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苦干苦熬苦等的办法对待贫困，大多数农民已经习惯了。但他们最害怕的是祸不单行，贫病交加，雪上加霜。一旦遇上，往往只有听天由命，只好信奉该死命归天，不死再过年；死了才是自然的，不死算是赚来的。
王周氏是无数得妇科病的农村妇女中的一个。疾病长期困扰，让她很烦很痛苦。但不同的是，她以死求生，竟用家里砍猪饲料的刀，剁下了自己经常脱出的“茄袋”（子宫），居然创造了活下来的奇迹。这种事让人在听了就心惊胆战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当疾病同贫困连在一起，这或许是绝路逢生的一种无奈之法！
王周氏还自我安慰地说：“不怕死的人反而不会死。”但如果王周氏活到现在，相信打死她也再不会如此野蛮和冒险！就这么带病生下来的儿子，后来又被开山炮炸死了，公社书记同情补赏她家一千个工分参加集体分配，但因生产队入不敷出，还要倒交钱给集体，她女儿王燕找到书记说：“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死了人还要倒交钱，这一千个工分我家不要了，哪家愿意死人给哪家！”
梦成走后，梦响接替了“农业学大寨铁姑娘队”队长一职。梦响没有姐姐那么泼辣，能写会说又能干，抡起五斤重的二锤打钢钎、钻炮眼，连续挥打一百下不喘一口气。
梦响是初六八级的学生，没有姐姐书读得多，是家里五兄妹中最小的，有爸妈爱着，哥哥姐姐宠着，自然少做家务，动手能力差些，能说会道也不如姐姐。可梦响也有自己的本事，那就是性格特别开朗、大方，唱得比说得好——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声音脆生生的、甜甜的，成天就听到她无忧无虑地唱。她唱“文化大革命”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毛主席语录歌曲，没有她不会唱的。她特别崇拜歌唱家郭兰英，尽管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她的音乐天赋助她偷师学艺，模仿郭兰英的声音惟妙惟肖，所以有人称梦响是半坡村的“金嗓子”，川主公社的“百灵鸟”、“小郭兰英”。梦响除了特别爱唱歌、会唱歌外，她还特别爱做梦。她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有时甚至连白天迷糊一会儿也要做梦，似梦非梦。但这是白日梦，往往破灭。人说，一个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响的“梦”，往往同她的理想、追求连在一起，也往往梦想成真，把一个一个梦想变成现实。所以，她后来干脆把“梦响”这个名字改为“梦想”。
半坡大队改田改土的基建队，不图梦响一口气能抡多少次铁锤，一天能打多少个放炮开石的炮眼，就希望她用歌曲、用歌声鼓舞改天换地的士气。除了唱歌，梦响在队里能干多少算多少，照例每天评七个工分。这个分数是一个妇女一天的完整工分，男劳动力一天评十个工分。
半坡大队改田改土的工地选定半坡五队。一是因为这里地形较好，大约三十五度的坡度，改后的梯田很醒目，很远就能看见。用公社党委贺书记的话说，连女孩子都知道，胭脂粉黛要擦在脸蛋上，不能打在后颈子上。打在后颈子上谁能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五队的石料丰富，开山劈石运输也较近。每个生产队抽二十个全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干活，半坡大队的大队长曾任这里的总指挥，因为是贺书记搞的“农业学大寨”的试点，他每周至少来参加三天劳动。上级规定，干部参加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每年不少于一、二、三，即县里的干部每年不得少于一百天，公社干部不得少于两百天，大队干部不得少于三百天。
梦响第一天来到的工地，正遇上公社贺书记参加劳动。贺书记一看见梦响，就半邀请半命令似的说：“梦响，唱一个，给大家鼓鼓劲。”
梦响清了清嗓子说：“唱歌是我的业余爱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经常左声左调，如果不嫌吵着大家，那我梦响就在贺书记和大家面前献丑了。”说完，梦响又清了清嗓子开唱：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下边……
梦响刚刚唱完落音，贺书记就带头鼓掌。梦响兴趣正浓，开口问大家：“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原唱是谁？”青年农民殷智马上抢着说：“歌名叫《敢教日月换新天》，原唱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殷智是高梦响一个年级的同校同学。
梦想更来劲了，以表扬的口吻说：“非常正确！那好，我再给大家唱一首《一花引来万花开》。”唱完后，梦响歇了歇，在桶里舀了碗茶水喝，润了润嗓子。贺书记放下了抬石头的杠子，走到梦响面前询问起梦成的情况，表扬梦成是个好姑娘，说梦成的离开是半坡村和川主公社的遗憾，并希望梦响扎根农村干出成绩。梦响对于贺书记的鼓励和希望，未做任何表态，只说了声：“谢谢书记！”
贺书记回头叫大队长下令让社员们都休息十分钟，趁社员们都放下工具，坐下来休息喝水的时候，梦响又站起来说：“大家辛苦了！现在我给大家再唱一首《公社是棵常青藤》。”说完，梦响照例清了清嗓子，唱到：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
刚刚唱完，第一个带头鼓掌的又是梦响的同学殷智。殷智说真不愧是“小白灵”，“第二个郭兰英”。贺书记也夸梦响不但唱得好，而且歌声特别有感情，对人民公社的感情非常深厚。贺书记回头对大家说，梦响带着深厚的感情赞美人民公社，我们大家都要带着感情赞美和热爱人民公社，我们大家更要带着感情搞好农业学大寨，吃苦耐劳搞好改田改土，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不知是贺书记的火线号召起了作用，还是梦响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力量，上午的后半晌社员们干得非常卖力。过去六个人抬的石头，这一下四个人就抬起走，而且步子比较轻快；抡锤打炮眼的锤声，比往日更响更有力；挑土回填的妇女们，簸箕里的土冒起了尖尖，装得更满……不知不觉，收工的哨子响了。
社员们散去了，工地安全员又吹起了口哨，挥舞着小红旗，大声喊着：“马上放炮了，请赶快离开工地，注意安全。”口哨不停地吹，小红旗不断地挥，四面严把进出关，另外还有三名专门听炮声、记数量的安全员，以做到万无一失。
当天上午，有十二组人分头打好炮眼，灌满炸药、雷管，然后装好导火线，再让安全员检查一遍，确认安全后才发令点火。当天的这十二炮，由王开华和余永忠两人执行点火，每人负责相邻的六个炮眼。点火前还要观察各炮眼之间的分布，设计好点火人员的撤离路线，以保证用最短的时间撤离到既能观察爆破现场，又能保证人员安全的地方。随着安全员的一声令下“点火”，王开华和余永忠手脚麻利地分头点燃了各自负责的六个导火线，全程用时不到十秒。四分钟过后，爆破声先后响起，尘土小石在各自地点分头开花。安全员异口同声地数着爆破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但就是没有第十二声。三位记数安全员和两位炮手一起核对，准确无误只响了十一声，而且通过观察，应该是王开华负责的其中之一没有爆破。大家焦急地等待，一分钟过去了，仍然没爆。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响。这时的王开华就准备去现场查看，被安全员制止住了。十分钟过去了，大家都认为成了哑炮，不会再响了。但是，哑炮必须排除，不然始终是隐患，会影响下午的所有工种的进度。王开华小心翼翼地朝哑炮走去，其余四双眼睛也紧盯住哑炮，谁知王开华离哑炮不到三米远，哑炮突然爆炸了，几个人听到一声“哎呀”，见王开华倒在乱石堆中。听到工地上的喊声和哨子声，贺书记和另外三位参加劳动、在五队社员罗先林家搭伙的干部还没吃午饭，就赶紧跑向工地，不少人也都跑往现场。王开华头中石头受重伤，他看到贺书记到场，手指爆破方向，艰难地说：“贺书记，哑炮，哑炮……”就昏迷了过去。
贺书记指挥组织绑担架，六个壮劳力分成三组换班抬，火速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他本人跟在担架后面小跑，一方面随时关注王开华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他到医院做个住院担保的“人质”——工地哪里能凑够入院治疗费，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救人要紧。二十里的山间小路，人们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跑到，急诊抢救室的医生，闻风而动，发现病人已奄奄一息，还未来得及手术，就停止了呼吸。医生结论：“病人死于大脑中枢重创。”
去医院的路上，社员抬得快步如飞。回来的路上，大家觉得担架越来越重，脚步越来越慢。当地有种说法，抬死人会越抬越沉，其实这是一种心情沉重而引起的感觉。
人被抬到王忠厚的房前院坝，老两口一下明白了结果。王忠厚一下瘫在地上，老妈一头扑向儿子，哭得换不过气来。王燕一边哭喊“弟弟”，一边扶着老妈。哭了一会，老妈突然掀开王燕，扑向大队长，要同大队长拼命，两手不停往大队长身上扑打，“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好端端的儿子，被你弄去学啥子大寨给爆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命这么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边哭边用头往大队长身上碰撞，大队长含着眼泪，小声地回答：“周伯娘，我也没想到呀，我也不愿意呀！”
王开华的母亲姓周，但村里人只知道她姓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记工本上的名字是“王周氏”。她说她的命苦，的确是够苦的了。她说她从大巴山的城口县走出来，但为什么会出来，她没有说，叫什么名字她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姓周。她嫁给单身汉王忠厚的时候二十六岁，老公比她小三岁。结婚没有仪式，也没宴请亲朋。对她来讲，结婚就等于一男一女一起生活，过日子，养儿育女。她没有文化，但能吃苦耐劳，家务活她全包，自留地的挖地、种菜、挑粪、打柴全是她，完全同老公颠倒了位置。她对老公的要求几乎就只有“播种”生孩子这一件，老公也自然落得清闲，甘愿当家庭闲人，一切听老婆安排摆布。结婚第二年，二十七岁的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谁知没过七天，孩子不明不白地夭折，对他们打击很大。但他们自我安慰，能生第一个就不愁没有第二个，反正人还年轻，可以一直生下去。随后的七八年中，她又连续生下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可是每个最长的只活了三个月，都因这样那样的病，死了。命，的确是够苦的。直到三十六岁时，王周氏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女孩，居然突破了前面四个孩子，活过了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两岁。这个孩子就是王燕。就在王燕生出来不久，或许是长年累月的过度劳累，或许是营养不良，或者是卫生习惯等原因，王周氏突然得了“子宫脱出”病。
医疗上称“子宫脱出”，但在开州县大部分农村妇女中，称它为“茄袋掉出”。她们不知道这种器官学名字叫“子宫”，因为它的形状像农村地里长的茄子。但是她们都知道，这个“茄袋子”关系到生孩子。没有这个“茄袋”，女人就不能生孩子。
王周氏的“茄袋”，十天半月就掉出来一次，既烦人又恶心。王忠厚劝她到公社医院去医治，王周氏说：“看什么病，农村妇女好多都有这个毛病，有什么稀奇的。你到医院去，就给你一刀割了了事，他们割还不如我自己割，自己割还不花钱，我们哪里有钱去割这个东西呀。”“他们割还不如自己割”一句话，吓了她老公一大跳，“别蛮干，弄得不好要自己的命。”王周氏回答道：“我们农民的命比较贱，没有那么金贵，不容易死。在我老家城口，就有女人自己割掉的，就没有死。那个东西不是要命的东西，只是生孩子起作用，有它无它死不了人。你看农村劁猪劁牛劁羊，割了一坨肉不但不死，反而还活蹦乱跳的。就是死了，没什么不得了的。该死命归天，不死再过年。不过，我现在也不想割掉这东西，我也不想死，我要留着它，一直留到生个儿子，为你传宗接代。”她还安慰老公：“这个病不会有生命危险，听说是个‘富贵病’，只要多休息，注意营养，就不会出大问题，今后你就多做些家务，我争取给你生个儿子。”心情放松，目标明确，不久王周氏又真的怀上了。她高兴地告诉老公，根据自己过去怀男怀女的反应，估计这次准会是个男孩。九个月后，王周氏的肚子果然争气，真的生了个男孩，取名“王开华”。
盼到了儿子，一向不做家务的王忠厚也勤快起来了，知道心疼老婆了。但王周氏的身体越来越差，“茄袋”掉出来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她很烦、很痛苦，但不愿意割掉它。她担心儿子会再出问题，还要把“茄袋”保存下来，以防万一。但是，这“茄袋”随后三天两头就掉出来，每次掉出来后她就自己用手把它塞进去，很痛苦，身上衣裤就没干过。王周氏一天天地熬日子，一天天地盼儿子长大，度日如年。一天下午，王忠厚到生产队去劳动去了，王周氏在家砍猪草，“茄袋”又掉出来了。她很烦，心想：儿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留着这东西还有什么用，也许留着它也生不出孩子了。她横下一条心，左手拉着脱出来的“茄袋”，紧紧地贴在砍猪草的木墩上，右手拿着锋快的猪草刀，咬着牙关一刀剁下去，“茄袋”如愿分家。还好，没有想象中的痛苦，还没有生孩子痛得那么凶。老公回到家，她只称有点不舒服。她连续睡了五天，第一次得到了老公的全面伺候。五天后，她从床上爬起，淡淡地对老公说：“我把那东西剁掉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王忠厚差点被吓瘫，狂吼道：“真是从大巴山里出来的人，竟然如此野蛮！”
确实有点野蛮。要知道，医院切除“子宫”和家里剁“茄袋”，完全是两码事。可以说，这是不懂科学的“野蛮”，贫穷逼出来的“野蛮”，是贫病交加的人于山穷水尽中的最后赌注。贫穷和野蛮常常是相伴而行，甚至是双胞胎、连体婴。与其在无奈中等死，不如在冒险中寻求绝路逢生。无论是说农民的命本来就很贱，还是说王周氏的生命顽强，都不是牵强附会。
确实有点野蛮。但就有不少像王周氏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野蛮中生，贫困中长，在野蛮贫困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王周氏冒着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儿子，不满二十岁就突然没了，这叫她怎么不悲痛欲绝，昏厥过去。贺书记派人去叫来公社卫生所的医生，输了葡萄糖，打了强心针，老娘才慢慢苏醒过来。大队长把自己家里的木料捐出来，请木匠赶制了一口棺材，将王开华埋在自家房屋旁边。为了安慰王开华的妈妈，贺书记又把梦响叫来陪伴照顾。同时，贺书记还宣布：公社条件有限，挤出一百元钱做慰问金，补贴一千个工分，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分记。男劳动力每天是十个工分，一千个工分就相当于补贴了一百个劳动日值。大家知道，贺书记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贺书记还表态：“我会经常来看你们两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求大队长和生产队长，今后要多关心两位老人家。
处理好王开华事故的第二天，贺书记又专门来到半坡村改田改土工地，召开了全体社员的安全大会，要求各个环节都要把好安全关。大会结束后，贺书记又召集了半坡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各队队长和党团员会议，分析和排查这起事故存不存在人为破坏因素。大队长很肯定地说，应该不存在人为破坏的因素，工地有两个地主分子和一个富农分子，就连地主和富农的子女，都没让他们靠近重要工种岗位，开山装药放炮的事，更不会让这些人沾边。贺书记接着说：“没有就好，我们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第一是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二是牢固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贺书记要求大队长安排人在工地旁边，增加一条标语，写得要醒目，内容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再强调一下，千万不要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贺书记又叮嘱到。
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同时表态：“我们坚决按贺书记的指示办。”
不久，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召开，重点县的大队支部书记都赶到现场“开眼”，上万人到昔阳大寨，声势浩大。半坡村党支部书记佘明夏，也参加了万人大会。会上，要求层层树典型，层层搞现场会，用典型引路。开州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参观点，自然就选在川主人民公社的半坡工地。其理由一是这儿搞得较扎实，有声势，有成绩，有经验；二是此地离县城不太远，方便出行。但考虑到开州县是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一百〇二个公社、一千多大队的大县，县区社和大队干部合计超三千人，现场条件不允许同时参观，就分为上下午两批进行。现场会由县委张书记亲自主持和带队。
公社贺书记接到县委办公室的书面通知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自己搞的农业学大寨的试点，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紧张的是，还有的公社比自己搞得更好，只不过是川主公社离县城近这个优势才被选中。如果被人挑毛病，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叫作“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会得不偿失。怎么突击上台阶，只有五天时间，当然不可能马上再造几条像长城那样蜿蜒迂回、高大、雄伟的梯田石坎。他想去想来，想到了自己过去在县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的优势，觉得可以用舆论占领先机。
贺书记决定除了抓紧完善施工，在宣传上还定了几条。他把公社的三位副书记、三位公社主任带到现场规划和布置：第一，在南山坡上再书“农业学大寨”巨型标语，每个字要求十米高十米宽。还要求，字不能用石灰写，石灰字容易被雨水冲掉。要用白色油漆写，这样既不会被雨水冲掉，又会借阳光而更加醒目耀眼。第二，在参观沿途再增加一些标语口号，如“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重新安排山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超黄河跨长江，三年川主大变样”，还有别写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梦响挑大梁的宣传队还要增加几个唱得好的姑娘，尤其要练好《敢教日月换新天》《一花引来万花开》和《公社是棵常青藤》等歌曲。第四，参观那天，坚决不能让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女到现场，还包括个别思想不好的社员，哪怕是贫下中农社员，最好也不让他们到现场。贺书记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去办。
正准备散会，贺书记突然想到征求公社其他几位领导的意见。公社姜主任说：“我补充一点，那就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在石壁上写标语，不好操作，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不要刚刚处理完王开华问题，马上又出事，不好向上级交代。”贺书记马上说：“姜主任强调的事很重要，上去的人一定要系好结实的安全绳，确保万无一失。另外，在写字前一定要用铁铲除苔藓，用水冲净泥沙，油漆字才能粘得住，粘得牢，不说一劳永逸，至少让它管上十年八年。还有‘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大字，每个字之间的间距，上下高矮都要协调、美观、霸气，要体现我们川主人的风格和气魄。我看最好还是到县城去请个写字的高手。我想想，是不是把四队的回乡知青向梦学抽来，在参观沿途路边再多写一些标语、口号。”
似乎各方面都比较周到了，贺书记才宣布，进入迎接参观团工作的倒计时。
参观那天，县委张书记来得最早。张书记大学毕业先到县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后来下去当区委书记，不到四十岁就当县委书记，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书记。他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务实能干。山上不通公路，小车只有停在山下，他第一个快步上山，其他几位领导也相继而到。
随后，来参观的大队伍到来了，铺满了半个山坡，有赞叹的，有心底佩服的，也有个别私下挑毛病的——“面子活干得不错，细看是‘马屎面上光，里面是粗糠’，梯田石坎高大壮观，但里面回填没有夯实，遇到大雨里面包着烂，容易出大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大部分参观者都满意而归。县委张书记也是大加赞赏。贺书记和川主公社的一班人，也觉得向县委交了一份农业学大寨的及格答卷。
全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刚结束五天，贺书记接到县委转发的地委文件，批准任命他为开州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全县农业学大寨工作。
贺书记离职就任前，没有忘记去看望王忠厚、王周氏老人，还到王开华的坟头转了一圈。随后，到他蹲点的工地，向战天斗地的社员们告别。他看到了梦响，鼓励梦响：“好好干，有事就到县委来找我！”
接任贺书记的是廖书记，刚刚三十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他心里在想：农业学大寨是锻炼人、成就人的地方，我一定向贺书记学习，好好大干一场。廖书记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半坡村的工地上，抬石、打夯、钻炮眼，样样都卖力。
没干多久，廖书记突然有所“醒悟”：贺书记是靠农业学大寨起家、发家，靠人造梯田筑起当官台阶的。我如果再在这个地方干下去，充其量只是在为他写续篇，我走别人的老路，还有出息，还有出路吗？我不应该因循守旧，我应该开辟新的战场，另辟蹊径，搭建新的平台，实现殊途同归。他请了几个“高参”出谋划策。有人说，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主席还亲自制定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可见水是多么的重要。梯田梯田，无水怎么能丰收；水田水田，没有水哪有田。有了水，才能旱涝保丰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还有人给廖书记介绍，花园水库早在大跃进年代就设计、规划好了，还是县里确定的骨干项目，只是缺乏人力、物力，特别是缺乏资金，才没敢轻举妄动。而今，你廖书记能借农业学大寨的东风，敢上敢干，政绩可以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功德无量。
十天后，一支由一千一百多人组成的建设队伍，开进了花园水库工地。当地的农户，家家户户都挤满了人。农户家实在是住不下了，有的只好搭工棚，有的干脆住岩洞。
报到的第二天，公社逐连逐营验收人员，居然一个不缺。有人称赞廖书记的魄力，可有人私下说，老百姓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不希望廖书记的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的头上呀。
仓促上阵，一切较乱。农家堂屋打满地铺，猪圈棚上搭几根木头就住人睡觉。更要命的是，人多上厕所就困难，难有男女之分。男人们可以到处撒野，可女人们的脸皮没有那么厚，要不就得走很远去解决，要不就憋得活受罪。值得佩服的是工地炊事员，能把水烧开、加点盐巴做成人人欢迎的透明“玻璃汤”。玻璃汤的本事固然值得称道，但最值得佩服的是能把民工自带的大米、玉米、豌豆、胡豆、红苕、洋芋等，煮成互不侵犯的“百家饭”，可不是一般的本事了。
尽管如此差的生活环境，如此大的劳动强度，民工们依然扎紧裤带，开山放炮、抬石备料、挑土填方、拉磙碾坝，挺起身子苦干、苦熬，都希望能改变当地贫困的面貌。从开工到年底，水库已经现出雏形，民工们也盼来了五天的春节过年假。可是，许多人没有欢乐——不少家庭成了“倒找户”，特别是到梯田工地、水库工地工分高的民工，干得越多倒找得越多，还要拿钱到队里取人。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找到公社廖书记评理。廖书记细心地解释说：“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业学大寨的工分也要拿回队里参加分配，支出大、收入少，粮食只够吃，又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卖钱，各种亏欠只能摊在劳动工分上。”倒找户代表之一的王三娃这一下毛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越卖命越倒霉，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还要倒找钱，老子不干了，大不了不要我当人民公社社员，开除我当农民！”廖书记准备给他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攻击人民公社的帽子，可是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理由，终于没有说出口来。
随后，王燕也拿着倒找款的条子找到廖书记，说：“我弟弟排哑炮被炸死了，是贺书记给家里补贴了一千个工分，表示安慰，现在拿着这一千工分，还需要倒给生产队一百元钱，从来没有听说过丢了命还要倒找钱的。现在这一千个工分我们不要了，还给公家，反正我们活人没有钱给，你们就去找死人要吧！”
廖书记一时无语——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他明白，他要稳住，缺口一旦打开，他的工作将无法开展，他的前途将会是一片黯淡。他决心继续大胆往前走，目标既定，一往无前。过了大年，正月初五花园水库准时开工。
就在贺书记离开川主公社的第二年夏天，连续下了三天暴雨，洪水汹涌而来，冲垮了近半的梯田石坎，带来土石泥流，填满了半坡一队、二队的近百亩良田好地。
一个好端端的改田改土的农业学大寨的战天斗地的壮举，又变成了挑沙去石、恢复良田好地的生产自救。廖书记心想：你贺书记干了个政绩工程就跑了，拉下一摊屎让我来擦屁股，算我倒霉。但想他马上意识到：单是作为前任，我可以不管贺书记搞出的这摊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是我的顶头上司，出了他的洋相，今后我的日子能好过吗？再说，如果不尽快恢复田地，无法种粮，来年几百人只能喝西北风，我这现任书记逃得脱责任吗？
农民说这是“山上劈石开荒，坝下田地遭殃”，干的是得不偿失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