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科学家的“三农”情结
吴根法
启蒙老师与进入农业科学天地的引路人
说起来我与谈家桢先生和复旦大学生物系老师是很有机缘的。复旦大学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宝山县的管辖范围，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与罗店公社是长期的挂钩单位，每逢农忙季节，大批师生赴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65年，复旦大学选点在罗店公社金星村建立“复旦大学生物实验总站”，得到了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谈家桢先生的积极支持与关心指导。由生物系的遗传、生理、病理、昆虫等专业教师组成的强大阵容常驻罗店。他们以专业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生产实践，开展农业科研活动。这种方法既丰富了基础理论，又能帮助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难题，受到当地干部、农民的欢迎。我当时是公社农科站的一名年轻技术员，跟公社领导在同一个村下乡蹲点。农业上遇到什么问题，经常向老师们请教，有时与他们一起下乡调查。因此，在60年代，我与复旦大学生物系老师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2年，复旦大学着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准备工作。生物系领导与罗店公社党委商议，聘用我为生物系遗传育种组的兼职教师，一起参加小组的教育调查、教材编写等教学活动。这对一个求知欲望很强的农村青年来说，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提高充实自己的极好机遇。因此，只要有时间，我就到教室与大学生一起听课，认真记笔记，虚心求教。这样一待就是5年多，使我在生物基础知识学习上，有了较大提高。
记得第一次听谈先生讲课是在复旦第二教学楼，讲的是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基因。这是谈先生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专业用词，不论是音译或意译，都是恰到好处。社会发展到今天，没想到“基因”两个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已经引起千家万户的关注。谈先生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起，讲到了基因学说与农业发展的密切关系，如作物矮秆基因的发现和应用，促进了60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大大提高了小麦和水稻的产量。通俗而生动的演讲，深深吸引了我，一位知识渊博而慈祥可亲的老人，在我心中油然起敬。课后我又多次请教谈先生，他总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也许是提问虽幼稚但十分真诚，谈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送了《基因与遗传》一书给我，这是他主编的遗传学普及读物。生物的多样性与遗传变异的复杂性，把我带进了生命科学中神话般的梦幻境界，也带进了农业科学的广阔天地。科技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梦幻境界影响了我的人生之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论是在乡镇还是县区，在不同的行政岗位上，也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我主持的小麦育种研究课题，至今已走过了30多年历程。每年与农业科技的“约会”，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业余爱好。
遗传学要应用于生产实践，为农服务大有可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谈家桢先生这位公认的中国遗传科学的奠基人，为了中国的遗传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同时，他又是一个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开辟遗传学应用于生产实践及人类生活新纪元。”反对理论脱离实践，为理论而理论研究的倾向。在讲到“三农”问题时，反复强调了“为农服务的旗帜不能丢”。不能因强调了理论研究，而忽视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能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始终不忘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特别是他对农业科技的关心和指导，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感兴趣的小麦育种课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已坚持了30多个春秋。我还在复旦任兼职教师时，收集了部分小麦品种资源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园内种植，作为教学实验材料。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能否把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开展小麦育种课题研究，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一想法得到了谈先生等遗传育种组老师的支持。当时，罗店种子场成为小麦育种基地。“四人帮”粉碎后，谈先生全力投入到中国遗传科学事业中去，但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多次深入农村，到农业科研基地了解情况，提出指导意见。1983年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了适应三熟制需要的早熟小麦“罗麦一号”。后成为上海市郊推广的小麦当家品种之一。谈先生还亲自参加了“罗麦一号”品种的大田生产示范鉴定活动。他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农业是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农业问题的实质是粮食问题。他殷切希望遗传学理论知识能在农作物育种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不断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应用科技创新，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服务，大有可为。他还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努力创造新的成绩，使农作物育种再上一个新台阶。谈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界的理论权威。他没有把理论研究束之高阁，而是亲自深入生产实践，把理论普及化，作为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我当时是罗店乡党委书记，也是小麦育种课题的主持人。谈先生的一番教诲，对自己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更坚定了把作物育种研究课题搞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小麦种内杂交育种的传统方法，我们开展了利用小黑麦资源的远缘杂交。人工合成的小黑麦是用于生产的第一个新物种，杂种优势强，营养成分好，生物学产量高，已在饲料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但要把小黑麦的优点导入小麦，必须克服远缘杂交带来的后代稳定性差、不孕率高、易穗发芽等技术难点，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谈先生和复旦有关老师的关心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科学选配杂交组合，应用生物技术，缩短育种年限，紧扣育种目标，用群体的眼光选择个体，目前已初见成效。现在，经国家审定命名的品种有5个，3次获得市级科技成果奖。“罗麦6号”成为苏北地区的推广品种之一。“罗麦8号”是目前上海郊区重点的推广品种，表现在株型、抗性、丰产性等方面，已融入了小黑麦的一些优点。市农口在奉贤、青浦等地进行示范种植，长势良好，单产在400～450公斤。
“罗麦”品种系列是因“金罗店”命名而来，罗麦品种的选育，是谈先生倡导的理论联系生产实践的结果，也是谈先生及复旦老师与农技人员之间友谊与合作的见证。科学在发展、品种在更新，而谈先生对“三农”的支持、指导和情怀，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农业的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的素质
谈先生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迅猛发展的生物技术，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谈先生的关心支持下，1996年1月，宝山区成立了市郊第一家集科研、生产、推广为一体的农业生物技术中心。邀请了上海生物学方面的专家10多人组成学术委员会，聘请谈先生任主任。谈先生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生物技术必须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农业科技创新离不开生物技术的应用，尽快将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鼓励科技人员热爱本职工作，为农业多做贡献。谈先生以后又多次来到生物中心，视察指导工作。生物中心成立后，承担了市科委下达的“小麦抗白粉病育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稻双倍体的遗传及育种应用研究”及“柑橘果树绿化的开发利用”等课题，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生物技术在农业的应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小黑麦育种中，打破了物种的界限，为新类型的创造开拓了美好的前景。
1987年金秋时节，宝山老县长钱生和我陪同谈先生夫妇到长兴视察果树生产。大家上了长兴码头，一路上眺望窗外的田园风光，谈先生连连赞赏长兴是个好地方。走进农场的成片橘园，满树尽是硕果累累，丰收在望。谈先生兴致勃勃地询问了果园生产的收益情况。果园场长讲到了这几年农村改革开放，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砍掉棉花改种橘树后，农民口袋里的钱比以前多了，橘树正常投产后，每亩地的收益是种棉花时的2～3倍，有的农民在村前屋后种上几十棵橘树，一年的油盐酱醋等日常开销就不用愁了。“不靠儿子靠橘子”的话就这样在岛上传开了。谈先生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农民种田也可以脱贫致富。当谈先生了解到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橘园管理不善、效益不高时，他特别强调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掌握先进技术的专门人才。两岛种植柑橘的历史不长，要改变低效橘园的现状，必须提高农民的种橘水平，使农民掌握种橘的生产技术。谈先生的话一语中的，讲到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横沙、长兴两岛大面积种橘还刚起步，橘树的整修、施肥、植保等一整套技术，要比原来种植的粮棉油复杂得多，许多种田老手碰到了新问题。当时陪同视察的还有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大家都感到：谈先生提出的问题，正是政府部门需要帮助农民认真加以解决的。以后，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柑橘生产的政策措施：把橘园建设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的重要内容；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建立了高标准的柑橘示范果园；健全了乡、村、队三级柑橘管理网络；举办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班；派出了柑橘专管员下田直接现场指导等。例如，长兴乡全年举办了二级技术员培训班103次，受训人员3500人次，每月发放到户的《柑橘农时》1万余册，促使柑橘生产措施的各主要环节及时落到实处。在以后的5年中，两岛的柑橘生产水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谈先生的一个“金点子”促进了柑橘生产的发展，使橘农得到了实惠，这种效益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达的。
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对新世纪的美好祝愿
“文革”期间，谈家桢先生作为“给出路”的对象，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罗店天平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恰恰在这里，谈先生与当地农民结下了一段不寻常的情谊。
时隔20多年后，谈先生带了夫人再次来到当年“劳动改造”过的这块土地上，还特地上门拜访了曾经搭伙吃饭的东家唐金妹老妈妈家。两位老人紧握着双手，感概万分。当时，造反派安排谈先生到生活最贫困的农民家“体验”生活。唐妈妈一家6人，最小的孩子8岁，丈夫刚病故，2个女儿出嫁，自己又体弱多病，家中主要靠2个大儿子干活。在当时“大锅饭”的体制下，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做一个工约5角钱，一个劳力每个月预支2元钱作生活费，到年底结算，全家的口粮钱都抵不了，连续6年都是“透支户”。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都是凭票供应，每天吃得最多的当家菜，就是自己腌的咸菜做汤。全家老小对谈老都很尊重地叫谈先生。尽管生活清苦，但谈先生和唐妈妈一家不分彼此，有啥吃啥。唐妈妈有时感到不安，问谈先生吃得惯哇？谈先生总是乐呵呵地说：“农民是衣食父母，你们吃得惯，我为啥吃不惯？”当时，尽管老百姓搞不清什么“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但在农民的眼中，谈先生是一位善良可亲的老人，是一位有大学问的教授。时隔20多年，当谈先生带了夫人到唐妈妈家拜访的消息传开后，邻近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都纷纷赶来看望谈先生夫妇，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见了面犹如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问长问短，有说不完的话。当谈先生问起现在农民的生活时，唐妈妈说：“儿女长大了，都成了家，二儿子在镇农科站当技术员，孙女已上小学念书。当年的草房没有了，都搬进了农民新村。生活同以前相比，已换了一个样。”当谈先生饶有兴趣地掀起菜碗上的盖子时，见到几个菜有荤有素，新鲜可口。此时唐妈妈对谈先生夫妇说：“欢迎你们再来家中做客，再也不会让谈先生吃咸菜汤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临别时，谈先生夫妇与唐妈妈一家及在场的村民一起合影。大家请夫妇两人到中间来，谈先生坚持说，大家随意一点，只要留个纪念就行了。我就担任临时摄影师，拍下了一张很普通、很随意的照片。在照片中，看不出一位科技界的泰斗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之间是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
2004年春节前夕，我带了小外孙女和陶建秋同志到谈先生家拜年。这时已是96岁高龄的谈先生仍然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我们每次见面的话题离不开“三农”，总是要提起新农村建设、农民的生活、农业科研等。有时讲到激动时，话就多了。这时，师母担心他血压升高，因势利导，让谈老平静下来，我们也赶快转移话题。在谈老的心目中，事业总是第一位的。农民百姓的事总是摆在心上。这次我们带去了谈老平时爱吃的新鲜黄瓜，并告诉他这是农业科技人员从本地的杨行黄瓜中选育出来的新品种，清脆爽口。师母清洗切片后，他尝了一片，连连点头称可。谈老与师母特别喜欢小孩，外孙女仅3岁，穿上师母送的一套粉红色童装，更显得活泼可爱。她上前搂着两位老人的脸，亲了又亲，可把两位老人乐坏了。谈老欣然提笔，在外孙女的影集上写下了苍劲有力的十六个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这是世纪老人对新世纪的祝愿，也充满了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当时谈老的耳朵不太灵，我在写字板上写下了“健康长寿，迎接奥运”，他看了微笑地点点头。
到2008年秋，谈老就是跨世纪的百岁老人。衷心祝愿一位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科学家，也是我心目中敬重的德才双馨的导师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作者为上海市宝山区原副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