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乔老师校对了几个月的稿子,有一天,他把我叫去,给了我一页两面纸的稿子,让我改一下,作重要稿件发表。我拿回办公室一读,这篇稿子既不是教育思想的稿子,也不是教学稿件,孤单单的两面一页纸,仅记录了一个数学教案,还有一些罗嗦拉杂的话,索然无味,这稿子怎么改?可这又是乔编辑给我的第一个“改稿”的活,如果直接回复“改不了”,岂不是举手投降承认无能?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篇“特稿”读了又读,希望能勉强找到亮点,把它“发扬光大”作“特稿”。心里也嘀咕,难道就没有更好的稿子作“特稿”了么,可没有多嘴敢问。
这篇稿反复阅读了好几天,下班了还在想怎样让它华丽转身当“特稿”。就在第三天快睡觉时,突然想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个案例不够精彩,就是没有一个更糟的来跟它比较,它那些拉杂罗嗦的话里提到了“教学思想”与“教学误区”,这篇文章篇幅、思想都离“特稿”太远,只有编辑扩充,才能变成在思想、案例方面够上“特稿”的份量,可如何在“思想”“误区”方面扩充、搭框架才能让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案例发挥作用,又是一阵深思,想到半夜才迷糊睡去。
早上很早到办公室来改这篇“特稿”,到快下班才搞完,改完后的稿子字数扩充到五千字左右,原来的那篇只有一个廖廖几百字案例,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的“再创作”。又花了一天的时间修改完善,本来把自己署为第一作者,那个案例贡献者排第二。后来想想,把乔老师的名字加上去列为第一作者,自己第二,案例贡献者成“小三”。到什么位置都需要遵守规则,饭碗都是人家给的,当“小二”也是顺理成章。
稿子交了过去,乔老师在作着什么事,“放那吧”。
“乔老师,我经验不足,稿子还请您多指点。”我惴惴地说,虽然自己对稿子很满意,但在别人的眼里它是什么样,还不清楚。他点点头,我把稿放在他桌上就退了出去。接下来几天心情都颇为忐忑。虽然只是篇五千字的特稿,可毕竟是自己的心血之作,当然希望自己的“教学处女作”得到他人的肯定。
过了三四天,在上班的电梯口,碰到了乔老师。“稿子我看了,怎么写成那样,根本没法用!”我立刻换上洗耳恭听的谦逊表情,幸亏没有第三人在场,感谢老天如此照顾我那可怜的自尊心。“这怎么得了,配一个没有教学经验的部聘编辑,写稿一窍不通,看来也只能看看校对……”电梯到了,各自进了各自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心里不知想对自己判刑多少次。只要一静下来就开始忏悔:从小学时代开始,忏悔自己为什么懂事晚,别的孩子知道认真学习得老师表扬我却还是“假小子”般一个劲地上蹿下跳,读初中虽然成绩好却对社交一套嗤之以鼻,弄得自己没有几个朋友,高考为什么要发挥失常只能去上一般院校,考研为什么会只差十分不能上线、大学期间为什么没有先见之明去看看附小的老师怎么上课、读几本教参教改以致于今天被人嫌弃……
知道忏悔无用,要赶紧亡羊补牢,尽快去看资料弥补短板,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社里的图书室看各类的教参教育杂志。各地的教育杂志大同小异,前半部分谈教育、后半部分谈教学,教学又分成语数外史地生各科教学,像个大杂烩,真正有用的小学数学教学文章廖廖无几,真有几篇,自己潜心研读,也并不认为高明。回想自己小学数学学习经历,数学的九九乘法表、四则运算、一次方程式,老师都是让孩子们一个一个背诵过关,再加以反复练习让学生掌握。这种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严厉却十分管用,中国的小学生在这种严格训练下几乎不可能在小学毕业后还不会四则运算和运算较为复杂的数学应用题。
我记得曾看过翻译过来的教学评论文章,批评中国的教学尤其是数学,教学内容过多过难,初中以上的教学内容90%成人的日常生活就基本用不上了,中国孩子学得太苦太累,不像西方的小孩,到初中才教分式和方程式,小学数学基本就是玩、学习内容没有这么多。这些是在宏观层面批评每学期教学内容设置的合理性,这个观点比较新而且还得到过“素质教育”拥趸者的拥护,貌似合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90%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用不到,不说这个90%比例如何得来十分可疑,首先这个“成年人”的概念就值得推敲,成年人的职业不同会导致他的职业要求对数学的运用程度就不同,不能把“成年人”的数学生活要求只降低到日常柴米油盐的计算。其次,数学作为一种煅炼开发智力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比他更有效,数学的逻辑、推理等思维方式也一并作为数学知识的学习运用潜移默化地被学生掌握、吸收、并无形地运用到他的成年生活中,怎么能说无用呢?国际上无数次测验、教学评判不都证明中国孩子比西方孩子聪明、基础知识掌握得更为牢固吗?被批评整个国家创新不足,那不能直接推定基础教育是失败的,而应该在社会制度层面探讨缺失,没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创新谁知道会是什么鬼玩意?现在西方的学者不也有人认为,西方的小学教育内容太少,严重耽误了孩子的黄金学习期,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加餐”吗?
就教学方式来说,现在“素质教育”推行,强调“快乐学习”“玩中学”,放慢了学习节奏,但教学内容却没有减少,这无疑是一个矛盾。而“探讨式教学”将四个或六个孩子分成一组,一节课花十几、二十分钟让孩子们在闹轰轰地环境下叽哩哇啦、像模像样地讨论,讨论了啥不知道,最后再让一两个孩子“汇报”讨论的结果,这讨论的结果真是“讨论”得来的吗、还是老师早有交待的“表演”?答案其实不言自明,我小学时也上过这样的公开课,内容是老师讲过好多遍的,连公开课都是推演过很多遍的,连哪个学生回答哪个问题都已事先安排好,为的是在专家面前表演不要遇到突发状况。这样的表演课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存在,还作为优秀课案例发表在杂志上,真有点匪夷所思,从内容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思想我都没有看到多少高明。
这一想法刚一冒头,就遭来自己地狠狠批判:真是蚊子藏尖装飞机,黄毛丫头扮专家。才自己一篇稿子被人批得一毛不值,这会还清高地看不上别人发出来的专家稿,眼光有问题吧。又去虚心地把专家稿学习一遍,还是无法说服自己改变当初的看法。只能总结出这一做人教条:在当下探讨式学习风头正盛的时候,自己只是一名部聘编辑,毫无发言权、仰人鼻息,与其不和谐地发出噪音,不如多唱点主旋律的赞歌,什么流行发什么,虽然与自己的主观意志相悖,却是不二的生存法门。多看看现在的杂志特别是京沪广出的教学期刊就知道教学界在流行什么主张,跟着流行走就不会错。没有创新?生存才是王道。
果然,自己内心总结的生存之道发挥了作用,试着推荐了几篇内心极看不上的“探讨式教学”的文章被乔老师留用,没有再被直接退回来,更没有引来“一窍不通”的批评,自己暗下松了一口气,紧绷的弦算是松了一松。
新一期杂志的校对发下来,进入校稿的工作日程,一看目录上面有那篇被批评为“一窃不通”的我曾改写的文章,不禁一阵内疚,一定害得乔老师辛苦编辑批改,可要好好学习前辈的工作方法。
阅读那篇文章,我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