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人，因为名称来自古希腊，所以中国的学人一谈起“犬儒”或“犬儒学派”，都需要正名一下。我在三四年前的一次谈话中，偶尔提到犬儒主义而未加正名，结果遭到了许多攻击，以至说我犯了“常识性错误”，所以，今天我又得正名一次。这种正名，几乎是copy(复印)辞书上《犬儒》的条目。
犬儒本是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我请教过懂得希腊文的朋友，这个学派在希腊被称为Kunikoi；而译成英文则是Cynic，德文为Zynicle，法文为Cynigue，到了我们的故国，则译成了“犬儒”。我到美国来之后，重修英文，学了一篇犬儒学派的首领(即创始人)安提西尼(Antisthenes)的故事，觉得这些犬儒人很有趣，他们过着禁欲般的很随便很简陋的生活，对一切都很随便，对世界、人生、信仰、真理均采取一种冷冷、玩玩、笑笑、愤愤的态度。这种态度，常使严肃对待生活的执著者们不能容忍，加上他们的生活着意选择简陋的方式，所以人们就讥讽他们为“穷犬”。中国学人称他们为“犬儒学派”也吸收了“穷犬”之意。不过，这种译法是否贴切还很难说。前些年，我曾读到刘绍铭先生一篇关乎“犬儒主义”的文章，其结尾的意见是这么一句话：“我希望Cynic在中文中永远找不到一个适当贴切的翻译。”
尽管犬儒人太随便、太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治学态度使人难以接受，甚至令人讨厌，但他们并不是很坏的人。这一点我又赞成刘绍铭的意见。他说：英文Cynicism一字，字典多译成“犬儒主义”、“犬儒思想”或“嘲癖”。Cynic则顺理成章译成“犬儒学派之徒”、“好嘲笑的人”等。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讲，“好嘲笑的人”顶多就是个“不怀善意的、好讥讽人家的人”而已，坏不到哪里去。(引自刘绍铭著《道德文章》第179页，时报出版公司)刘绍铭的文章旨在提醒人们警惕犬儒态度的毒害，但他说犬儒人“坏不到哪里去”的说法是公平的。我在1987年的那次谈话中，因为回应姚雪垠和陈涌对我的批评，曾涉及犬儒主义。我觉得他们对待年青学人和对待真理探索所采取的态度，类似犬儒，实属“嘲癖”。我并非说他们是“穷犬”，更不是说他们很坏，然而，他们却误认为我是人身攻击，还声称要到法院告我。这其实是误解我的意思。这场笔墨官司，倘若真的打起来，在法庭上首先就必须进行一场关于Cynic的翻译问题和如何看待昔匿克学派的学术辩论，因此，主持审判的法官就必须是一个精通希腊文、英文和精通古希腊哲学的学者。这种法官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到，所以尽管姚雪垠先生声称要到法院对我起诉，但我始终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只是在陈涌主编的刊物上，看到几篇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的胡说犬儒主义的文章而已。
我把犬儒人与中国人联系起来，往往想到两部分人，也就是我不太满意的比我年轻的一些“幼者”和一些比我年长的同样也使我失望的“长者”。对幼者不满意，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往往类似犬儒学派，即太自私，太随便，太自命不凡，太玩世不恭，什么都化为玩玩，笑笑，嘻嘻。对部分“长者”失望，则是他们在另一方面类似犬儒先生，即太自负，太冰冷，太爱嘲笑年青人的探索，太喜欢胡解大本本，胡用大本本，狠用“主义”的名义而无虔诚的态度。前些年，我因为论战的对象是长者，所以自然是抨击长者的“嘲癖”，即我觉得这些长者其实不太懂得马克思主义，却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自居。他们对马列的态度是不学而狠用，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当器具，时而当工具，时而当玩具。如今他们又把马克思当做“重炮”来轰我，则又把主义当枪具。我真不喜欢他们这种愤愤又不真诚的态度，所以称他们为犬儒人。我相信，我的命名是贴切的。
对犬儒人的自私、自负、玩世不恭、“嘲癖”等特点，我早已印象很深。原因是我早就爱读鲁迅的书，而鲁迅对犬儒人的特性说得格外明白。他在《而已集》的《小杂感》中的第一节就说：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这篇短文写于1927年。这之后的第二年，他在给章廷谦信中更明白地说了“犬儒”的特点。他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可见，刘绍铭所说那些把英文Cynicism译成“嘲癖”的译法与鲁迅的译法相通，均强调犬儒人的“嘲”性。所以我批评姚雪垠先生和陈涌先生的“犬儒主义”态度，并非杜撰。至于鲁迅说他们只想苟延自己的生命这一太自私太玩世不恭的特点，我当时未强调，倘若强调，我不仅会对“长者”同时也会对“幼者”进行批评的。我近年读了王朔等一些新起的年轻作家的小说，他们笔下很有些看破一切、玩玩地对待一切的犬儒人。这些年轻的犬儒人嘲弄任何真理真诚，把真话全当笑话，用“玩玩”二字解释一切，横扫一切，只留下一个“天下第一”的百无聊赖的自我。这真是东方“垮掉的一代”。至今还没有一个文学批评家指出，这些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正是一些穷犬般的犬儒人。当然，作家写犬儒人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犬儒主义者。正像海明威早期是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恰恰是生活和艺术的强汉子。
然而，在我以往的印象中，典型的犬儒人并不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而是在俄国。我一想起犬儒人，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小说中那个老淫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是小说主人公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父亲，一个古里古怪，既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他自私透顶，尽管他最起码是个小地主，却常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抢着做人家的食客。他至死都是全县中一个脑子最不清楚的狂人，但他并不愚蠢，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当时俄国的这类狂人都是十分聪明和狡猾的，然而，他们却都很浑噩，而且还是一种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待一切包括对待自己的亲朋都没有真诚。无论是对第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以及家里养的一大群女人，还是对上帝、朋友、父亲、儿子均采取一种玩玩骗骗的态度。他一辈子极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他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他的第一个妻子无法忍受他的恶劣而出走之后，他就立即把家变成一个淫窟。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而且抱怨出走的妻子，喋喋不休地说出一般人难以出口的闺房秘事，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辱的丈夫的角色。后来他听说妻子死了，立即高兴得跑到街上，快乐得双手朝天。对于第一个妻子留下的儿子米卡，他更是敷衍，有时甚至忘记还有这么一个儿子。等儿子成年以后，他又开始动脑筋对待他。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是个天真无邪的“孤女”(结婚时她仅16岁)，第一次见面时，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女性的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已，觉得“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像剃刀似的划了一刀”。可是，这个老淫棍即使在谈论这个纯真女性时也只有无耻的、怪模怪样的嬉笑和色情的冲动，绝无半点真诚相报，而且骗到手之后，对她更是任意羞辱，常当着她的面让一些坏女人聚到家里狂饮瞎闹，胡作非为。她生的两个儿子(伊凡和阿辽沙)也完全被他所遗忘。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仅对人不真诚，对上帝更是不真诚。他不仅不虔诚，而且还老是嘲弄上帝和信仰上帝的长老，在长老的面前也扮演一个丑角，装疯卖傻，编造故事，对上帝任意解释。他甚至还自己编造一个狄德罗玩上帝的故事，说哲学家狄德罗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晋见主教时，一进去就开门见山地说：“没有上帝。”主教举起一个手指来回答：“连最地道的疯子的心里也有上帝！”狄德罗马上跪下来，喊道：“我信仰了，愿意接受洗礼。”当时他就受了洗。费多尔为了替自己的不虔诚辩护，编造了一个狄德罗也不虔诚的故事，而当长老指出他说谎时，他又不以说谎为耻，承认自己一辈子在说谎，“我的确本身就是谎话”，就是“说谎的父亲”，但转而又说自己不是谎话之父，而是“说谎的儿子”。出尔反尔，自己没有真诚，又嘲笑别人的真诚，以为真诚的人都是傻子，他才是绝顶的聪明人。可是，这种和上帝精神离得很远很远的人，却把上帝之名捏得很紧很紧。
在文学艺术层面上，我脑子中犬儒人的典型是老淫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而在现实社会的层面上，我脑子中犬儒人的典型则是自称“贫穷阶级代表”的伪教条主义者。倘若是真教条主义者，也许他们对教条甚至对真理还可能是虔诚的，但中国的伪教条主义者对真理包括对他们企图垄断的“主义”完全没有虔诚。他们只是把主义当成招牌，当成广告，当成标签。正如已故左翼杂文家徐懋庸所说，他们把主义一会儿当做招揽生意的工具，一会儿当做打击别人的器具，一会儿又当做装潢自己、粉饰自己的面具(徐先生因为说了这句话而当了右派分子)。他们真的玩“主义”而不恭，滥用“真理”而不顾一切，这一点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待上帝的态度相近。我因为不幸当过这些人的批判对象，所以读了他们的文章，就觉得他们虽然调门很高，但味道不对。首先是他们很像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太自命不凡，文章里充满自我吹嘘，认定自己是终极真理的掌握者；其次是他们对真理毫无虔诚态度，一会儿称马克思主义为“大旗”，一会儿又称马克思主义为“大炮”，一会儿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明灯”，一会儿又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堡垒”，就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可以发展、可以再创造的科学系统。因此，一旦有人对马克思的某个观点加以讨论，甚至只是做了一点引申，表现出一点追求真理的自由意志，他们就愤愤然，神经质地指责这是向“主义”进攻，是违反他们的权威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那么粗鄙与简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这些伪教条主义者对待“主义”的态度，恰恰是犬儒主义者那种缺乏虔诚的态度，即把科学当成政治工具的态度。关于这点，哈耶克(FAHayek)在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曾经指出过，他敏锐地把对真理的实用态度与犬儒学派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他说：一旦科学而非真理成为服事一阶级、社会或一国家之工具时，论证和讨论之唯一任务就在防阻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思想，同时用此进一步散布一些信仰，借那些信仰来指导社会的整体生活。如纳粹的司法部长所已解释的，每一种科学理论所应问自己的是：“我是否服事于全体人民最大利益的国家社会主义？”……如此一来，“真理”一词就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了。哈耶克又说：这种对真理态度所产生的一般理知气候，这种视真理完全为犬儒学派的精神，这种丧失真理意义的搞法，以及独立探求精神和相信合理说服之能力的丧失，就使得各门知识的不同意见，成为完全由权威来决定的政治论者了。(引自张尚德的中译本《到奴役之路》第153页，桂冠图书公司，1987年版)我的论敌也许可以给哈耶克扣上“反动”的帽子之后而不予理睬，但是，他们是否又要指责哈耶克也犯了不懂得什么叫做犬儒主义的“常识性错误”呢？事实上，哈耶克的批评完全击中要害。当时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者恰恰是一些大玩主义把戏的政治独裁者和冒充真理化身的犬儒人。自然，这是一些理直气壮的，不太容易被认识的，比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个老淫棍要高明得多也威风得多的犬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