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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时的这些经历，财富一般保存在童年的记忆里，直到多年以后依然是我炫耀的资本。更为可喜的是经过这一年的锻炼，我已经具备上学的条件了。
本来我是应该七岁上学的，父母已经把我送到了学校，因为年纪小需要有个测试。结果是写“1”并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接下来要我写“2”时，我就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来了。
于是老师对父母说：孩子太小，明年再来吧。
这样我才是八岁开始上学的。说来也神奇，经过这一年的东游西逛，给我带来的竟然是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多年的罗圈腿不见了不说，更是无师自通，不但能顺利地把“2”写好，口齿上也能把“六”和“肉”分得清了。
1976年的初秋，我背起崭新的书包正式上学了，大院里和我一起上学的还有赵伟、徐连军、星卫东、王艳、王英丽、刘颖、徐卫彬，而且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分在了一个班里。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细高清瘦的中年女性，姓刘，一向以严厉著称。她那大而有神的眼睛几乎可以做到明察秋毫，只要她往讲台上一站，不及说话，先用那凌厉的目光将全班的同学扫描一遍，威严之下，便先让我们这些新生的心中生出了许多莫名的敬畏。
然而一般来说，再严厉的老师，通常也不会对她喜欢的学生下手，因此我倒很少有这方面的顾虑。
新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两个月，一天课间，不知何故我和另一个班的头上有着自来卷儿的孩子起了冲突。最初可能只是玩耍时无意的肢体接触，互不相让的结果最终演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撕扯扭打，直到上课铃响，双方才停了手，各自回到自己的教室。
此时，我整个人的状态已经不能单单用一个“狼狈”来形容了：蓬松而乱耸的头发下面，水一道儿泥一道儿地流淌着浑浊的汗水，错敞的衬衫里，隐一半儿露一半儿的是气喘嘘嘘下起伏不定的胸膛。如果仅仅是蓬头垢面，倒也算了，最要命的是脚上那双半新不旧的解放胶鞋竟然还弄丢了一只。
就这样，我一步一颠地走向自己座位的时候，刘老师忽然把我叫住了：“李志宏，过来，过来，怎么回事这是？”
不等我开口，旁边的同学便开始七嘴八舌地向老师讲述事情的经过。
“谁？哪个班的？走，走，我领你找他去！”
看得出刘老师的情绪很激动，她根本等不及听其他同学把话说完，便一把拽着我冲进了隔壁班的教室。
隐藏在教室深处的“卷毛”，自然是逃不过刘老师的火眼金睛的，不过此刻卷毛的情形比我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但他的老师却远不像刘老师这么愤怒和激动。
“说，为什么打我们班的学生？！”
还没走到人跟前儿，刘老师便向对“卷毛”发出了质问。
很显然，卷毛已经被我们老师的气势吓到了，但他依然磕磕巴巴地替自己分辨：“他······他······他也打我来着。”
“胡说八道！”刘老师本想再向前一步，却被卷毛的老师抢了先，“刘老师，消消气，消消气。”
可能是刚才太过性急，乍进教室的时候，刘老师竟然忽略了她的同事！这会儿，她转过神儿来，用手指着我对她的同事说：“这是我们班最听话最老实的孩子！你再瞅瞅他，跟个二流子似的。”
如果单从模样上来看，我们老师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卷毛”不单是一头天生的自来卷弯里弯曲的颇不符合主流的时代审美，漆黑的面膛以及那滴溜乱转的小眼睛跟好人的样貌更是相去甚远。
容貌对比之下，卷毛的老师似乎也觉得自己这面确实是“理亏”了：“知道，知道，看都看得出来，刘老师，别生气，这孩子我来教育。”
话已至此，即便刘老师有再大的本领，也不好在“卷毛”的老师面前施展，她最后对“卷毛”说了一句“赶快把我们鞋找回来，不然就让你赔！”然后便带着我出来了，走到门口，她又和她的同事说：“不行就把他的家长找来！”
事后究竟“卷毛”有没有被叫家长，或被他的老师另行教育，我都不得而知了，反正我的鞋是确实给找回来了，这样一来，我方的损失也就降到了可控的范畴之内了，你说，这算不算是我赢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