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过自己的小生活，这样做的人被称为隐士。他们与众不同，逃离闹市，选择清静，可以悠然自得，也可以冷眼看世界。只是，到了今天，逃避的做法还是否可行，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与此，中国的酒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喝酒的人也能与逍遥、浪漫结伴而行，非常有意思。喝酒后，能吐真言，也能论诗文，这就是中国酒文化历史中的风雅格调。
隐士的政治洁癖
按照希腊传统，一个人只能生活在城邦中，积极参加公众生活，才算得完整的人。如果离开城邦，他的安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就算能够活下去，由于没有参加公众生活，也更加类似兽类而不是人。东方却恰恰与此相反，印度、中国都高度评价隐者，印度还要求隐者苦行。中国不那么过分，离群索居、甘于清贫就可以了。隐居被认为是脱离污秽的环境，保持自我天真的途径。
隐者的理想很早就有了。先秦就有形形色色的隐者，先秦的隐者多多少少还狂妄，也可以称为狂士。他们的人生实践，可能对他们的亲戚没什么好处，却对后来的我们有益，他们就是文化中的盐。
首先看看许由，他可说是千古第一个隐士。传说尧年老时因儿子不成器，便想找人继承他的王位。有人推荐了隐士许由。他就亲自到河南登封县箕山拜访，几次皆未遇。有一天，尧到嵩山巡视，忽听得山上的茅屋中有人在弹剑作歌：“叹彼唐尧啊，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岛啊，忧勤后土。说我明德啊，禅让易祖。我快乐啊，不看不顾。”意思是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哪里比得上做老百姓轻松快活。尧知是许由，寻声而去，找到了许由，请他出山辅政，并要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当晚就逃回了箕山。尧又追到了箕山，许由仍不从，并逃到颍水边，用颍水洗耳。这时，巢父牵着小牛来河边饮水，见状问其原因。许由说，尧要让他当帝王，玷污了他的耳朵。巢父说：“这都是你的不是。你若诚心隐居，何不到高山深谷藏起来？偏偏要到处浮游，高谈阔论，还用歌词去激尧帝。你在此洗耳，岂不把这清水河也洗污了，我的牛怎么喝得！”于是牵牛到上游去饮水。
比起帝王的荣耀，隐士更加在意自己的生存感受。如果人生目的是追求轻松快乐的人生，那么帝王确实不值得干，整天钩心斗角不说，还要参加一大堆的仪式，光是接见外宾都会累得不行。有句话说得好，做了三天叫化子，让做皇帝也不干。为什么，还不是在乎叫化子的那份自由自在，可以丝毫责任都不负担。细想起来，隐士就是政治领域的叫化子吧。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生性上看，许由、巢父他们都有洁癖，容不下一点肮脏的东西。分析许由、巢父，他们是认为功利之心就是肮脏的，听到权力的名称都是一种污染。
这里有个隐而不现的矛盾，从生命体验来讲，这种人连帝王都不愿做，那下属的官位更加不会干。仔细想想，一个不愿管人的人，多半也不愿受人管。这样才是真正不受地位的束缚，那就有一个问题。这种人不接受官员的管理，社会怎么容下他？
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赵太后原是赵惠文王的媳妇，她在老公死后主持国事，是个女强人。齐国使臣到邯郸拜会赵太后，赵太后问起于陵（山东长山县西南）子仲：“于陵子仲还健在吗？这家伙对上不尽人臣之责，对下不能治理国家，对外不能交结诸侯。他一心当隐士，躲在山里清虚无为，把百姓都引向了无所作为的歧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掉呢？”简单地说，子仲就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自外于政治秩序。
于陵子仲也叫陈仲、田仲，他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是战国时著名的贤士。其兄是齐国的卿大夫，封地在盖邑，年收入达万钟之多。
陈仲生长在贵族家庭，憎恨哥哥为自身荣华富贵出卖灵魂的行为，却又深感个人无力改变社会，便毅然与其兄决裂，去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
他先在沂山附近隐居，楚国国王听说他不愿在齐国为官，又学识渊博，便想重用他，派人携带重金来聘请他去为相。陈仲清醒地认识到各国统治者的本质都是一样不仁不义的，于是辞绝了聘请，退还了礼金。
后来，他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纠缠，带着妻子来到风景秀丽的长白山下的于陵，自己打草鞋、种粮食，甚至为人灌园维持生活，渴饮泉水，饥餐果蔬，幻想创造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理想世界。他奉行“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处世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于孟子在谈到他时，都不得不称他是“齐国之巨擘”。
于陵子仲有两个漫画般的故事，倒是符合他的个性和处境。
陈仲回家，妈妈请他吃鹅肉，并说鹅是自家养的，陈仲就吃了。刚吃完，他当大官的哥哥回家，看到他啃剩的鹅骨头，说：“你不是很清高吗？这是别人请我办事送给我的鹅啊。”陈仲听了，马上弯下腰，捏着喉咙把吃下去的鹅肉吐出来。
陈仲有一天饿得站不起来，院子井边李树下面掉了几个李子，被虫咬坏了，陈仲爬过去，把几个烂李子吃下去，才重新站起来。一个贵族混得确实惨点儿。
陈仲的姿态非常明显，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为此，他简直就活不下去，但仍不改初心。
陈仲和伯夷、叔齐一样，都是贵族出身。他们考虑的是深层的政治问题。伯夷、叔齐并非看不到周取代商，就现时来讲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权取代一个残暴的政权，是有益的，但是关键在于这样做法跳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且付出的代价不低，一是战争的伤亡，二是对政治道德的败坏。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的起源。贵族往往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政治的根本发生质疑。陈仲就是如此。平民不能参政，政治是贵族职业，贵族对政治的理解深刻得多。所以才出来伯夷、叔齐与陈仲等人。而他们看透政治以后，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居的道路。
有政治洁癖的人都选择隐居的道路，这又带来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隐士是政治领域的叫化子，隐士的存在需要政治上层的施舍，也就是说，只有格调较高的统治者才会欣赏隐士，容忍隐士的存在。隐士遇到刘秀算幸运的，遇到赵太后搞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最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政治上宣告隐士的破产，他宣告天下，凡是隐士不愿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一概杀掉，以免浪费粮食。
这又回到了希腊人的认识，确实人家聪明，他们的见识是对的，以隐士的方式争取自由是死路一条。只有努力奋斗过的人，才有资格享受隐居乡村生活的宁静，就像那些罗马元老一样。
富春江边的垂钓者
人们形容一个人心中有数，不慌不忙，常常说他“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其实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隐居渭水目的是为了钓到大鱼周文王，等大老板来赏识，这个钓鱼台坐得并不安稳。真正坐得安稳的有个人，那是东汉初年的严光。
严光，字子陵，原姓庄，后因避明帝讳改姓严，浙江余姚人，与光武帝昔日一起在西汉首都长安求学。少年严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颇有名气，而光武帝却才学平平而无名。刘秀建东汉即帝位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野。刘秀得知同窗好友披着羊皮、隐居在富春江钓鱼，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连请三次。严子陵不得已来到京城。刘秀询以治国安民之策，邀请他一同临朝执政，严光都推辞了。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召见时，严光躺在光武帝的龙床上与光武帝言论天下大事，光武帝就坐在床沿上，夜晚二人同榻而眠。第二天早朝，有管天象的官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原来是二人同榻时严光不改“狂奴故态”，将腿架到光武帝肚子上所致。这当然是笑谈，却可看出光武帝对严光的“恩宠”，待之如兄弟。光武帝许以高官厚禄，严光则一一谢绝。当刘秀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严光竟不辞而别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或耕田、或钓鱼，有时也外出为乡民治病。严光终于不肯接受任何官职，归隐于富春江，终身不仕。
严光“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为历代所推崇。在毛泽东看来，严光不仕光武，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有人非议严光，认为帝召不就，是故意摆架子，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因为严光并非一味自命清高而置天下大事于不顾，他在给侯霸的书信中，已提出以“怀仁辅义天下悦”为基调的治安之策，光武帝只要参照办理就行了。严光的作用，就是专心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比拟。
其实严光和汉光武帝演出了一幕精彩的请贤戏剧，两个都是高段位的演员，演技特好。刘秀相请严光，根本不是请人才帮忙。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手下一帮元老旧臣，每年各地按照孝廉标准贡上大批青年才俊，他哪里需要去请什么人才。
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地请严光呢？这要从东汉王朝的政治结构说起。东汉王朝有个特点，政治上大族很有势力，光武帝当上皇帝，也是大族推举的结果，东汉一朝，大族的势力非常强大，中央政府并不能够有效控制，皇帝也不得不优容，但是如何团结这帮大族，让他们为皇室出力？刘秀采取的是软政策，就是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在社会上提倡气节，让气节深入人心，自觉为皇帝服务。
提倡气节自己就必须气节高尚，刘秀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派人去请严光，表示自己不忘故人之情，这是一种朋友间的道德。再说严光没有做新朝王莽的官员，始终忠于汉朝，大节不亏，应该表扬。
严光如果一请就到，一到就做官，这就太平淡了。摆在严光面前的问题——怎样才能显出皇帝的高尚道德，同时也表现自己不是孬种。明白了这点，再看严光、刘秀的举动，简直是在看一部构思精巧的电影。
第一幕：诚意邀请，请了三次（刘备三顾茅庐的先声），足足表示刘秀的诚意，大家肯定骂隐者太不识抬举，而歌颂皇帝不忘旧友、爱才如渴、宽宏大度。
第二幕：老友叙旧，严光同榻也不老实，把脚蹬到皇帝的肚皮上。再一次体现皇帝的大度。
第三幕：辞别，也是结局，大家可以设想，严光接受光武的提议留下做官和坚辞不就的差别。如果严光留下做官整个故事就没有韵味了，坚辞不就才可以留下一段传奇。光武的恋旧爱才，严光自己洁身自好，同时得到宣扬。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再次征召严子陵，他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至老死，享年八十。
当然，如果严光真是势利中人的话，他确实可以拣个官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从这点看，他和后世那些大搞“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并不一样，尽管严光的精彩演出已经充分表明他精通人情世故，可以轻松地做官，他还是宁愿回到富春江边钓鱼，了此一生。
今天，富春江山水秀丽，已经成为旅游名胜，号称“一江春水一江诗”。在桐庐县的富春山（又称严陵山）下，有著名的名胜子陵滩，滩的左岸峡谷中有子陵钓台，相传为严光归隐后钓鱼之处。宋代范仲淹曾经在这里修建了严先生祠堂，并写下名篇《严先生祠堂记》，严子陵钓台自兹名噪于世。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后，其部下谢翱在西台痛哭，后人即把西台称作谢翱痛哭台。人们在此可欣赏到富春江的奇山异水，了解到严子陵淡泊名利、不事王侯的高风亮节，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隐居诗人的悠然情调
辋川别业在中国文人别业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如果要一个稍具古代文学功底的人数出历史上的文人别业，他最先说出的一定是王维的辋川别业。
辋川位于蓝田县城西南5公里处，是秦岭北麓一条美丽的川道。古时候川水流过川内的欹湖，两岸山间也有几条小河同时向欹湖流来，从山上望下去，川流环凑涟漪，好似车辋形状，由此得名“辋川”。这里青山逶迤，峰峦叠嶂，奇花野藤遍布幽谷，瀑布溪流随处可见。辋川道长约15公里，辋河蜿蜒其中。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中年以后买得宋之问的辋川别墅。他在《辋川集》序言中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址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在隐居辋川的闲适生活中，王维或陶醉于山壑林泉之间，或笑吟于竹馆茅舍之畔，或同孟浩然、裴迪、钱起等诗友良朋“模范山水”、“练赋敲诗”、泛舟往来、鼓琴唱和，作有《辋川集》和《辋川图》等诗画。过起“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闲适生活。在诗歌中他写道：
终南别业（辋川别业也称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斩断凡世情缘，唯有一心向佛。佛教教人斩断各种世俗的情缘烦恼，体现在诗歌里的是一种恬淡、随遇而安的情致。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千古名句，在困难中仍然体验生命的快乐，只要往上面看，谁的头上不会有美丽的白云呢？看来容易，但是如果放不下心事，就无法进入这种境界，大概王维也要到辋川别业，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养育，才能保持这种心态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辋川给后世留下了一块游山玩水的“风水宝地”，王维的别业诗是这块宝地上长出的奇葩。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诗人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见《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些诗句以流畅自然、微妙细致的笔触，刻画出辋川风景之幽静和生活之质朴，令今天的游人流连忘返。
王维是个综合性人才，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这样的人不出来为社会造福，太可惜了。
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王维如此高的艺术修养，要在大学里教书的话，必能成为一个桃李天下的知名教授。
我们今天旅游，到了景点就“咔嗒咔嗒”用照相机把美丽的风景拍摄下来，以作留念。王维那时没有照相机，不过就算有，可能他也不屑于使用如此傻瓜的机械。王维诗歌、绘画、音乐三绝，也许他曾经用绘画和音乐表现过辋川别业美好闲适的生活，但没有传下来。还好，他和朋友用唐代最完善的艺术形式——诗歌记录了那些良辰美景，这让辋川别业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