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须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而严厉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流，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导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们所接受。因为自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火，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财政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像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因而新政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力，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复苏的新局面。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家被满门查抄，凡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立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亲自上阵的无奈皇帝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中旬，光绪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变法可能遭到太后的镇压，要他设法解决，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九十天前，光绪还意气风发。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行径进行了揭露。从这一时刻起，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光绪在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增强了变法信心，而且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定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中南海的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角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害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于是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纵于慈禧一人之手。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变法就要亡国。于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一次运动。《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官僚体制，实行所谓新政，那就像清风吹泰山一样无济于事。
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要亡国。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然而大清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考察康有为，其中翁同■是光绪的老师，主张变法。他把康有为的答词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见解和抱负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纵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围绕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整治光绪。这种做法，比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成功指日可待了。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会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免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虽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却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
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都主持了国家的变法运动，成就显著。俄国、日本都在两代人之内富国强兵，变为近现代国家。同样是皇帝，中国光绪落得被软禁的下场，并一直到死不得自由。皇帝也变不了法，为传统中国变法史打上一个悲怆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