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西文学也曾对中国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同英国文学一样，法国文学史上也不乏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作家，法国文学也是世界各国文学中思想内容最为丰富、表现形式最为多样的文学之一：
法国文学是世界各国文学中间最丰富，最多变化的文学之一。它的影响是二重的。它保持着世界杰出思想家的爱好，不仅由于它的形式的优美，表现的细致，而尤其由于这种文学处处从人的观点出发，而且始终没有与人分离。但法国文学在世界里面以其形式为人接受是限于比较少数的人，而它所包含的思想在近代社会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却是非常广阔的。这是人本主义活的标志。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始即和法国文学发生关系。卢骚、伏尔泰、都德、佛罗贝尔、莫泊桑、波特莱尔、左拉、罗曼？罗兰、纪德、巴比塞……这是信手拈来的几个名字；法国文学对于我们的这种影响，俄国文学对于我们的影响有时比它或者更为热闹，然而不及它的经久而且普遍。而这种影响，无疑的，也比较偏重在思想方面。
就其影响而言，应该说法国文学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双重的特征：其一是它的形式的优美与表现的细腻，而正是这样一种特征才使它长期以来一直对全世界众多的文学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此外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形式与表现处处从人的观点出发，而且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本主义经久不衰的魅力；其二是它所包含的深刻的内容与思想，比较而言，形式与表现则尚在其次了，因为只有在思想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广阔的社会波澜，可以这样说，法国文学所蕴涵的深邃的思想是人本主义的最鲜活的体现。总之，无论是卢梭、伏尔泰、左拉，还是福楼拜、莫泊桑、波德莱尔，所有这些名字在世界文坛上都占有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与思想也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与其他民族文学相比，法国文学对五四学人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更为深刻，更为客观与冷静。换言之，对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在经历了俄国等其他民族文学译介的狂热之后，无论是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卢梭的浪漫感伤、左拉的自然主义，还是福楼拜的忧郁、莫泊桑的悲观、波德莱尔的诡俏，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以一种更为静观的心态沉浸于法国文学宝库里。
一、直面福娄拜、莫泊桑师徒
综观周作人的法国文学译介活动，也可以看到上述所谓的“二重”的特征，而就是在这“二重”的特征里，周作人首先从莫泊桑的自然主义小说中找到了默契。他介绍了作者的《小洛克》、《羊脂球》和《一生》等小说，尤其对《一生》中所用的手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描写新婚之夕，蜜月旅行之止宿，女欲得子问计于牧师之一节，皆坦然直书，不加讳掩。顾诵其书，如披的记载，觉其但以事实示人，不涉遐想。予尝戏称之为‘正经淫书’。”《一生》中运用了对“卑下的事实”的直白描述，这应该是为自然主义小说特有的表现手法，然而这种手法却常常为人们所不屑，如英国的数种译本就将此类情节如数删去，由此周作人希望中国读者能正确理解这种手法的运用，希望本书在中国能够有个不辜负作者的全译本。
我们知道，莫泊桑曾师从于福娄拜，福娄拜不仅是写实主义的创始者，而且又是以写实为主要手段的自然主义的启示人。对于这样一位法国文坛上的先驱人物，周作人自然也会不惜笔墨作一介绍的。比如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他就首先提到了福娄拜，称他的《包法利夫人》开了自然主义的先河。他引用丹麦评论家勃兰特思的话说：福娄拜的性格是由两种分子合成的，那就是“对于愚蠢的火热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而“这个憎恨，与所有的憎恨一例，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们描写出来”。对于福娄拜，周氏似乎给予了从未有过的推崇与赞誉，称他是冷静与敏感、爱真与爱美的“冷血的诗人”，而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起，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
二、左拉：为人不及的写实与“露骨”
对另一位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周作人也在两篇文章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介绍与评价中，周氏主要借用了英国性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观点。他在《文艺与道德》一文中指出，左拉的著作，在讲道德的宗教家和谈“艺术”的批评家看来，都是要不得的，他们认为他的自然主义不但浅薄而且有害，不过这些议论不去管它也罢。他引用蔼理斯的话说，造成左拉小说自然主义色彩的有若干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少年时代贫穷的禁欲生活”，他认为，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左拉在描写中好用粗俗的话再现猥亵的事情，这即是举世对其诟病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为人不及的一大优点。此后，他又从蔼理斯的《断言》（Affirmations）中节译了《论左拉》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左拉的关于两性的及消化机能之写法，如我们所指出，最受批评家的攻击。我们稍一思索，即知这两种机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机能，饥与爱之两极，全世界即绕之而旋转的。在平常社会表面的交际上，我们所想要逐渐地粉饰隐藏过去的东西，正是这两种机能方面的事情，这也不是自然的。说及这两个方面，常有一种省略及迂回之倾向；在社会上，这个影响未尝有害，而且还是有益的。但是它的势力还不断伸到文学上来，于是这就很有害了。
在这里，对于左拉所凭借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蔼理斯一反传统伦理思想的羁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即左拉对于当时及后世文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证实了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容易被忽略的活动都有其潜在的艺术作用，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平凡或不洁净的。我们知道，蔼理斯的思想曾经对周作人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性心理学不仅构成了周氏“杂学”思想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且还影响了他文学创作与翻译观点。这样，由蔼理斯推及到左拉，我们已不难看出后者以写实为手段的“露骨的”描写之于周作人的意义所在了。
三、波德莱尔：充满“异香”的“奇艳的恶”
除自然主义小说外，周作人还介绍并翻译过以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及其作品。象征主义（Symbolism）发源于法国，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排斥客观而重视主观，所求的大都是梦幻般的美，它表现的内容主要包括：一、以描写外部的丑恶而发泄自我；二、极端讲究暗示与融洽，注重色彩的展示；三、非常重视情节，追求旋律与音响效果。
在法国，波德莱尔被公认为近代象征主义诗歌的鼻祖，他的创作态度与风格曾一度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批作家和诗人，而这一切都来自他的代表作《恶之花》，《恶之花》所表现的不可排解的忧郁、深刻复杂的悲观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诗人所精心营造的生动的场面、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曾使得千万个读者惊醒和感奋。
在这部诗作中，常常有一种不落俗套的“新法”，而这种“新法”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徐志摩所谓的“充满了异香”的“奇艳的恶”：
这首《死尸》是菩特莱尔的《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诗的音调与色彩像夕阳余烬里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的，惨淡的，往下沉的。他的臭味是奇毒的，但也是奇香的，你便让他醉死了也忘不了他那异味。
这种充满了“奇艳的恶”的“异香”也引起了周作人不小的兴趣。他先是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中对波德莱尔的生平与诗作作了介绍，并于其后译出了诗人的8首散文诗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他称波德莱尔的诗里“充满了病的美，正如贝类中真珠”，又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我们所完全承认而且感到一种亲近的，是他的“颓废的”心情，与所有表现这心情的一点著作的美。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周作人之所以看重波德莱尔，其原因并不在于他的“颓废”本身，而是在貌似的颓废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意志，也即所谓的“现代人的悲哀”。换言之，波德莱尔并非一味颓废与悲哀，恰恰相反，他十分热爱人生，羡慕人间的美与幸福，随着对现实的幻灭，他的渴望变得益发深切，对现世的执著也益发强烈，而既然理想的幸福不可求得，他又不屑于乱世中的苟延残喘，于是便沉浸于苦中求乐之中，于恶与丑中求得善与美，求得能够刺激官能的新异的享乐，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意识，并使灵魂不至于濒临泯灭的边缘，很显然，正是这种于逆境中求生的强烈意志才引起了周作人的共鸣。
1925年9月，周作人的又一部译文集《陀螺》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波德莱尔的8首散文诗。在“译记”中，他又一次对诗人的思想精髓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称其诗集《恶之花》在近代文学史上造成了一个新时代，由此可见，与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相同的是，周作人从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所取的主要是那种幻灭的灵魂的真实经验所代表的现代人意识的心情，其中充满了诗人自己的一切性格的阴影、他的哲学的苦味和绝望的沉痛，这种心情以不同的形式流泻于不同的诗人与作家笔端，它可见于福娄拜的艺术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等等，只是在波德莱尔笔下，它获得了更为奇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充满了异香味的“恶魔主义”，换言之，在周作人眼中，无论是福娄拜的艺术主义，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抑或是波德莱尔充满“恶”与“毒”的颓废主义，所有这些尽管名称不同，其实质则终究是一样的，那就是以人类的意志，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个人的感情，并造成影响于人间幸福生活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总之，作为“古今中外派”的周作人在文学思想的借鉴上也表现出了他一贯的“杂家”风格，撇开古代和现代日本文学以及古希腊文学，就西方文化思潮的吸收而言，他明显地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所反映出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表现为“为人生”的艺术观；二是西欧国家的文学所反映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表现为“为艺术”的艺术观。前者把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与社会的平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感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后者则把个性的自由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纯粹的“人”的独立价值，重视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虽然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但在最初阶段，它们对于同时渴望民族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最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同样吸引力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五四前后的周作人一方面会以极大的热情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提倡“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而另一面，他又从西欧国家的文学及思想界吸取资产阶级的以个性解放为至上的观点。这的确是一对不易协调的矛盾：因为他们必须求得两者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也即他在《哀弦篇》中曾经指出的“诗人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蕴，是故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群己之间不存阻？，性解者即爱国者也”。正是在民族意识与个人意识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周作人同其他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才只能而且必须把东、西欧文化价值观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