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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结束后，国家的形势忽然间一片大好。老师时常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绘美好的明天：等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干活儿都不用人了，种地也用机器，我们就在屋里按电钮；到了2000年，到那时······
1976年，8岁时的我，感觉“2000年”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完全是想象力达不到的边际。尽管没什么依据，我对老师的话依然深信不疑。
怀着对共产主义的深切向往，上学不久我便加入了“少先队”。在我们班，我是第一批入队的，筛选的标准大概是成绩好且又听话的学生，赶巧这两项我全占了。虽然拿到手的只是一块三角形的红布，但毕竟那是我所获得的第一份荣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家长只要把孩子送进学校，一年交上两块钱的学费，大多就不会再有让你操心的事情了。等到事情过去之后，有的家长便逐渐地开始关心孩子的成绩了，我的父亲算是其中之一。
哥哥姐姐比我早上学几年，成绩一般。爸爸看到他俩智力平常，又没有想学好习的愿望，便勉勉强强把责任都推给了社会，等于是主动地放弃了弥补和挽救的机会，而把余下的精力全都放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父亲常常和我们说起他自己年轻时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够上大学，这无疑是他这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了。而等到我上学之后，他算真正看到了希望。但不幸的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让他这个愿望足足又延长了三十年！这且算作是后话了。
说起来，这并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错误，我在小学期间的任何阶段，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亦或是亲朋都无一例外地觉得我是一颗大学的“苗子”。但是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大学苗子，所得到的特别栽培也不过是：考的好了给两毛，考的不好给两脚。
还好，那时我以我的一向颇为稳定的成绩，不但避免了很多挨踢的可能，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玩的机会，无论学校还是家里，都是如此。
说到这里，我应该先介绍介绍我的母校了。
烟筒山中心小学如她的名字一样坐落在镇子的正中间，东南西北四趟儿红砖瓦房围成一个操场，加上外面的大墙，整个学校便形成了一个“回”字的形状。因为地势低洼，夏季操场常有积水，学校几乎每年都号召学生交炉灰。而到了冬天，教室的中间会放上一个大铁炉子，由专门的烧炉工负责。于是也便有了这样的脑海里常常挥之不去的画面:安静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师讲课，忽然房门一响，只见烧炉工拎着炉钩子大步从外面走进来。她通常不会与任何人寒暄和交流，只管快速来到炉前，勾起炉盖儿，然后就是一顿勾和捅······迎光而望，泛起的灰尘瞬间便淹没了整个教室。
这时老师早就一声不出地躲到了一边，同学们也纷纷拿起书本对自己的头面进行遮挡。待尘埃落定，还要对那本已斑驳又落满灰尘的书桌进行一番清理。干净点儿的学生，书桌里会准备一块抹布，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同学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书本、衣袖甚至是嘴此刻都变成了清理工具。
通常的情况，倘若班级人数不是奇数，那么就注定是两个人共用一个书桌，同样，板凳也是俩人共用一条。座位自然是由老师指定，不过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同桌不同性。
男女生同桌，如果换成现在，那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福利了。可在当时，大多数孩子会觉得是相互掣肘。
既然是两个人共用一个书桌和板凳，摩擦有时便不可避免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没有打破这样的封建规则——那就是男女生平时互相都不说话。
那个年代，条件就是那样，老师和同学都不以为意。旧的教室、旧的桌椅、旧的思想、旧的传统，似乎可以这样说，整个教室，除了伟人的画像，再没有哪件东西是新的了。噢，不对，在我们上学的那间屋子里，更新得最快的是老师手上的教鞭。而造成教鞭频频损坏的原因，多半是那些调皮捣蛋亦或不会做题的学生。
应该说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惩戒学生的方法还是蛮多的，但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其实还是教鞭，至于其它像粉笔呀，钢笔帽呀，这些小玩意儿那只不过是顺手，其威慑的作用甚至赶不上揪耳朵和猴腚（这个猴腚可不是猴屁股，专指用中指关节敲击头部）。
从我们老师对教鞭的使用上，我现在可以分析出她对于物理知识应该是掌握地相当不错的。一条长方形的教鞭，她通常都用窄的那面去敲击学生的头部。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事实是，那些经常挨打的学生，他们就是用自己坚硬的头骨，迫使老师隔三差五便要更换教鞭。
这就说到了身体素质，时代在不断进步，现在的物资已经极为丰富了，生活条件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倍。可眼下孩子们的身体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别的不说，感冒发烧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你到医院诊所去看吧，哪儿哪儿都是吊瓶！
在七几年的时候，如果见谁住进医院挂了吊瓶，那几乎就可以断定他（她）已来日无多了，周围的人多半也会肃然默立，哪像现在这样谈笑风生的。
不过说到我上学的时候，还真得过一场病，应该是九岁那年，大叶性肺炎。打了近一个月的屁针——青链霉素。给我打针的就是徐卫彬的妈妈，我叫徐婶。徐婶虽然就住在我们隔壁，打针却依然要到医院去，多数时候是妈妈领着我，她可能是怕我不听话，带我去医院的时候常常要额外再带上一本小人书。而那小人书的情节多半是抓特务的居多，更离奇的是好多的故事讲的都是小孩子在和特务们作斗争，而且最终还取得了胜利。相对而言，似乎还是那时的人好糊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生病的那段时间，父母没有让我去上学，于是乎我又变得无聊起来。一日，落雪，我便一个人拿起笤帚在院子里扫起了雪。正巧这时爸爸下班回来，我本来是渴望得到一番表扬的，不想却遭到了严厉的训斥。现在的我自然是懂得爸是怕我在外面扫地导致病情加重，而当时的我却是觉得十分地委屈了。
事后来看，我的扫雪行为并没有像爸担心的那样，使病情加重，我的肺炎反而是渐渐好转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一个月的青链霉素，药效竟持续了二十多年，从那以后到我三十岁之前，别说什么发炎发烧，就连一场普通的感冒也没再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