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杏宝
谈家桢是原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馆长。谈先生对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为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事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老馆长的许多建馆理念，包括对博物馆基本功能和社会作用的理解，对收藏、研究与展示教育、生命科学与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见解，以及如何建设博物馆的思路， 在今天看来都是超前的。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迁建中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建言献策， 开创一个事业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建设经历了漫长的筹建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1952年1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示，同意将法国人创办的震旦博物院（Museum Heude）和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院（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Museum）合并，建立一个包括动物、植物和地质古生物三方面内容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开了新中国自然博物馆建设之先河。由于当时的各级领导对自然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做法等问题尚不明确，筹建工作缓步慎行。
身为著名遗传学家的谈家桢教授， 热情关注着自然博物馆的筹建， 非常关心陈列展示的科学内容。1959年6月4日，谈家桢先生主持了上海市动物学会理事扩大会，召集学会的专家认真讨论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展厅的陈列方案。 他主张自然博物馆既要反映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医药卫生”和“农林牧副渔”的相关内容，又要系统地展示进化论。谈先生特别强调，展览的“生态背景要生动、立体”，以便吸引观众，帮助理解。 鉴于谈家桢先生对自然博物馆建设的认真态度和专家们的学术影响力，他和黄文几、张作人、周本湘、庄孝僡、朱元鼎、徐荫祺、杨平澜等一批著名生物学家组成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个学术委员会。
在学术委员会的积极指导下，经过专业人员紧张有序的三年努力， 1960年1月，期待已久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馆准备率先向社会开放。专家们认为，“与亚洲文会、震旦博物院比较要好多了”。 谈家桢先生则坦率地向市长表示：“动物陈列虽还有一些问题， 如讲解等， 但大的问题没有， 可以开放。” 从当年1月27日至2月21日， 上海的主流媒体《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连续登载动物展览的内容， 成为上海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
开馆以后，谈先生和其他各位专家继续对自然博物馆各门类陈列展览和其他业务提供学术指导。
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在开馆后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首先，馆方不失时机地制定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十年规划》， 在充实提高动物馆的同时，积极筹备其他各馆的建设。鉴于当时专业力量的薄弱，一方面，市科委应馆方的要求，分别致函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寻求业务指导和标本等资料；另一方面， 让陆续分配进馆的生物系各门类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各种业务活动， 如学术交流、研讨、办培训班。当时根据社会需要，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复旦大学等联合举办了各门类的多种培训班，提供各种机会，促使年轻的大学生们在业务上迅速成长。尽管当时的经费很有限，馆方仍于1964年第一次组织了赴海南岛的多专业的综合考察，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动物、植物和菌类标本。以后，又多次在当地农林部门的帮助下，赴各省各地采集、征集和交换标本。这一系列的努力， 既为陈列布展提供了科学内容和物质基础，也为生物区系和分类学研究积累了不可多得的标本材料。
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博物馆的展览要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专家们当时就强调：展览要满足社会需求，不应搞成教科书式，而应是启发式的，要有活动的模型， 有可供观众自己动手参与的实验，要方便中小学生的参观学习。谈先生会同其他专家，以他们对生命科学的深刻理解，为新中国的科学传播开创了一个事业；以他们在学术界的非凡声望，为自然博物馆的发展营造了和谐的人际环境。尽管当时尚处于未成熟的筹建阶段，然而齐全的专业、相对丰富的收藏、活跃的学术氛围，有力地促进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科研、收藏和展教活动的全面开展。即使在“文革”期间，博物馆也没有停止策划设计展览，每年都有新展览， 这从上海自然博物馆1971年以后在馆内外举办的各类展览名称中可见一斑：《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海洋动物》、《鲸展》、《日食和月食》、《梅雨》、《毛孩》、《太阳的秘密》、《人造地球卫星》、《植物知识》等等。最轰动的要数《中国历代古尸》和1981年6月11日引进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性的自然史》两个展览，创下了年观众量70多万人次的纪录。相对于当时的展览面积和资金投入的力度，其产出效益的比值是高的。《从猿到人》为宣传唯物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了当年青年职业培训的必修课。该展因此荣获1977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上海自然博物馆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高瞻远瞩， 奠定一方基石
十年动乱之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获得了振兴的大好时机，谈家桢教授的身影活跃在海内外的学府讲坛和实验室。他身兼数十职，活动异常繁忙。1980年谈教授辞去了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仍处于筹建中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期盼着有重量级科学家的引领。同年 12月24日，谈先生不负众望，欣然接受上海市科委的任命，兼任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委会主任。1983年10月17日，上海市委决定，由谈家桢院士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馆长。至此，时年75岁的谈先生全身心投入的不仅有生命科学和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还有他所不能忘怀的科学普及事业。担此重任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全面建设与发展从此名正言顺地挤进了谈家桢业已饱满的工作日程。
作为馆长，谈先生对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思路非常清晰。他深知自然博物馆是舶来品，对国内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生事物，要搞好自然博物馆建设，光靠学术委员会和几个业务骨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每一个专业人员、每一个不同背景的员工真正理解自然博物馆是什么样的机构，它的性质、任务是什么，博物馆人应如何参与建设。在他担任筹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即1981年11月14日，他向全馆职工作了“搞好自然博物馆建设”的专题报告，系统阐述了他的建馆理念和建设思路。 他作报告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自然博物馆称自然历史博物馆更确切些。它的任务是收藏标本、科学教育、科学研究，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是分不开的。自然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目的是以科学来教育大众，传播博物知识。要使标本能起到科学教育的作用，必须进行科学研究。” 谈馆长简明扼要准确地指出了自然博物馆收藏、教育和研究三大基本功能的相互依存关系。
面对当时展览带来的高涨人气，谈馆长欣喜地鼓励大家说：“这说明自然博物馆在社会上的作用是大的。” 然而，自然博物馆要发挥其特有的社会教育的作用，是要让标本说话的。博物馆离不开标本，没有来自地球乃至宇宙的真实样本，我们如何演绎出能让观众信服的自然演化与发展历史，从而改变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进而改进人们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没有标本就不成其为自然博物馆。标本是自然博物馆的基石，是建馆的基础。
同时，他又十分强调如何展出标本，他形象地提出“标本要活化”的概念。“所谓活化，不是使标本起死回生，而是以求逼真， 不仅形似，还要神似。”展览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的产物，不是简单机械的标本排列堆砌， 要把标本在自然历史的地位、意义和特殊性反映出来， 如文昌鱼在进化上的重要意义，果蝇对近代遗传学发展研究的贡献， 蠕虫在分子生物实验时的应用”等，尽管它们“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 展览“必须反映现代科学水平”。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展览也“不能一成不变，十年、几十年都一样”。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必须不断更新，就要有标本作支撑；标本要发挥好教育作用，又离不开研究。筹建中的自然博物馆研究力量单薄，谈先生倡议：“要开门办馆。 上海搞生物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仅靠馆内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要内外结合， 动物馆、植物馆要与研究机构、大学、生产单位结合起来。”“还可以分学科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所挂钩。” 并明确提出：“除了派出一些专业人员拜专家为师外， 还要成立学术委员会， 邀请一些专家来馆给予学术上的指导。” 在谈馆长的直接过问下， 1982年2月10日， 上海自然博物馆成立了动物学分馆和植物学分馆两个学术委员会， 馆的各项业务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谈馆长很清楚，“要使自然博物馆的展出反映现代科学、起到智力开发作用，自然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必须达到现代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人才的培养极为重要，有了一支科学技术较强的队伍，自然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标本收集、科学研究的开展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谈馆长非常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工队伍的建设， 亲自担任馆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1989年1月30日还为馆龄30年以上的职工颁发纪念证书。随着高等教育和各专业的恢复， 一批批学有专长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实到博物馆。他们在谈馆长和两个学术委员会专家的指导下，投入到各类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如“金山石化总厂生物本底调查”；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写的《中国海洋鱼类原色图集》；与兄弟单位合作，为中国麋鹿重返故乡提供古生物证据；编撰各类科普教材，如《麋鹿繁殖习性》、《动植物致毒及其防治》、《上海的保护鸟类》等等。动物学各门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兽类）和植物学的专业人员，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植物志》编写项目中去。古生物学家王惠基研究员利用腹足类（螺类）动物口盖的性状，发现了这类动物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他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他因此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4年4月7日， 谈先生亲自为他颁发证书。博物馆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开展多学科的联合考察，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美国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建立展览标本交换、人员培训等等。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博物馆了解国际学术前沿提供机会，有力促进了馆的收藏，有效发挥了自然博物馆对自然遗产义不容辞的保存、保育和管理职责，更直接地推动了展览教育活动的提升。当时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成了国内同行争相学习借鉴的对象，也是国外同行谋求合作交流的伙伴。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展和古人类展在国内同行中是最早走出国门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学和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9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随着教师的陆续退休而自然消亡。为此，谈先生感到非常惋惜，不忍心看着大量珍贵的标本和资料散失。作为自然博物馆馆长，他首先想到让我馆的人类学专业去整理接收复旦留下的资料、标本、模型及仪器设备。在他的协调下，这批珍贵的材料充实了我馆的人类学收藏，加固了专业的基础。后来，随着复旦遗传所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发展，他的学生金力教授在复旦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恢复了复旦的人类学研究。谈先生又多次指示金力教授，要与博物馆的人类学专业合作，利用丰富的馆藏古人类骨骼标本，运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来研究古人类DNA。2000年12月29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隆重挂牌，建立了人类群体遗传学联合实验室。双方通过对3200多年前古哈密人骨骼进行DNA的测定，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证实，在3000年前的新疆哈密地区，就有白种人、黄种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留有混血的后代。由于博物馆与大学在标本资源和技术力量的优势叠加，在较短的时间内，合作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由于多种原因，原上海自然博物馆未能如愿地进入谈馆长所期待的“中兴时代”。 然而谈馆长的所作所为、他的积极倡导，已为上海自然博物馆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方学术的基石，谈馆长的建馆理念已深深扎根于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员心中。一旦条件成熟，自然博物馆人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职责心将会转化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谋求发展， 造福社会大众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最初规划是个“大自然”概念的综合馆，包括了天、地、生、人的多个学科。由于建馆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谈家桢从担任馆长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上海自然博物馆实现规划、继续发展的重任。随着动物馆、人类学馆、古生物馆和植物馆的相继开放，天文馆筹建、科技馆筹建、原上海自然博物馆迁建的机遇和挑战接踵而来。从1985年开始，谈馆长就以他的社会名望和活动能力，通过多种渠道，联合众多学者，从规划、方案到选址、命名，他提建议、打报告、交提案，为争取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谈先生动足了脑筋、操透了心。1996年，市领导终于下决心，决定将筹建中的上海科技馆、天文馆和将要迁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三馆合一”为“上海科技城”（后定名为“上海科技馆”）。虽然与当初 “三馆合建”的提议失之交臂，当他被邀参加上海科技城专家委员会时，谈馆长欣然表示“承蒙厚爱，我将尽力而为之”。
作为遗传学家的谈家桢，他更关注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被及时转化，惠及更多的百姓大众，让广大人民群众得益。他有句至理名言：“真理令人获得自由。” 2003年春节，《自然与人》编辑部登门拜访，请他就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发表50周年谈感想。谈家桢先生以这一伟大理论发现为例，滔滔不绝地向晚辈们讲述了真理是如何带给人类种种自由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包括他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内的无数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相信“今天的理论”，经过“明天的实践”，可以成为“后天的产品”，造福于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生命科学的发展轨迹、遗传工程的丰硕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谈先生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欣慰。
在谈先生看来，对于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科学博物馆，无论名称冠以自然博物馆，还是科技城或科技馆，重要的是能否把科学的真理传播给大众，能否通过我们的展览来启迪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他一再告诫博物馆的从业人员，要准确、全面地反映生命世界。早在1981年的全馆大会上他就已阐述清楚，何谓“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同一性、生物的连续性和生物的互作性”。 他明确提出：“自然博物馆要把生物多样性和同一性联系起来。不仅要展出宏观的，还要考虑微观的，生物史大部分时间是在微观世界发展的，如生命起源这个年代就很长。我们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反映微观，向观众展现。”
由于受研究水平、技术力量、资金场地等条件的制约，谈馆长的这一夙愿未能在当时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得以实现。上海科技馆的展览开放之后，谈先生仍念念不忘，曾多次对我说，“我们要讲生物的多样性，也要讲生物的同一性”， 两者不能偏废。作为生物学者，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谈先生的观点，生物的多样性、同一性、连续性（进化论）和互作性（生命与环境的互动性），是我们认识生命世界的4个途径。生物难以置信的种类数量、形态结构、生存方式及其化石所展现的漫长的生命演化历史，是生命世界的独特和精彩之处。然而，我们也许还不完全明白，这一幅绚丽多彩的生命长卷，是如何在地球上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个体到群体发生，一步一步展开与发展的。当我们终于得知，所有的生命都是利用相同的物质，组成相同的基本结构，在共同的密码指令下，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在与内外环境的反馈互动中运作着、演化着，我们才真正惊叹生命的神奇与伟大。上海科技馆这些年在展示技术和手段上的积极探索与大胆实践，为准确而生动地表现“生物同一性”在技术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顺着时代涌动的潮流，合着社会前进的步伐，2007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异地迁建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原上海自然博物馆又一次获得发展提升的良机。谈馆长当年为我们奠定的博物馆基石还在。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谈家桢先生建设自然博物馆的超前理念和美好愿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理解。一批学有专长、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尽责敬业的年轻团队正在成长。谈家桢馆长为新馆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正在逐步得到实现。历经磨炼的原上海自然博物馆，犹如一只涅槃的凤凰，在科学发展观的阳光沐浴下将再次振翅高飞。
是人类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使谈家桢先生对新世纪的美好祝愿正在成为现实：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 延年益寿， 天下太平。 每一个祝愿都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每一个祝愿都折射出一代遗传学家对祖国人民的真诚与厚爱。 值此老馆长谈家桢先生百岁大寿之庆，我， 作为复旦校友、原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后继者、上海科技馆的教育工作者， 祝愿他老人家安度晚年，幸福久远！
(作者为上海科技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