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扣麟
往事如烟，师恩绵绵……
1951年夏，我考入老浙江大学不久，季道藩教授在进化论课上，讲获得性遗传及遗传学两个学派涉及这一问题的分歧时，第一次给我们提到谈先生。他讲得规行矩步，意犹未尽；我听得茅塞“半”开，回味无穷。有这份心事，人就不安分了。那时节学生人数不多，尊师爱生传统未遭冲击。师生关系远比后来亲密随和，老师家我们常去走动。一次看望陈士怡教授，关门聊谈，无拘无束。陈先生说：号召一边倒，学习苏联，学米丘林遗传学很积极。谈先生认真学习，坦言难以认同。遗传学被说成唯心的、反动的，总是心里疙瘩。其实大家想法也差不多，要有时间……
1952年春，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这是思想文化战线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首次革命运动。人们不知深浅，亦不太经心。动员大会在校本部阳明馆前大草地上举行。这是一座满布斑驳、灰绿色的三层大楼。二楼阳台权充主席台。听众随意入场，席地而坐，横七竖八，零乱散漫。浙江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主任金孟加同志的报告，政策鲜明，富有人情味；其人又学识渊博，深知知识分子的秉性。会场营造的气氛相当活跃、热烈，连不少躺在草地上的学生都坐了起来，听得津津有味。在校长王国松、教务长苏步青相继发言后，便是理学院院长谈家桢登上讲台。对其久已闻名，未曾谋面。我顿时眼睛一亮，趋前观望。发言人中等身材、微胖体形、四方脸、宽额角，看不出年岁。着一套灰色西服，说一口宁波话，修整端庄，自信淡定。话题如苏先生一般，罗列一大堆流水账，逐条作自我检查，留人印象不深。倒是前面一段个人经历，新奇有味，听来他像是回国不久，流露出一个知识分子深深的爱国情怀。他检讨归检讨，言词却温和，“不触及灵魂”，甚至还带有一丝喜悦。这就是我第一次所看到的谈家桢先生。人们响应号召，改造思想自以为轻轻松松洗个热水澡，就好“脱胎换骨”。其实对于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实质及其深层含义只怕未必真的领会。
1956年夏，全国欣欣向荣，社会气氛宽松。向科学进军激励着一代青年人。当时我正在浙江农业科学院一个基层蹲点，交通不便、资料匮乏、信息闭塞。面对媒体中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不免心向往之，躁动不已。恰逢谈先生等合译的苏联大学生物学教材出版面世，但感觉晦涩不清之处颇多，无从求解。其时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已经召开，宣扬“双百”方针已成为大众媒介的主流风向标。于是我给谈先生寄出一信，谈了学习遗传学的体会与迷惘、存在问题、个人愿望等等，请指点迷津、诠释疑窦。回音很快便到。由蔡以欣先生代笔，并惠寄一册青岛座谈会实录。这本书含金量甚高，着重陈述遗传学热点和实验事实。我不敢妄论是非，直观印象是：言之有物，不隔靴搔痒。尤其与会学者介绍了孟德尔遗传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虽属片鳞只爪，云中飞龙已若隐若现。蔡以欣本就是我的学长，却不知现已在谈先生门下。
我曾师从申宗坦先生学过米丘林遗传学，完成毕业论文。对李森科采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来阐述遗传机理，一直云里雾中，不得要领。一点一滴均可遗传；外部条件因素凡经新陈代谢、参与生殖细胞建成者均可遗传等等，几乎是哲学代替科学。全都是“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如今眼前被打开了另一扇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一股强烈欲望油然而生。
1957年我挟两年工作经验考取了谈刘诸师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这个所谓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说来也怪。第一，挂上“四年制副博士”这长串定语，十分别扭，似在强调与现存的研究生有所区别。又是什么区别呢？第二，据说是学习苏联的学位制度，是周总理“论知识分子”，号召向科学进军的新生事物。副博士没见识过，博士早已“停牌”。第三，前后总共只招收两届，我搭上末班车后便偃旗息鼓，胎死腹中。其中部分人被打成“右”派劳教。新来者逋进校门即下放农村，实行三同。返校无期，作终身落户打算，改造世界观。遗传学没去研究，自学成才成了个不坏的猪倌。配种、接崽、去势、饲育，样样在行，颇受贫下中农欢迎。这实在是始料不及有益有趣的一段人生历练。
教研组每周例行一次读书报告会。从谈先生到研究生人人参加，轻易不动。内容随意，可以是研读心得、存在问题，也可以是综合报告、信息交流。据说这是老浙大的传统。组里的老先生本就是从老浙大院系调整过来的原班人马。多年来，远缘杂交、无性嫁接广泛用于育种实践，借以育成的新品种时有传闻。饶有兴味的是，此类所谓杂种缺乏细胞学证据，无一例外呈现母本种的核型（后被称为“非精卵结合”的远缘杂种）。当时DNA是否是遗传物质载体还在争论不休，人们质疑，在所难免。谈先生告诫说，孟德尔分离定律到交换连锁是应对挑战、直面矛盾冲突的突出例证。遗传现象是客观存在，实验方法、实验事实最为重要。不能一叶障目、刻舟求剑。机遇常存于意外和矛盾之中。后来我在油菜远缘杂交获得的白花油菜中居然碰到类似的奇遇。开黄花的八倍体油菜作母本与开白花的远缘种二倍体杂交。杂种一代为中间型淡黄花，形态如母本，并非预期中的五倍体而是四倍体。自交二代，花色分离为从黄到白一系列花色过渡类型，对龙头病抗性表现突出。细胞学发现，八倍体母本存在特有的减数分裂和配子形成过程，会产生三倍体配子，相应获得四倍体杂种便成为可能。谈先生很关注这一意外的实验结果，亲自检查细胞染色体图像，亲下基点田间审查抗病性实况，并向前浙大校长竺可桢作了介绍展示。何以如此，前景如何？“意外中存在机遇。”思路一经打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可就多了。
早在“文革”前，谈先生曾提出创建中国遗传学的理念。一方面社会政治氛围日趋严紧，小环境压力甚大；另一方面学派争论对于在学科发展中形成全国合力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提倡少说、少争、多做事，把精力用在点子上。他说，终究只会有一种遗传学，不可能有两种。有些争论只是概念不同，如获得性遗传不等于获得性状遗传。前者没有分歧，但目前尚缺少能说明环境因素导致定向变异遗传的确切证据。果蝇抗药性实验揭示了被表象掩蔽下定向选择的实际结果。分子遗传学正在发展，微生物遗传发现有转化和转导，还有麦克林托克的玉米遗传转移因子。真核类生物会怎么样？其他问题又怎么样？要大量积累资料，到生产实践中去。李森科从育种起始，形成理论，值得借鉴。我琢磨着，所说中国遗传学的精神恐怕就在于贯彻“双百”方针。到生产第一线选择课题，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不拘囿于学派理念，因事制宜，各展所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力求取得富有成效的实用成果。先积累资料，慢理论升华。融入世界范围分子遗传学蓬勃发展的大潮流。耙梳真伪，水到渠成。那时候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基础理论举步维艰，这一理念导向也符合形势的客观实际。
谈先生虚怀若谷，审时度势，今日终成正果。
谈先生十分重视农业。1961年遗传学研究所成立，先生特地兼任植物遗传学研究室主任，亲抓课题，副主任蔡以欣具体操作。确定以杂交育种为中心，高产抗病为目标，材料选用油菜和水稻，顺应潮流，以粮为纲；又因为一个为异源四倍体种，另一个为基本种。染色体组型清楚，远缘种群丰富，基础理论研究有广阔的空间。玉米杂交优势也是一个方面，人力不够，暂且搁置。可是蔡以欣慧眼识璧，认定在水稻育种中同样具有现实可能性。谈先生研究并赞许后，蔡以欣十分积极，凡有关水稻生产育种的会议，无论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都主动踊跃参加。做到逢会必到，到会必讲。写材料、广宣传、搞普及，宣讲水稻三系配套，杂交优势利用的理论和实绩。并且身体力行，海南蹲点，摸爬滚打。沟通各个育种单位协作研究，搜求、创建、培育水稻不育系的途径和方法，在建立水稻三系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上取得共识。今天这一技术在我国已经独树一帜，为世人所公认。籼、粳稻全面开花，新品种推陈出新，不由便会想起我那位埋头苦干、稍显木讷的学长来。
改革开放后，谈先生积极执行党的促进国际交流、加速培养人才的政策，怀抱历史责任感，以他在国际科技界的威望和地位，出访世界、参与国际会议、组织国际协作、扩大学术交流，为提升科研水平、引进科研基金，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分子遗传学蓬勃起飞的紧要关头，谈先生不失时机，将植物遗传学研究方向定位于植物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这时教师水平不相适应和实验室设备滞后相当突出。谈先生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不遗余力建立国际培训及科研合作平台。于是许多教师，包括我在内，经由组织推荐，走出国门，讲学进修，协作研究。通过国际合作，引进的经费亦源源而来，例如长期协作和合作研究的美国新泽西州干扰素公司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水稻研究协作网等，其中，被聘任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的美籍华裔科学家Nancy Lee博士为之做出的出色贡献尤为难忘。数年艰辛经营，终于建成了堪与国际接轨的植物体细胞与分子遗传学实验室，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取得相应的成果。与之同步，一批年轻的硕士、博士以及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程无量。
数十年前谈先生曾有箴言：“我愿是一粒铺路石子。”松柏常青，师恩绵绵。我看到了突显着润物无声、春风膏乳的德馨长者的另一个侧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