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清·林则徐
道家的老子曾经说过“物极必反”这一至理名言，这句话在清朝身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因为清朝是中国最为强盛的封建王朝，同时也是最后一个。
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土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为历代排名第一；
清朝人口数最高达到四亿以上，为历代排名第一；
清朝末年割让土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为历代排名第一；
清朝签署了四十多个不平等条约，共赔款十三亿两白银，为历代排名第一。
这就叫做物极必反。
在明朝的中后期，虽然依然奉行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君权实际上已经是相当松懈了。严嵩、徐阶、张居正这些猛人们虽然在历史的功绩上评价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权力曾经超越了君王。
清朝的皇帝们可绝不允许这等违背宇宙间永恒道德的事情发生。
因此清朝刚一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树立了最有利于统治的儒家理学为官办哲学，另外顺手制造了多起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你说的话写的诗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罪证，至于是真是假无所谓，这就叫做：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你说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不服不行！
文字狱并非由清朝首创，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就曾经因写诗讽刺当时搞新政的王安石，被投入监狱关了将近五个月。
不过清朝的文字狱，可不是蹲几个月的牢房玩玩躲猫猫这么简单。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浙江湖州的一个双目失明的土财主庄廷龙，花钱买了一本前人留下的半成品的《明史》，拿回家继续修改润色，也想学学同样是瞎子的左丘明写《左传》，来个靠写史流芳百世。
谁知这个美好的愿望不但没能实现，反而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庄廷龙被人告发，说他的书里面夹带了大量赞扬明末皇帝崇祯和南明小朝廷的好话，对清朝开国皇帝却颇有不敬之语。
这该判个什么罪？罚款？打板子？还是坐牢？
这也太小看清朝的统治者了，答案是满门抄斩，灭九族！
从顺治十八年开始，历时两年，杀七十余人，凌迟十八人，不光庄廷龙的七大姑八大姨被杀得一个不留，连帮忙出版的人都杀个一干二净，写序的，校对的，抄写的，甚至包括买书的，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说是讽刺当朝皇帝没文化还瞎折腾，满门抄斩！
有人写了一句“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说是鼓吹反清复明，大逆不道，满门抄斩！
还有更厉害的，有人八卦了几句清朝王爷多尔衮和太后大玉儿的的情感故事，结果是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斩立决，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去做终身奴仆！
在这种高压恐怖政策下，明朝中后期开始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便宣告彻底结束，很多知识分子再也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只能钻到故纸堆里搞起了“文化考古”工作，这就是清朝著名的乾嘉学派。
许多文人写书再也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单纯地变成了赚钱，叫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舍生取义的儒家传统在他们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开始走向堕落。
我们这次的主人公戴震，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戴震从小就聪明好学，酷爱读书，不过戴家的家境很一般，戴震的父亲是做小生意的，这在当时算是很低贱的一个职业，戴震考虑到家庭环境，不得不子承父业，跟着父亲做了一个小商贩，走南闯北到处做生意，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人到中年的戴震选择去了北京定居，凭着渊博的学识，他加入了当时声名显赫的“文化考古”集团乾嘉学派。戴震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也没啥其他爱好，唯一喜欢的就是读书，不光喜欢，而且记忆力超级好，过目不忘。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戴震看的书越看越多，知识越积累越丰富，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当时的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就只能攻读程朱理学，可戴震看过的书实在太多了，有了比较就有了不满，偏偏戴震最不满意的，就是朱老师的大作。
因此戴震一连参加了六次科举会试，都未考中。到了晚年，为了生计，才不得不听从朋友的推荐，去了铁齿铜牙纪晓岚主持的四库全书馆，做了一名小编辑。
老戴编辑的日常工作算不上出色，因为他的兴趣全放在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上。
既然戴震最不喜欢的就是朱老师的理论，他所提出的，自然就要和朱老争锋相对了，凡是朱老师赞同的，戴震就反对。
朱老师认为存在理的世界，戴震认为不存在；
朱老师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戴震认为万物生长运行的自然规律是天理；
朱老师说要存天理灭人欲，戴震认为这完全是胡扯；
……
我们还记得王夫之也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同时他也给出了判断人欲好坏的标准：道德。实际上在针对这个“道德”标准的定义上，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
因为即使儒家经典上明文指出了什么是道德，但别忘记了经典是可以用来随意注解的。
比如非常著名的“男女授受不亲”，就可以解释成为凡是男女情事，都为不道德，这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摇身一变，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女人要对丈夫的要求百依百顺，从一而终，丈夫要是死了，就必须得终身守节不嫁，您要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叫做道德！
更何况完全可以把三纲五常也划归到道德的标准里，如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能成为道德标准的话，那这个所谓的道德，和存天理、灭人欲还能有什么区别？
说的更直白一点，皇帝老子说什么是道德，那什么就是道德，一切为了统治服务！结果就是越遵循这个“道德”，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悲惨，达官贵人们反而能越来越幸福！
践踏弱者，扶持强者，劫贫济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
几百年以后中国有个清醒的人用两个字总结了这一套儒家的道德标准：吃人。
这个人就是鲁迅。
谁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那完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而戴震的理论，则彻底颠覆了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他不是从道德上讲，而是直达一个人的根本：人性。
戴震主张人性本善，他还把人性分为三个部分：欲、情、知（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欲，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比如喜欢吃美味可口的食物，喜欢穿漂亮时尚的衣服，喜欢听美妙悦耳的音乐，喜欢闻清新芬芳的味道，这些都叫做欲。
情，就是喜怒哀乐愁这些感情，男人天生喜欢女人，女人天生喜欢男人，男人天生喜欢男人，女人天生喜欢女人，这些都叫做情。
知，也叫做心知，意思是辨别美丑是非的能力，比如我们看到李嘉欣，都说是美女，看到金城武都说是帅哥，看到李宇春，则……众说纷纭……这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
欲、情、知三者构成了人性，因为人性本善，因此这三者全都是合理的。
存天理，灭人欲，那是骗人的鬼话，天理不过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而已，绝对不是为了统治目的人为制定出的三纲五常。
用道德来判断，那也不过是句谎话，挂着羊肉卖狗肉，把“道德”重新打扮包装一番再推出，干这种事可一点也不难。
既然不能存天理灭人欲，也不能用道德标准来判断，那该如何是好呢？总得有个规矩吧，难道还是说要靠致良知？
当然不是，戴震再怎么反对朱老师，他好歹也算儒家理学门人，怎么会投靠到老对手心学那边去了。
戴震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儒家第一任掌门人孔老师提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
凡是自己需要的，要知道别人其实也需要；凡是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强加给别人（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二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这就是戴震最为著名的理论：理存于欲。
戴震的这个理论看似简单，不过是引用了孔老师的一句话然后加了点自己的注释，实际在背后隐藏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这个道理能解决一个困扰中国几千年，无数聪明人想破脑袋也无法解决的顽疾。
这个顽疾就是王朝周期率。
一个王朝新建立的时候虽然很虚弱，但处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当皇帝的做官的励精图治，勤勤恳恳，老百姓们也聚精会神，事事用心尽力，虽然日子过得艰苦一点，但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渐渐的王朝走向了强大，随着社会经济一天一天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好了一点点，达官贵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生活的好转引起了态度的转变，权贵变得只图利，百姓更喜欢骂娘，惰性开始养成，巨大的利益差异也引发了社会矛盾。
随着王朝的进一步发展，惰性已经成风，社会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权贵为了获取利益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为了生存不断地进行反抗，社会形势越来越混乱，一步一步失去控制，走向衰亡，最终被新的王朝所取代。
新的王朝继续实践这一规律，中国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谁能跳出这周期率。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制度原因。
如果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践踏弱者，扶持强者，劫贫济富，久而久之，两者都会走向极端，当弱者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这个强者，照样跟着灭亡，这还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按照戴震的解决之道“推己及人”的话，那么你不喜欢的，就不能强迫我，我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你，这样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不会走到灭亡的边缘。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熟悉的词来概括戴震的理论，这就是：民主。
在文字狱盛行、思想极度被压制的清朝，戴震的这套民主理论理所当然的会被打压，无法大规模流传，他本人也因此与荣华富贵绝缘，一生都过着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
即使思想控制得再严，总还是会有一些人不会为了荣华富贵苟全生命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戴震去世之后不久，他的思想开始被一些不怕死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继而在通商繁荣的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一带得到广泛流传，当地甚至出现了不骂朱圣人就不算读过书的口号（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
几百年过去了。
公元1866年11月12日，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迎来了家中的第三个男孩，这个男孩长大成人后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他的名字叫做孙文，又名孙中山。
公元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学者黄炎培先生到访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促膝长谈。在此期间黄炎培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如何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公元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友亲切交谈，有网友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
温家宝总理回答：“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他提的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