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周作人早期的两篇文论《哀弦篇》和《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清楚看到两种明显的倾向：前者主要介绍了波兰等东欧弱势民族的文学，或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后者举例则多出自英国等西欧作家的作品。比如在谈到文章的使命在于阐释时代精神时，他这样写道：
今就文章以观时代精神，可得二途：一曰合，一曰分。合者何？谓总合全体，溯其历来影响，以一国文章为一物而合观之是也。分者何？谓特致详于一时期，？其现象，考察当时国民生活之感应是也。如学者治英国文章，究其影响，可合而观之，起自屈塞（Chaucer）以至丁尼孙，或分之为亚理查白、维多利亚诸期……大凡一国时遇浇季，民气虽漓，亦必有少数明哲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者。评骘之士或称文章为社会之力，正此之云。如英国屈塞没后，摩洛利（Maroly）、加斯敦（Caxton），皆其人也。若在中古，则有安迭生（Addison）、斯谛尔（Steele），其描摹世风而诋呵之者尤至。斯威佛德（Swift）之《格利佛游记》亦成于是时，愤世疾俗，至以人世庸行托之“耶呼”（“Yahoo”），其孤愤为何如！正可为前言之证者矣。
又在解释文章使命在于阐释人情时写道：
发表人生里面的生活，盖文章主观的责任也。由是言之，则文章犹心灵之学，其责在表示意志、心思、良知、自性，以供研究，又务写人世悲欢罪苦得失荣辱之故，而于善恶莫不推之至极。如英之迭庚斯（Dickens）、爱利阿德（Eliot）、法之于？（Hugo）（旧译嚣俄）、仲马（Duma）、淑拉（Zola）诸作，靡不可以窥人生之秘。
综观周作人一生的译介活动，应该说他在西欧国家文学方面并没有倾注太多心血的，即使偶有涉笔，也主要集中在英、法等少数国家的几位作家及其作品上，但尽管如此，西欧文学之于周作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下面先来看看他这方面翻译情况的统计：
英国：斯威夫特、王尔德、哈葛德、安特？路朗、乔叟、柯南？道尔6人8篇
法国：雨果、莫泊桑、须华勃、波德莱尔4人10余篇
德国：蔼惠耳思1人1篇
爱尔兰：母绥尼1人2篇
统计结果表明，与东欧“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相比，周作人对西欧国家的文学的翻译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杂学如上所记，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周作人，1999：630）这里的“西洋”一词既包括古希腊，又包括近、现代欧洲，而就他的本意来看，则大抵指的是西欧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既有文学上的影响，又有文学以外的影响，关于后一点我们将在“杂学思想”部分作详细介绍和分析，这里主要探讨一下周作人对西欧国家文学的译介情况以及他从中所接受的影响，探讨的重点是英、法两个国家的几位作家及其作品。
一般认为，我国介绍英国文学的开先河者应为严复先生，在《天演论》一书中，严复曾分别译出了朴柏（E.Pope）的《原人篇》（An Essay onMan）和丁尼生（A.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两个诗节。继严复之后，林纾等人开始大量译介英国文学作品，在他的156种成书中，英国作家的作品多达93篇，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翻译的，尽管其中不乏某些不足之处。正是这些译界先驱的影响，才引导着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大批五四作家走向了英国文学这一世界文坛上的万花园。
一、雪莱与拜伦：喜与恶的交织
1914年，周作人作《艺文杂话》一文，其中评述了拜伦、雪莱等人的若干首诗歌。在对拜伦的诗作进行评价时，他引用了苏曼殊《文学因缘》一书中的几节译诗，其中一节如下：
夭夭雅典女，侬去影形灭。
会当寂聊时，相念毋中绝。
侬身不可留，驰驱向突厥。
魂魄持赠君，永与柔肠结。
此情无穷期，吾生誓相悦。
关于这几节译诗，周作人称“文情颇美，为近稀有之译”，但同时他又认为苏子谷的译文会令人有“越逸”之感。周氏的这种“越逸”之感也许是客观真实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不知何故，周作人似乎对拜伦始终没有多少好感，他并不经常提到这位诗人，偶有所及也会带有讥讽的口吻。比如在《摆伦句》一文中，他就对这位诗人进行了刻薄的挖苦：
我愿女人只有一张朱唇，可以同时亲遍了她们。
他称自己实在不很喜欢拜伦的这两行诗，也不喜欢这一句话，尤其是“自北至南”（from north to south）这种趁韵更没趣味，他还说拜伦的意思不但是太过贪婪，而且也有点无聊，这差不多是“登徒子”的态度了。（钟叔河，卷8，1998：396）
对于英国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周作人却抱有一种迥异的态度。在《艺文丛话》中，他也引用了苏曼殊翻译的雪莱的一首诗：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巢。
河水初结冰，冷风何萧萧。
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万籁尽寥寂，唯闻喧挈皋。
他一方面对苏氏的译文大加赞赏，称其“妙在静中有动”，同时又言雪莱的这首诗“意境迥殊”。除本文外，他还写过一篇专门介绍雪莱的《诗人席列的百年忌》的文章。文章从雪莱的生平写起，其中谈到了他的文学思想，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几篇重要作品。周氏认为雪莱的思想是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的，如《伊斯兰的反抗》（The Re volt of Islam），就表现了一种规劝的和平思想：
一个较勇敢的，举去钢刀将刺这生客。“可怜的人，你对我干什么事呢？”——镇静，庄严而且严厉的。
这声音解散了他的精力，他抛下了他的刀在地上，恐慌的失了色，于是默然的坐着了。
周作人指出，伊斯兰人虽然失败了，但诗人相信这种精神不会失败，将来必有胜利的时候。接着，他又引用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 metheus Unbound）一诗中的一节诗，用来说明雪莱人生哲学的“精义”：
忍受“希望”以为无限的苦难，饶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反抗似乎万能的“强权”，爱而且承受；希望下去，直到“希望”从他自己的残余创造出他所沉思的东西；
不要改变，不要踌躇，也不要后悔；
这正如你的光荣，将是善，大而愉乐，美而自由；
只此是生命，愉乐，皇国与胜利。
周氏认为这就是雪莱全部诗歌作品的要义，也即“无抵抗的反抗主义”，而这种思想在他的另一篇诗作《专制魔王的化装舞会》（TheMasque of Anarchy）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现，如本诗第85节写道：
笼着两手，定着眼睛，不必恐慌，更不必出惊，看着他们的杀人，直等到他们的怒气平了。
这就是周作人所谓的“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它代表了雪莱诗歌作品的主要精神：纯朴与虔敬，反对暴力抵抗，推崇理性反抗，而“这便是一切革命精神的本源”。
由此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周作人之所以轻拜伦而重雪莱的根本原因了。在他看来，拜伦和雪莱虽然被誉为英国诗坛并重的革命诗人，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悬殊的差异：拜伦的革命是破坏性的，目的在于除去妨碍个人自由的一切障碍，而雪莱的革命则是建设性的，他无时不在提示一种符合理性的理想社会。正因为如此，雪莱并不像拜伦那样直接投身于反抗压迫的战争中去，他并不直接参与政治运动，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灌注在文艺上，用理性的规劝去说服统治者放下屠刀，以平和的心理等待理性世界的到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雪莱的文学思想正完美地体现了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学审美情趣。关于社会问题与文艺的关系，雪莱在他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中说道：如果认为我将我的诗篇专门作为直接鼓吹改革的工具，或者把它看作包含一种人生哲理的整齐划一的体系，那都是错误的；教训的诗为我们所嫌恶的东西，我的目的只在于使读者的想象融合于道德价值的美感，我的诗是要他们知道如何能够相爱，能够相互信赖，并能够希望与忍受；道德行为的理论只是撒播在人生道路上的种子，行人会无意识地将它们踏为尘土，尽管这些种子最终将结出幸福的果实。所有这些周作人是完全认同的，他也认为，一切社会问题乃至阶级意识都可以放进文艺里去，然而我们决不能把文艺作为一种专门的手段，否则它就失去了本身的自由与生命。（钟叔河，卷8，1998：391―396）
回顾拜伦和雪莱的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历史，我们会明显地感到周作人的取道与他人颇有异处。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1902）一文中就翻译了《唐璜》（Don Juan）里的“在希腊诸岛”等数节诗歌，并称其为“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再往后，又有马君武翻译的“哀希腊”（1905），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以及《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的“去国行”和“赞大海”两节诗（1907）。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拜伦的叛逆性格与他那些充满复仇与反抗精神的宏伟诗篇激励更多的人去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推出的“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一事。郑振铎在“卷头语”里写道：
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
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
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尤为甚。
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
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
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
的确，正如郑振铎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读拜伦这样伟大诗人的作品时，常会从中感觉到他们全部的人格，从而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或者我们会感到怡然，感到一种漫步于仙岛上的静穆的清谧，于是我们便会情不自禁地与他们融为一体，或对他们产生一种崇敬之感；当我们直面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事迹时，又会觉得是在读他们的最令人感动的诗篇，于是他们伟大的心胸、坦荡的行为以及似火的热情与言辞，都似乎从文字中跃出，使我们感到一种太阳似的热力，一种如暖风带来的生气，我们会崇慕得热泪盈眶，潜在心底的热情直要跳出来。我们对于拜伦却兼备了这两种崇慕之感：不仅是他伟大的诗歌，而且还有他的豪爽的事迹。
除郑振铎外，茅盾、王统照、赵景深、徐志摩、傅东华等人都发表了纪念拜伦的文章或翻译了拜伦的作品，借此对拜伦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至于鲁迅，他虽然没有翻译过拜伦的作品，却早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向国人介绍了拜伦其人其文，指出英国“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由此可见拜伦在我国当时文坛上的巨大感召力。所有这些，再联想到周作人之于拜伦的态度，我们从中会看到多么大的反差。深究其因，正可用鲁迅“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一语作为解释，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的确，拜伦的性格太“傲”了，简直可以说“傲”到了骨子里，拜伦的诗风也太“狂”了，“狂”得令向来以“冲淡平和”而著称的周作人不敢侧目。正如茅盾在他的《拜伦百年纪念》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现在正须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但是同时又最忌那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拜伦式的生活”，而在拜伦身上，周作人看到的却正是这种“偏于肉欲”的生活，所以他才会称他为“登徒子”，在人们众口一词地赞颂拜伦时，他才会反常地沉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他已经从五四运动的狂飙中引退下来，转而去从雪莱作品的缝隙里寻找或翻新出那种他此时正耽于其中的人道主义的温情。
其实，正如他对拜伦作品的解读一样，从雪莱作品中，周作人所感受到的也未必是诗人真正要表达的实质的东西。诚然，雪莱的某些诗作中的确不乏那种不可捉摸的非人生的空幻的美，也不乏那种“无抵抗的反抗主义”的思想。但在五四时期其他文学家眼中，雪莱却向我们呈现出一种完全迥异的形象。以《致英国人民歌》（Song to the Menof England）为例，这首诗作于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中，曾被人们作为战斗进行曲，然而周作人竟认为它是“无抵抗的反抗主义”思想的“最强音”。请看郑振铎先生的译文：
英国人呀，你们为什么替压迫你的人耕田？
你们为什么小心辛苦的织了美丽的衣服给暴主穿？
难道你们从少到老，竟替那些迫你们流汗——还要饮你们的血的负恩的懒人，种米粮，积钱财！
郑振铎之所以要翻译这首诗，用意显然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激发国人起来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战斗，而这首诗在字里行间也的确蕴涵了非同寻常的感染力与号召力，而根本看不到半点“无抵抗的反抗主义”的影子。
郭沫若先生也曾给予雪莱极高的赞扬：“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还翻译了雪莱为抗议英国统治者屠杀人民而作的《专制魔王的化装舞会》中的最后一节：
起哟，结起成必胜的大群如像是无数的睡狮醒了！
睡眠中落在你们头上的枷锁你们摆摆头儿如像露珠一般摇掉：
你们人数多——他们人数少。
而且还在译文后附加了一句说明：“这一节诗，我要借来向着我们困在乱世之下的中华民国的同胞，在此大声急呼一下。”这其中也同样绝难看到些微“无抵抗的反抗主义”的痕迹。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周作人是通过自己的审美观来透视雪莱及其作品的，这时的他已经由一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逐渐演变成为一名冷眼旁观者。
二、布莱克：升华了的“人性”的神秘
然而，周作人也并不完全是一位旁观者，他只是在按照自己的视角去发表关于文学与人生的见解，或者说他是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营造一种温馨的文艺思想的氛围。他对雪莱的介绍是这样，他对英国另一位被称为神秘派和象征派诗人的布莱克（William Blake）也是如此。1920年，他写了《勃来克的诗》一文，文中不惜笔墨地对这位诗人及其代表诗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关于布莱克的文艺美学观点，他指出其艺术以神秘为本，他的诗能达到“物我无间，与宇宙魂合”的境界，而且又特重想象，将同情内察与理想主义的结合视为入道的要素。他又运用想象的语言去表现象征的意义，能对一切物质现象赋予象征观，所以除了纯粹象征神秘的《预言书》（The Prophetic Books）以外，即使是抒情小诗，也有一种隐秘的言外之意。为此他举出了《无知的歌》（Songs of Innocence）一例，指出它虽然是小儿的歌，却也可以说是迷失的灵魂的呼号。他又特地引用了《天真的占卜》（Auguries of In nocence）一节诗，用以说明诗人运用象征手法所达到的极至的程度：
被猎的兔一声叫，撕去脑中的一缕的神经。
叫天子受伤的翅膀上，天使停止了歌唱。
此外，他还特别推崇诗人在艺术上能专注感兴（Inspiration）的技巧，并引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的《我的桃金娘树》（To My Myrtle）一诗作为这一技巧的注释：
缚在可爱的桃金娘上，——
周围落下许多花朵，啊，我好不厌倦呵，卧在我的桃金娘树下。
我为什么和你缚了，啊，我的可爱的桃金娘树！
可以看出，无论在诗思上，还是在文体上，布莱克的诗风都深深地牵动了周作人的情素，这也反映了他的另一种思想，或者说是另一种文艺观，这种思想或观点不同于从雪莱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无抵抗的反抗主义”，而是具有更为浓厚的文艺审美上的特质。
关于布莱克的思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也有所提及，事实上，他在该文中提出的关于人性或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从布莱克那里得到启示的。他引用诗人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中的话说：一、人并非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一直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出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三、力是永久的悦乐。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这种“人性”要义的是灵与肉的一致，这也是正当的人类的生活，既有物质上的要求，又有道德上的要求，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理想的生活。由此可见，周作人的体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即是通过对布莱克关于“灵”与“肉”关系的思考中升华而出的。
三、斯威夫特：温婉中的犀利
从对上述几位诗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就英国文学而言，周作人所关心的主要在艺术审美情趣方面，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言英国的作家与作品不曾给过他一种另类的震动。除拜伦、雪莱和布莱克3位诗人外，周作人还曾译介过英国著名小说家斯威夫特（J.Swift）的作品。他曾于1923年到1925年间翻译过斯威夫特的《育婴刍议》（A ModestProposal）一文和《奴婢须知》（Directions to Servants）片段。《育婴刍议》今译《一个温和的建议》，它以“温和”的语言向统治阶层提出了一个几近灭绝人性的“建议”，建议把爱尔兰穷人的孩子出售给英国的富翁们，一来可以使爱尔兰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同时也能给英国富人们的餐桌上增加一道美味的佳肴。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揭露英国对爱尔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英国人的贪婪已经使爱尔兰人民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斯威夫特向以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而著称。他那貌似温婉的行文里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尖刀；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到这把尖刀刺进了你的皮肉，回味之际，会让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周作人来说，这种感受显然也是切肤的。他在“译后记”中写道：爱尔兰为斯威夫特的故乡，他对英国统治者的作为实在是极为不满，于是才有了这个“温和的建议”，而当时有人竟相信他所说的是真话，非难他的残酷，即使承认它的“反话”的也说他太过于刻薄，以至到了无情的地步。他指出，这些人所看见的只是表面的笑骂，至于根底里隐藏着的义愤之火却终于未能领悟。（钟叔河，卷8，1998：652）
在谈到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时，他说首先当然在于介绍，但更主要的是满足自己感兴的要求。他还说道：“我有这一种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主张，便是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我所译的零碎的小篇中，有温存的，有悲哀的，有教训滑稽的，种类不一，便是这个缘故。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据我们理解，这里所谓的“感兴”，实在是指这篇文章中所蕴藏的那种“义愤之火”，而他所感到的那种“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的“苦的痛快”也是从来没有从拜伦、雪莱和布莱克身上发现过的。但尽管如此，无论讽刺也好，辛辣也罢，周作人之所以选择了斯威夫特，而且翻译的又是《育婴刍议》和《奴婢须知》两篇文章，这从根本上说明了他的兴趣的焦点还是作者那种寓怒气于温婉的语言及文体风格，而这一点也正表现在他的不少杂文里。下面让我们把《育婴刍议》中的一段译文和周作人的话作一对比：
据在伦敦的一个解事的美国朋友说，一个好好喂养的壮健的周岁小儿是最好吃，滋补而且有益的食物，无论是炖，烤，烙或煮了吃；我相信这又可以做炸丸子或小炒肉吃。
我因此提出这个卑见……所余十万个的小儿，养到周岁，可以卖给全国内的富贵人家，只须叫母亲们在末一个月里多给小儿乳吃，务使肥胖，好供筵席之用。在朋友集会上，一个小儿可以做两样菜；倘若家庭便饭，那么一块前腿或后腿便可办一样适中的菜，或者用椒盐擦过，到第四天煮了吃，在冬天更好。
民国以来久矣没有什么烈士，到了这回五卅——终于应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虑，以为阳历五月中有两个四月，正式庚子预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时候，才有几位烈士出现于海。这些烈士的遗骸当然是都埋葬了，有亲眼见过出丧的人可以为凭，但又有人很有理由地怀疑，以为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我自愧无能，不得染指，但闻“吃烈士”一语觉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论之。
上述引文二控诉了“五卅”惨案中反动当局为虎作伥、帮助洋人残酷杀害爱国同跑的罪行。通过对比，我们一眼便可看出周作人在创作风格上是受了斯威夫特影响的：那极度辛辣的笔调里压抑着的极大的悲愤，这里温婉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诙诡的形式，它虽然不能代替义正词严的申讨挞伐，却有着另一种排解不去的刻骨铭心的力量。
关于英国文学，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谈一谈周作人对史诗《贝奥吾夫》（Beowulf）（周氏译为《培阿邬尔夫》）的介绍。1914年，周作人写了《英国最古之诗歌》一文，文章首先从对史诗的考察入手，指出“各国文章缘起，大抵诗先于文，盖书契未作，专特记诵以为流传，且感情表见，利于永言”。接着他又引用我国古诗《毛诗》中“关雎”一诗的序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他指出：
传说与歌谣，同时并生，而踏歌以音节调整，便于咏诵，随乐师之迹，流行遍于国中。初皆简短，各自为篇，及有文字之时，乃经排比，聚神人世说，古英雄行事，区别部居，参订成书，长数千行，乃成史诗。史诗出于民歌，所叙多先民事迹，陈说庄严，有如史书，故称史诗，与琴歌别也。
接下来，他对《贝奥吾夫》一诗的内容和情节作了详细的介绍后又写道：
培阿邬尔夫为英人入不列颠岛前所作，距今千数百年，诗中所现国民特性，初未有变。北方之地，阴寒严厉，风土人情，相因而生，诗叙英雄毕生之苦战，自然背景，正与应合，四周萧索，惨然无欢，无鲜美之物色，温柔之情绪，为破其沉寂。盖所图者，非梦中仙乡，而为真实人间世，是中所有，唯是艰难灾害。培阿邬尔夫往来其间，正不啻示人以入世之典型，人生之臬极也，武勇荣誉，坚忍独立，委心任命，尽力而行，生命不足惜，欢乐不足耽。
他又称全诗颇具文彩，“读之觉庄严之气，悲凉之情，透纸而出”，“其文章质朴古雅，为史诗同”，“而以描写上古居民情状，尤至有味，如当时君臣之关系，男女之交际，战斗游戏，宴会酬应，城市舟车之状，皆仿佛如见”。此外，他还翻译了诗篇第十二章中的一段，略如其下：
其地无人迹，陵谷居狼，岩壁多风，沼径阴暗，山泉潜流，水行于地中，相去不远，大泽在焉。霜林上掩，大木虬根，临水而仆。入夜乃见妖祥，火发水中，泽之浅深，不可得而知也。鹿遇犬逐，自投林丛，乃甘野死，不敢近水次。其为地不祥，大风怒吹，波浪陡立，上接云汉，颢气重浊，苍穹鸣号。
他称这是全诗写得最美的景致，至于整个诗篇，则可称为“英国之圣书”，可见推崇之至。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贝奥吾夫》的介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它的民俗学上的价值——它反映了初民真实的生活情状，读者能够据此了解英国民族的古风；二是它的文学价值，所谓“庄严悲哀”、“质朴古雅”，正是英人历来“宝重是书”的原因。
我们知道，对于民俗的东西，周作人总是有着不一般的兴趣，此外，凡是描述民情民风的作品，他也都会当作文学作品去欣赏的，同样，每阅读或翻译一篇文学作品，不论它的体裁或题材如何，他都会以独特的眼光从中发现旁人不易看到或容易忽略文学以外的东西，这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既造就了他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上的业绩，又给他的生活增加了无穷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