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感情，讲人生，要是能把美女感到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那么就证明美女重感情，也就能对症下药了。
要是这谈情也不行，你的声泪俱下的真情告白对美女来说是对牛弹琴，那就继续换方法，这次换成牛皮糖法，黏上就不放……
一件不行换一件，失败乃成功之母，最后总会搞明白美女到底爱什么。
自古以来围绕先知后行、知行合一、先行后知这三者哪个正确的话题，一直存在争议，三者还都拥有知名铁杆粉丝，比如写出随园食单的知名美食家袁枚主张的是先知后行。日本名人东乡平八郎和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张的是知行合一。而孙中山先生，主张是先行后知。
三者看上去都有各自的道理，还都有一堆成功人士作为作证，那么到底哪一个才叫正确呢？
在我看来，这三者其实都对，但又都不对，因为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其实只有八个字：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脱离实际的空谈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唯有认清现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袁枚是个美食家，生平工作就是在写菜谱。做菜这些事，自古以来就有，大多数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青菜萝卜再如何变化也不会变成鸡鸭鱼肉，所以袁枚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原料固定的做法推陈出新即可，这不就是先知后行吗？
虽然说某某兵法之类的打仗指南到处都是，也的确作用显著，但战场上的情况可是瞬息万变，绝对没有什么放之战场而皆准的真理，只能边打边思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做出判断，这就叫做知行合一。
而伟大的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是革封建王朝的命，这个革命可彻彻底底是个新生事物，虽然表面上理论也有不少，但实际上哪怕书生们把口号喊得震天响，皇帝老子的位置也照样纹丝不动，理论根本起不到作用，只有操起武器动手，才有成功的可能，反正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在总结经验也不迟。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在是革命需要先行后知最好的注释。
如果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三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能各自发挥威力。
做学生的时候，为了对付大大小小多于牛毛的考试，最好的理论方法就是先知后行，要是先能把书本知识彻底给整明白了，那再对付考试还不是小菜一碟，分，分，可都是学生的命根！
等到走上了社会的大舞台，这个职场厚黑学，那个社会权术大全，或者骗新人无偿为老板做贡献的各种说法，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是几乎没有任何正面作用的，唯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积累工作经验，才能顺利度过社会的第一关考验，这个时候就是先行后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在踏入社会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同时会积累起一些经验和教训，为了更进一步地发挥自身能力，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这个时候便再也不能只会干傻活了，行动的同时必须用心思考，思考的同时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知行合一。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活学活用，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威力。
不扯远了，我们继续回到王夫之身上。既然理的世界不存在，那“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王夫之接着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关于人欲的观点。
人欲当然不全是坏的恶的，衣食住行、发春发情这些都是人的基本欲望，都是合理的（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但这也并不表示人欲全都是理，我们要发扬那些好的人欲，控制那些坏的人欲。
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
王夫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根据道德标准来判断。
这个道德就是儒家的传统标准：仁义。
人的欲望应该和仁义结合起来，在仁义的框架之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欲望，一旦脱离了仁义的范畴，任何努力都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做臣子的要忠君，如果做不到忠君，认贼作父，即使天天锦衣玉食，那也只能叫做行尸走肉狗汉奸。君王要爱护臣子，如果对待臣子们如同草芥，想杀就杀，想剐就剐，那即使取得了再大的丰功伟绩，也只能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暴君。
同样的，做父亲的也要爱护儿子，自己取得了功名成就，儿子却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儿子也要尊重父亲，自己赚的钵满盆满，老爹却流落街头要饭乞怜，这都不能叫做成功，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叫做在仁义框架之内充分发挥自己的欲望。
王夫之的这一招实在是厉害，正中老对手儒家心学体系理论的要害，要知道心学给出关于人欲好坏的答案是良知，而不是道德。
心学的三大理论人心即为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虽然易学易懂，功能强大，但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良知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事实上心学的后人们一直都在为良知到底是什么争吵不休，从未停止，也从未得出过一个明确的答案。
良知是什么？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每个人都能说自己的随心所欲就是良知，那自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为所欲为，这样就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一直打压心学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王守仁至死都在强调这个致良知，实在是因为这个太容易被个人野心所用，太容易走火入魔了。
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对于社会安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还记得荀老师吗？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其实来了个一箭双雕，既改革了儒家理学的传统观点，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毕竟存天理灭人欲实在是太过夸张，没有谁能真正做到；又顺便打击了老对手儒家心学，因为良知缺乏一个明确标准，容易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
不仅同时打击了两个对手，王夫之还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科学理论：物质不灭。
在程颐和朱熹看来，不同的理造就了不同的物体，一块木头烧成灰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王夫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木头烧成了灰，那灰不也还存在吗？虽然说尘归尘，土归土，但这尘土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存在而已（一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
因此物质不灭。
我们今天可以用另外一个著名理论来说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那就是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
王夫之是不幸的，他虽然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真知灼见的著作，可惜因为躲在深山里，思想无法流传开去，生活过得也是穷困潦倒，连纸和笔都要靠朋友救济。最后就在这深山里，七十三岁的王夫之怀着对国破家亡无尽的悲伤静悄悄地告别了人世。
王夫之又是幸运的，正因为他的思想没有流传开来，因此也没有受到当朝清廷政府的注意。否则就凭他这种坚决反清的态度，后来几次大规模的文字狱肯定是跑不掉，文章被销毁不说，九族很可能都会被全灭。
明朝最终灭亡了，清朝建立了。清朝继续采用朱熹的理学理论为官办哲学，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唯一模板，力推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对于思想言论控制的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初年几次大规模文字狱，血流成河，人头滚滚，吓得从上到下人人噤若寒蝉。
但这并不表示世间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事实上对于清廷思想压制的反对声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里面声音最大的一位，名字叫做戴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