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有善的一面，但也存在“恶”的因素。因此，光靠道德感化，难以遏制恶的因素。既要扬善，也要抑制恶，《左传》说“惩恶而扬善”，《汉书》讲“显善昭恶，劝戒后人”，这都是基于人性层面来谈的。
人性恶的一面显示了严厉督责型领导力模式的合理性。严厉督责型领导力模式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以外在的强制为特征，认为人所崇尚的只有强力，只有强力才能抑制人向恶的本能，所以必须要严格督责，以强制的力量使属下不敢不服从上司。
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正统地位，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在社会形态意识里温和感化具有更深厚的文化、道德基础，拥有更多的支持者、附和者和效仿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同感。
但是严厉督责也能给平头百姓带来渴望中的太平盛世。应该说，这两种类型的领导力模式都是现实状况的产物，由于客观环境、情势的不同，它们各有自己的市场，也各有自己的功用，即便是在现代，也大抵如是。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严厉督责；阴，温和感化。一阴一阳才成其为执中的管理模式。阴阳互动交感，软硬两种管理并用，企业才能生生不息。硬管理有利于建立秩序，软管理有利于推动协同、和谐和发展，企业管理才能得以完善。
拘执法吏型与弘通儒吏型。
拘执法吏型领导力模式是法家的理想世界，这是一个纯理性的世界，官吏完全成了法吏，他们奉法循令，精于法律，一丝不苟地行用法律。但秦的覆灭让统治者警醒起来。这样，弘通儒吏型领导力模式出来了，它保留了法吏的拘执，又吸收了黄老的融通，从而走入了中庸之“合”。最早建立起严密的法吏制度的人是战国时的商鞅，他在秦变法，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工具，官吏的职责、素质、操守、形象均为统一模式：奉法循令，精于法律，一丝不苟地行用法律，也就是说官吏即为法吏。在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眼里，这是一个纯理性的世界。韩非子说“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领导者只需要将事情放在法律上去比量就可以了，他们不必在法律之外另有别的意见。所以法吏“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言行视听都应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就如霍存福教授说的那样，虽然在韩非子的描述中，法吏奉法行事的形象呆板，但却是“当然的、合理的和必要的”，这种奉法守职的拘执正代表着“普遍的价值观和真理”，而“法吏政治的创造性和合理性”也正在于此，“后世封建社会所以摆不脱法吏政治的影响，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但拘执法吏型的领导力模式的制度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最高领导者将会失去犯言直谏的臣子。听不到来自下面的声音，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只能以一套完美的公式和一组假想的数字去套繁乱复杂的实际情况，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施行拘执法吏政治的秦朝是来也速兮、去也忽兮，引得后人对法吏政治每每兴叹。
这样，经过上层组织的不断调整，逐渐出现了一种儒生与法吏的结合体——儒吏。儒生与法吏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官吏群体，弘通儒吏。弘通，用霍存福教授的解释，即“用儒者之心去运用法律”。这样的儒吏，既保留了法吏的拘执，又吸收了黄老的融通，从而走入了中庸之“合”。他们能用爱人之心去行法律，能于理法之外寻求人情，于情理之中寻求最佳制衡点。
儒吏的指导思想源于孔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吏情理交融式的领导方法现在仍应该继承。现代企业管理所强调“人文关怀”是在科学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日常的管理中关注、关怀员工，让其体会家的温馨和关怀，培养员工主人翁责任感，并让这种热情转化到工作中去，让管理不再“冷冰冰”。而这与弘通儒吏的领导力模式根本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静无为型。
汉初陆贾为汉高祖陈说治道云：“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此“四无”即为清形无为的治道。经过楚汉战乱，这种与民休息的治理方法极为有效。有效的“无为”式领导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大智慧，而非真糊涂。
秦的覆灭，引起了汉初人对秦的深沉思考。所以，汉初的施政纲领将必定与秦背道而弛。而且，经过楚汉之争的战乱，天下万物极需休息。在这样种种条件的促使下，清静无为型的领导力模式出现了。清静无为的领导力模式有很深的思想基础。产生于尧舜时代的《击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可见，国人本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自我管治的目的。所以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实在就是无为而治的基本原理。“清静无为”其实是借助于自由文化的潜在力量，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从而自然地达到“无不治”的圣世。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原原本本地译成‘行动’（action），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错了。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对“无为”的理解，深得“无为”要领。“清静为天下正”，用现代的管理观点说，清静无为的管理就是管理对象的自我管理。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西方以事为出发点，以逻辑分析为解决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变得日渐难以控制繁复的企业。牛津罗兹奖金获得者，《超越竞争》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德-博诺，曾明确说过：“在我们处理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循环复杂系统时，分析就不管用了。在这样的系统中，你不能将各个部分分开再让它们复归整体，因为在把各个部分分开时，你就改变了这个系统。”传统的分析逻辑思维方法，显然难以做出有效的处理。同时，还因为“在有积极反馈的循环系统中，某处参数的些微变化都可能使整个系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因而“我们正日益被迫研究简化思想模型，并用它来指导行为”。
这正应着中国古代贤哲老子的一句至理名言：“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管理的真谛并不是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横加“管理”，而是顺着自自然然的人性来实施管理，如此就能在无为中有为。
另一方面，清静无为型的领导力模式是最适合信息社会的管理模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美国管理专家毕可斯曾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对领导力模式要求也是很高的。它需要的不再是领导者的权威、严格管理，而是怎样培养每个成员的独立处事能力。清静无为型领导力模式正好顺应了这种要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它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自由，也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权力和责任。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管理的大境界应该就是这样的，无论环境怎样变迁，组织的运作均不受其影响，组织内外关系完满而和谐，个体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