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政府机构上说，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外交机构，权力之大，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从新式学校上说，1862年设立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这就是日后享誉世界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从工业上说，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总局。
从军事上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同时也是实力规模最大的近代化海军舰队，号称亚洲第一，全球第七。
虽然天朝至尊的美梦已经破灭，但新的徐图自强的美梦又开始酝酿出来，很多人开始沉浸在依靠新式军队、新式武器便能打败外敌，使得中国国富民强，重回世界民族之巅峰的想象之中。
直到那一天的来临。
让我们记住历史的这一刻，公元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结果是日本完胜中国，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这是一场中国近代历史上失败最为惨重，结果最为屈辱的战争（没有之一）：
中国完全承认朝鲜独立，朝鲜被日本完全吞并；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中国开放内地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中国对日本进口商品免征一切杂税。
……
很多年以后，台湾拍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画面很漂亮，票房也很不错，不过却遭到了大陆很多人的谩骂，说里面媚日情节严重，如此等等。
对此我不做任何评价，我只说一句：没有因，哪有果。
中国人试图自强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不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吗？我们开办了新式学校，我们开办了新式军队，我们开办了新式工厂，我们还不计成本地购买了大批轮船、火炮、枪支弹药，为什么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这到底是为什么？！
无比惨重的战争结果唤醒了一些人，他们重新意识到单纯的依靠物质，是无法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这是因为当权者压根就没把外敌入侵看得有多重要。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参观颐和园的感受，万寿山虽然不高，可松柏繁茂，构思精巧，使人流连忘返；昆明湖虽然不大，却也波澜壮阔，湖面微风阵阵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可是我们也别忘记了，这个颐和园只是一个老太婆的私人花园，而且是靠着挪用北洋舰队的军费修建的。
二十多年，北洋舰队没有增加一条新的军舰，颐和园倒是一日千里、一日胜过一日的壮观美丽。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权，我们怎么会不失败？！
慈禧老佛爷说过一句传世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她的确是把这句话做到了实至名归。
洋务派之前对于物质力量的认识，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摸到了局部，然后从局部推理到全体，这个过程自然是出于猜测，最后的事实证明，这场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无数人心血的尝试，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
只是这个笑话，未免过于残酷了一些。
在这个举世彷徨的时刻，总还是有一些人会擦干血和泪，勇敢地站出来，试图真正全面地认识西方文化，从宗教到科学，从政治到经济，来彻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其中政治经济方面提出解决方案的，是康有为和谭嗣同。而从学术方面提出思路的，是严复。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生于公元1858年，广东南海人。广东自戴震以后，一直是中国民风最为开化的地方。清朝曾经选派幼童出国念书，别的地方认为这是绝对的离经叛道，视为洪水猛兽，只有广东人看得清世事，踊跃报名。
十九岁的康有为拜广东南海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宋明理学，学了三年，他就对宋明理学再也没了兴趣。
年轻的康有为觉得宋明理学都是些老朽不堪的书本知识，对于国家大事毫无帮助。他改为去读一些可以经世致用的书，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样的著作，并到香港游览，大开眼界，开始全面从中学转向西学。
三十岁那年，康有为首次向清朝光绪皇帝上书，指出民族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当时的中国上上下下正沉浸在洋务运动的成就中，他的上书引起的影响并不大。
待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其他考生，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反对与日本签订投降合约，主张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还是失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依然被得以签订。但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继续不断上书，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主要是针对政治体制方面，他比较其他洋务派人士的进步就在于此，因为其他洋务派人士提出的只是办工厂、开矿山这些经济方面的改革，却从来不敢涉及到根本的政治体制方面。
变法里最重要的一项是“立宪法，开国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设立议会，天下百姓每十万户选出一名议员来参加议会，皇帝下放一部分政权到议会，和议会实现共管。
这种“君主立宪”和西方实行的并不是一回事。比如在英国，君主实际已经完全是一个虚职，只是从形式上看是一国之主，享受尊荣，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权力，所有权力归于内阁。看起来国王会在国会上去发表演讲，讲述施政纲领，实际上这稿子都是内阁帮他写好的，国王所担当的角色，只不过是复读机而已，最多可以自由发挥说点鼓舞人心话，做个智能型复读机。
而康有为主张的这种“君主立宪”，国君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绝对不是一个虚位摆设。光绪皇帝也同意了这种做法，他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可以救中国，即使自己没有权力也在所不惜（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因此光绪全力支持康有为，积极准备开始变法维新。
变法维新需要人才啊，光靠康有为和光绪两个人，累死都不够。而朝廷上的顽固派权贵肯定靠不住，他们都是反对变法革新的。传统洋务派人士也靠不住，因为他们只主张经济变革，从不涉及政治。
光绪和康有为最为得力的帮手，叫做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生于公元1865年，湖南浏阳人，官宦子弟。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清朝高官，出生平民，先考科举，然后做官，一直做到户部郎中、湖北巡抚等重要官职，是典型的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人物。
可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的谭嗣同长大后却是彻头彻尾的叛逆青年，这个叛逆的转变，来源于他的家庭变故。
谭嗣同的生母徐氏五缘是谭继洵的结发正妻，出身贫寒，和谭继洵是贫贱夫妻，两人感情很好，徐氏对童年谭嗣同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小小年纪的谭嗣同就饱读四书五经。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长大后的谭嗣同会走上他父亲的老路，考科举，做官，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
这个规划在他十二岁那年被彻底改变了。
1876年，谭嗣同十二岁，生母徐氏去世，谭继洵的小妾卢氏对失去母亲的谭嗣同非常不好，且不说生活学习上毫不关心，连谭嗣同生了重病也置之不理。而父亲谭继洵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也无暇来顾及谭嗣同的感情。
就这样，从小饱读儒家经典的谭嗣同开始变得愤怒，自己的继母对自己不好，自己凭什么要孝顺她？自己的父亲不管不问，凭什么要去按照他的规划来决定自己的人生？
谭嗣同彻底放弃了儒家理学，开始追求的是经世致用的西学学问，对于科举必考的八股文深恶痛绝，公然在儒家课本上留下“岂有此理”四个大字。
谭嗣同交友也不拘一格，他生平最好的朋友不是读书人，更不是和他一样出身的官宦子弟，而是北京一个著名的侠客，名字叫“大刀王五”。
相比较温和派的康有为，谭嗣同对于变法的态度要激进的多。他对于封建道德的批判，比起戴震还要深入。
1897年，谭嗣同写成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仁学》里，谭嗣同提出了“以太”的概念。“以太”实际是从西方传来的一个概念，当时西方物理学认为电的传播是必须借助一直物质作为媒介，这种物质就是“以太”。
谭嗣同借用了“以太”这个概念，认为“以太”是组成世间万物的基础部分，既然万物全部来源于“以太”，因此万物平等，这是世间不可抗拒的规律。
至于三纲五常这些封建的礼义完全是后来君主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提出的借口。世间人人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做父亲的不是把孩子生出来就完事了，如果做父亲对孩子的死活不管不问，做孩子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孝顺父亲。
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更是胡扯。遇到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