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喜欢文学的人，大约都读过汝龙先生翻译的契诃夫的《套中人》。我的这篇文章，严格地说，只是《套中人》的读后感。不过，我着意把契诃夫时代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套中人做个比较。
契诃夫的《套中人》，写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别里科夫的中学希腊语教员，这个人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套子中。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好，他也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一切都装在套子里：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眼睛藏在黑色的眼镜里，耳朵塞着棉花，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把车篷支起来。连自己用的雨伞、怀表、小刀等等，也都小心翼翼地藏在各种小套里。家里的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都有一整套的清规戒律。卧室像个箱子，床上挂着蚊帐，睡觉时连头也蒙在被子里。“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就像我们当代的中国人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既严肃又谨慎。由于他念念不忘出乱子，所以讲话总是“发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而且这种套论很正经也很厉害，把同事们都压服了，不仅教员，连校长都怕他，整个中学被他捏在手心里竟足足有15年。契诃夫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写这位套中人做了一件人们想不到的事，“你猜怎么着，他差一点结了婚！”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雨靴和棉套的人，居然能爱上一个什么人，真使人惊讶。他差点结婚的对象是一个新来的史地教员柯瓦连科的姐姐名叫瓦连卡的，套中人40多岁，她30岁。瓦连卡虽届三十，但活泼爱笑极了，简直不是一个姑娘，而是蜜饯水果。不过她和弟弟老吵架，急着建立自己的小窝，而且年纪也到了没有选择对象的余地，好歹得嫁出去，无论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算。再加上很有闲工夫的校长太太和其他太太的热心介绍，她真的也差一点愿意和别里科夫结婚。只是这个套中人还是以过去的那一套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总是怕以后出什么乱子，结果他为此事闹得自己六神不安，一夜一夜无法入睡。这样，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把自己闹进最后的一个套子——棺材里去。
契诃夫这篇小说，写于1898年，距现在已将近100年。奇怪的是，他写的这个套中人已进了棺材，而人类社会中新的时髦的套中人却不断涌现。这个世纪的套中人与上一个世纪的套中人相比，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也提高了。现代的套中人的“套子”真是“今非昔比”，不仅愈来愈精致，而且愈来愈辉煌，至于命运，也比别里科夫好得多。关于套中人将不断繁殖，天才的契诃夫在小说中早已做了预言，他让小说中人物说：真的，别里科夫下葬了，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活着，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契诃夫的预言没有错，套中人不仅活着，而且多得难以计数，只是不断变形而已。不过，契诃夫未必想到，他说的“将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套中人”会活得如此快活如此自在，绝不像别里科夫那样拘谨，那样怕风怕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是善于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当然，现代“套中人”毕竟也是套中人，他们与别里科夫一样，也生活在套中。他们不是像别里科夫那样不问什么天气都穿雨靴、棉套，而是另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套式，例如在60、70年代，他们都要穿一律的黄军装、蓝制服，手拿一本“红宝书”，胸前别一个领袖徽章。生活秩序也有个套子，例如早请示、晚汇报，开会时先读语录，次读文件，最后三呼万岁万万岁等。不过，后来已经做了改革，今日的套中人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发扬了别里科夫那种“发纯粹套子式的议论”这一特点，用中国的话说，叫做讲套话，发套论。现代中国的套中人真是讲套话的能手，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套话套论运用自如，而且均带有气势。他们在运动会上讲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生产会上讲的是“革命建设两不误”，在学习会上讲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批判会上讲的自然是“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他们讲的全是八股调，所以这些套中人也可称作八股人。尽管当代套中人更有气势，但心理上倒是和别里科夫一样胆怯，老“怕出乱子”：倘若这一套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讲这些套话的能手，多数是大小不等的官员，而一般的老百姓，因为大势所趋，也觉得跟着讲一点比较安全，以免出乱子。这样一来，套中人就很快地普及化、群众化，神州处处，从上到下，随时随地都可见到套中人，随时随地都可听到套中语，绝不像契诃夫时代那么稀罕。想想，包括我自己，也当过很久的套中人。
现代的老百姓和知识者怕出乱子，主要是怕被定为异端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或其他什么分子。为了不出乱子，就有藏在革命套子里的需求，所以喜欢人们在自己的身份之上，加个革命套子，即革命帽子。如果人们不肯给，就自己制造，也可以说是自称、自封，例如，本来说知识分子就行，现在则必须称革命知识分子，加上“革命”二字，就安全多了。于是，社会上的各种人也都给自己加个革命帽子。因此，少年就成了革命少年，青年就成了革命青年，老年成了革命老年，妇女成了革命妇女；只是男人很少被尊为革命男人的。此外，干部、作家、诗人、科学家等也都变成革命干部、革命作家、革命诗人、革命科学家等。如果长期没有赢得革命作家的称号，就容易有反动作家的嫌疑。为了安全起见，即使是夫妻，也称作革命夫妻为好。夫妻生活在革命套子里，睡觉也安稳得多，自然也温暖得多。六七十年代，男女结婚时，门联上的横幅写的一般是“革命夫妻”，竖联写的一般是“喜庆不忘阶级苦，欢乐更走革命路”，“翻身不忘共产党，结婚牢记毛主席”等，虽然都是套语，但其作用与门神差不多，度起蜜月，也就安全甜蜜得多。
大喜日子写上“革命夫妻”实在是很必要的。不过，后来慢慢发生麻烦。许多夫妻认真起来了，把夫妻关系真的视为革命关系即阶级关系，因此，结婚时算是“一对红”，开始家庭生活时算是“一对帮”。两口子充满革命意气，为一点小事就互相上纲上线，吵起架来又全是套话，例如为了要不要请朋友吃饭的事发生意见冲突，反对请客的一方就引用最高指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主张请客的一方也引用最高指示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相爱护互相帮助”。如果吵得太难受，又引用最高指示说，“要团结，不要分裂”。倘若双方都绝望，决心分裂到底，就写离婚申请书，但其格式也和结婚申请书一样，有一套式，书文之前一定要引用一段“最高指示”，结婚时用什么指示我忘了，离婚时引用的一般都是“要搞好斗、批、改”，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主角章永璘写离婚报告时，用的也是这一条语录，既简明又贴切，虽然都是套话，但套得适当，也是艺术。
包括夫妻的各种不同类型人士一般都可套上“革命”二字，但也有比较麻烦或容易引起误解的阶层。例如，科学家一旦称作革命科学家，就可能被误解为研究革命历史或革命策略的专家。还有体育运动员，一旦自称革命运动员，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是政治运动员而不是体育运动员，这就失去了英雄本色。所以，不少聪明的运动员自称红色运动员，以和政治运动中的打手和油子相区别。这种红色的套子后来也用到开明的自动交出工厂企业的资本家头上，称作红色资本家。这确实比称革命资本家贴切得多。还有，就是小偷、小摸、痞子、妓女等一些特殊人种，也不容易带上革命套子，倘若自称革命小偷、革命小摸、革命痞子、革命妓女，人们不仅不相信，而且会觉得这是亵渎革命，等于反革命。
根据上述情况，当代套中人，基本上可称作革命套中人，名称实在辉煌得多。套中人的进化还不止于此，今日的革命套中人，已不是当年穿黄军装、蓝制服的土样子了，他们往往是一副穿西装结领带的现代化模样。只是语言上变化不大，还是发着“纯粹套子式的议论”，这一点真使人沮丧。例如，60、70年代的套中人讲的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而今天90年代的套中人讲的则是念念不忘“防止和平演变”。连一些自以为是学术名人，也什么都装在一个套子里，哲学装进“反映论”，政治装入“你死我活”，思想装入“姓资姓社”，说话写文章均千篇一律。这些套话套论，在50年代批判的对象是个人主义，90年代批判的还是个人主义，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大陆的个人大半都没有什么主义，没主义还老是声讨个人主义，怎能激动人心呢？最麻烦的是一些官员，他们的高帽完全得靠套话保护，他们的当官艺术就是讲套话的艺术，因此，他们便学会了一套又一套的套话，有的是“坚决拥护”的表态性套话；有的是“坚决打击”一类的恐吓性套话；有的是“坚决改正”的策略性套话。种种套话，愈来愈纯粹，纯粹到除了“套”之外，什么也没有。大陆的大众积40年之经验，知道革命套中人或革命套中领导人在台上纯粹是念念有词，因此听了也无所谓。老是无所谓，自己也慢慢陷入自己的套子：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你在台上口中有词，我在台下心中有数；你打马虎眼，我打瞌睡眼；你念念不忘，我念念不记；你说一要坚持，我说二要发展；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总之，上上下下都在套中转，千千万万人都陷入一种可怕的连环套。这种连环套，犹如魔套，不知吸进中华儿女多少生命的活力与智慧的活力。
当代套中人，各有各的套子，文化有文化的套子，政治有政治的套子，中国文人喊了几千年的别落入俗套，可是在20世纪的下半纪，偏偏大群大群地落入媚俗的俗套。不仅落入俗套，而且落入官套。种种套话，全都是官话。这样一来，听套话成了习惯，突然听到和套话不一样的人话，例如听到讲人道、人性、主体性这类人话，反而感到惊心动魄：“你怎么可以这样？”“这还了得！”“这岂不是和平演变！”其实，这些人话很平常，但套中人总是怕这些话一讲，就会出什么乱子。果真有乱子出，他们不问自己有什么不对，就责怪那些讲人话的人不坚持套话和违反套论，对他们展开大批判，指责说，你们简直是乱了套，真是动乱分子。
当代套中人比起契诃夫时代的别里科夫真是幸运得多，除了他们也像别里科夫那样，能以纯粹的套论压服他人，使他人掌握在自己的手心中之外，还可以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尊敬，绝不像别里科夫那样，暗中被人窃笑；至于婚姻，也绝不像别里科夫那么麻烦。当代的套中人的套子与权力、地位连得很紧，一旦掌握了讲套话的艺术便可当官，甚至可当大官，因此相应的也就有宽敞的房子，豪华的车子和向往革命的蜜饯水果似的女子。套子可带来房子、车子和女子，这是契诃夫时代的套中人望尘莫及的，况且，在心理上当代套中人也不像别里科夫那样把婚姻看得那么重，他们有现代人的先进心理，觉得婚姻上出点乱子没什么，革命看大节不看小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纪与上一世纪的套中人有很大差别，上一世纪的套中人多数是老实有余而聪明不足的套中人，而这个世纪的套中人则多数是老实不足而聪明有余的套中人，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上一世纪的套中人比本世纪的套中人可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