当时就是一种很有象征性的重轻之别。但在他的喜欢里，不是一种轻薄，而是对传统价值系统的一种反抗，他的轻不俗，也不造作。着意当轻人的时代弄潮儿，如果变成贾琏、贾蓉式的浪荡儿，或贾环式的轻狂儿，那也是一种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