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周作人在鲁迅的感召与帮助下来到日本东京，始专攻土木工程，后转向语言文学。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称，尤其出版界异常活跃，每有反映西方先进思潮的新书，必以最快速度译出并广为传播。从这时起，周作人大量阅读了西方经典名著，同时还进一步接触了梁启超、林纾等人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时，文学翻译现象在我国虽然才刚刚崭露头角，但它却以无比的魅力把周作人引向了攀登“通天塔”的道路。
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04年，译作包括周作人最早接触到的是林纾的翻译作品。在他读到严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前几天，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里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林纾的译本。（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2月25日记）1904年，鲁迅来到日本后又不断给他寄来梁启超和林纾翻译的小说，其中有《月界旅行》、《利俾瑟战血余腥录》等。（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这里所言基本上反映了译者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即以翻译为媒介，使外国优秀文学作品起到思想上的借鉴作用，具体地说，也就是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积极地投身到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1909年，周作人与鲁迅合作翻译并付梓了《域外小说集》（共收37篇，其中周作人译34篇）一书。一般认为，《域外小说集》成书，功绩主要归于鲁迅，以致后来人们在提到这本书时干脆略去了周作人的名字，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开辟了翻译史上的新纪元，是翻译史上的首倡和绝唱，等等。而我们认为，既然周作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翻译任务，本书在选题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意向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翻译思想，尽管这种翻译思想的表露与鲁迅高涨的“盗火”精神相比没有那么激进而有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1922年为《现代小说译丛》（周氏三兄弟合译）所作的序言中找到令人信服的佐证：
我们虽然几乎忘却了《民报》上的文章，但那时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我们当时希望波兰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实在不下于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回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后来所译的大半是偏僻国度的作品。
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几十年间，近代科技翻译行为的宏观目的主要体现为魏源于《海国图志》中力主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时至清末民初，经梁启超等人倡导而兴起的政治与科学小说翻译热潮，其目的显然仍带有启迪民智与改革政体等改良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李华兴、吴嘉勋，1984：349；353）这里虽然有了“新人心”、“新人格”之类的较为新颖的说法，但作者所强调的无非还是“群治”、“新民”、“人道”等以开启蒙蔽为主旨的改良主义思想。
上述现象表明，无论是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还是晚清的小说翻译，其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或者说在于教化与启迪，由此再达到它的最高目标：通过启蒙与教化的渐进作用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并最终达到振兴国邦、强我民族的目的。
以此来观照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不难发现其中多出了某种超越的成分。在周氏的“借鉴”思想中，除对于文学翻译社会功能的强调阐述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积极而崭新的观点，那就是他着重提出了翻译文学作为文艺的本身的特点与功能。他在1907年所作的《红星佚史》译文序中这样写道：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则成群逼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
在这里，周作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指出了说部（即小说）中两种不同的功能成分，即具有社会功能的说道益智的“学”与承载美学功能的舒意移情的“文”，而在翻译、阐释和阅读欣赏异域文学作品时，“主美”、“移情”的“文心”也应该成为我们认真汲取的养分，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周作人的“学以移情”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如果从整体上就周作人早期的翻译思想进行分析的话，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种杂糅的现象。五四前后，除与鲁迅合译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外，他还曾单独翻译过波兰进步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炭画》等现实主义小说，而且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力赞扬西方浪漫派诗人和作家一样，他在《哀弦篇》中也以同样的热情介绍了拜伦、雪莱、裴多菲、海涅等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他又十分赞同鲁迅力主的“拿来主义”的思想，更为甚者，在对各种西方思潮和流派的吸收与借鉴方面，他还提出了“古今中外派”的观点，所有这些我们都将在下文中作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