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伟
谈先生的第一次来访是1990年的盛夏。当时，我刚刚离开剑桥举家迁到美国圣迭戈市，他和夫人邱医师便成为我们在南加州落户后的第一批客人。谈先生在那年出国前给我来信，说因为此行有重要工作，他们夫妇在尔湾次子谈洪家稍事休息后即来我处，希望我尽力配合。不多时，我接到了谈洪的电话，要我先去位于圣迭戈市西南角的西来寺碰头，赶到后才知道同行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夫妇。由于寺内住宿条件简陋，我提出是否要换到城里的正儿八经的饭店去，谈先生自然赞成我的主张，但千夫人笃信佛教，执意留下，此议只得作罢。往后几天，我一直穿梭在当地的风景名胜与这小庙之间，尽量在外用餐，使两位老先生不致被斋食所困。
当时人们对前一年国内所发生的政治风波记忆犹新，华人和留学生中耿耿于怀者不在少数。千家驹夫妇出走洛杉矶后一直客居西来寺，经常在海外媒体上抒发政见，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谈、千二老均是全国政协的要人，又是同龄，交谊颇深。那天在从西来寺前往海洋公园的路上，谈先生告诉我他受民盟中央的委托来看望正受流离颠沛之苦的千老，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即使暂时不回，也要劝他不写或少写太直接和太犀利评论伊时国内政局的文章。由于千老性格刚强、嫉恶如仇，我们还商量了一下如何触及这个话题而不引起千老的反感。记得谈话是在我家客厅进行的，二老的夫人由我太太负责照顾，我则按照谈先生的要求以晚辈身份端茶倒水，调节气氛。谈老首先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对千老的境遇表示同情。他强调要从长计议，对国内坚持改革开放的力量不断给予良性的正反馈，共同推动局势向积极的方面发展。谈先生深知千老以八十之高龄加入游子行列之艰辛，也明白稿酬是千老在加州谋生的重要手段。他建议千老多写一些总结自身经验和记载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实在有话要说时也以表达建设性意见的谏文为宜。谈话过程十分平和，千老很少言语，显然是在沉思中……
临走前的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拜访了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夫妇并共进晚餐。席间，千老当着黎教授和大家的面，感谢谈先生的诤言，说他“这次听进去了”。这是三位历史人物的最后一次会面，黎教授此后不久即病故。千老几年后回到了深圳，体力渐衰，逝世前我曾两次带着谈先生的问候前去探望，他始终珍惜和感怀谈老的诚挚友谊，并为最终选择回国，得到中央的认可而感激不已。
谈先生的第二次来访是1990年的仲秋。他独自一人从新泽西州幼子谈龙那里飞抵圣迭戈，住在我们刚买的新房，每天由我接送去市中心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一个有关遗传学方面的国际会议。90年代初期的中国科学家手头拮据，出国费用必须精打细算，极为寒酸。谈先生年事已高，又有午睡习惯，我坚持要在会场附近的饭店开个客房，以示周全。不料谈先生坚决反对，他说这是厉行节约的好机会，既然不住夜就无此必要。妥协的结果是我就近找到了一家名为“城乡酒店”的旅馆，通过与大堂经理反复协商，终于同意谈先生在无住店客人占用的情况下可利用会客区的长沙发稍事午休。一连五天，谈先生带着我太太精心准备的午餐便当，早出晚归，颠簸在我家、会场和那家旅馆之间，全程参加了这个令他极为振奋的同道聚会。
谈老的激动事出有因。此前，他和当时还在马里兰州大学任教的孔宪铎教授曾耗费大量精力筹备了原定于1989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遗传学研究前沿国际讨论会。他对此寄予了极大的期望。那年春天我见到他时的谈话主题就是这个会议，我回美国时他还让我专门与孔教授联系，落实一系列涉及会务的细节事宜。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那次会议没有开成，谈先生的失望和沮丧可想而知。2001年我去香港科技大学看望孔教授时我们还谈及此经历，那种叹息和无奈恐怕是最真实的心灵感应。据我所知，此后谈先生除挂名外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国际会议，这也许是他晚年最为遗憾的事情。
谈先生的到来使我们当时还是四口人的小家无比欢乐。每天出门时，谈老总要亲吻一下我的两个女儿。5岁的老大比较调皮，为了躲避时常从客厅蹿到厨房又跑进卧室，谈先生笑着呼唤其名紧追在后，直至“捕获”……一老一幼，其乐融融。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依然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难忘。谈老在圣迭戈的起居由我太太照应，衬衫必烫，晚餐必备红酒。一次谈先生不慎把口袋装有助听器的衬衣丢进了洗衣机，事后寻找时才被发现，取出后似乎无法正常使用，我们考虑必须尽快去买一副新的，但需要医生处方。焦急中谈老出了个点子，说把助听器放在太阳下晒晒，去潮后可能会恢复功能。我即用吹风机试验，果然可行，随即“完璧归赵”，未误参会大事。多年后我们还谈论起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庆幸之余，还颇为自喜。
谈先生的第三次来访是1994年的初冬。由于他的牵线搭桥，陈竺教授等国内科学家开始与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进行人类基因组学方面的合作研究。那年夏天在接待陈竺教授时我们就觉得要让谈先生来看看，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他的影响力来推动我国在这一新兴技术领域的前进步伐（当时全国用于基因组学的科研经费据说仅为人民币100万元）。这也是4年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两个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前奏。谈老夫妇的这次出访是由胜冠纳医药公司邀请的，下榻距著名拉荷亚海滩不远的凯悦大酒店，每天活动仍由我驱车陪同。最使他兴慰的是见到了两位久违的老朋友——佛朗西斯·克里克教授和琼纳斯·萨尔克教授。前者因为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者发明了造福人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却未获得诺贝尔奖，甚至连美国科学院院士都未选上，但是他创办了举世闻名的萨尔克研究所。谈先生与两位巨擘显然十分熟悉，会晤是分别进行的。记得谈先生与克里克教授主要交流了农业生物技术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推广方面略有分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次交谈的融洽气氛。
也许是常年从事应用研究的缘故，萨尔克教授在寒暄后立即切入正题，即中国常规疫苗使用的基本覆盖面，特别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实施状态。他并找出几篇研究报告与谈先生一起切磋，耗时颇长。告别前，萨尔克教授还同我讨论了神经系统可塑性原理的实用性问题，他认为免疫系统也存在类似的生理机制。谈先生事后专门让我把他在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现为疾病控制中心）相关人士的联系方式给萨尔克教授送去。9个月后，我在第一时间把萨尔克教授不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谈老，他震惊良久后评论道：“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对世界贡献比谁都大的伟人。”
为了满足谈先生对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的强烈好奇心，我们一起造访了多家位于圣迭戈地区从事诊断试剂或新药开发的中小企业。除了对各类尖端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萦绕在谈老思绪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公司如何盈利。他认为如不赚钱，生存总有危险，除非被大公司收购。所到之处，谈老都仔细听取情况介绍并亲临实验室与不同肤色的科研人员热情交谈。我深知今后再次陪同谈先生参观游览美国恐怕已经成为奢望，所以几乎把他所熟悉的、当时在本地工作居住的朋友都叫来与他欢聚。谈先生似乎也明白我的心思，几次对我提到他此行非常尽兴。周末回尔湾的路上，谈先生跟我讲了许多，谈到他已故夫人傅氏在“文革”初期的悲惨结局，说到他始终坚持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不渝情怀……“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了，86岁了，不得不服老啊”，他最后无限感慨地告诉我。
是的，我心中永远不老的谈先生：在异乡能够接待你一次已经不易，两次算是偶然，三次真的是三生有幸啊！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们全家五口人今天一起远送您夫妇去尔湾，送您到爱子谈洪的家里……又到了分别的时分，谈老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眶里噙着的泪花，在冬日的照耀下隐隐闪烁。当我驾车回程时，反光镜中的谈老频频挥动着右手，迟迟没有离去——他那慈祥神态就此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永恒。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