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楷
师生投缘，私授摩尔根遗传学
我就读于1954年，是首届有大批学生毕业的年级（此前，复旦生物系每年只有二三名学生毕业。因为，解放后进行了首次的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校的一些系科合并入复旦。焦教授说：校间合并是很麻烦的事，亏得谈校长能干，都是他一手办的）。谈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达尔文主义课。当时，遗传学奉行米丘林主义，西方的遗传学有一长串的“帽子”，叫做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全班80多人，进化论考试后，不乏有的同学重视分数和名次，经她们热心打听，有消息说：胡楷是全班第一。谈先生说：“这张答卷，简单扼要，比那些啰里八嗦的好！”我想也是比较投缘吧！
在遗传教研室，我与刘祖洞教授、高沛之讲师办公桌连在一起，我们在谈先生的套间外间，日日上班在一起。老师们就近给我一个人私授摩尔根遗传学。我对遗传专业的兴趣，自然就大大增加了。
后来，因我的丈夫主动支援西北建设，我也要求由上海调到西安西北大学。谈老师也尊重我的选择，让我走了，故而我在复旦待得不久。但是，等到我想要做科研时，自然就想到复旦的谈老师了。所以，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遗传和进化的共同事业，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发现瓢虫母系遗传，却被迫停止实验下乡劳动
1960年，谈先生教我做异色瓢虫研究，这是个在国内外有来历的进化研究题目。当时，西安的瓢虫冬季成千只群聚。我有幸发现了一种“只生雌的”母系遗传。为此，我首次查阅果蝇的文献，原来果蝇也有这种“sonless”的遗传。我问谈先生：“怎么翻译这‘sonless’，叫‘不生儿子’，不好听？”他说：“叫‘只生雌’。”我正在起劲、兴奋地搜寻蚜虫喂我的“只生雌”瓢虫时，系领导命我：“停掉实验，下乡去！”我伤心地哭了，说：“我这个实验国外学术界都会重视的！”领导冷冷地说：“他们重视，我们不重视！”这样的不联系生产的论文在当时是不能发表的，直到1979年，第一次全国遗传学会召开，才在会议上宣读，并得以发表。后来，1980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 1986年中美学术交流去夏威夷大学，就这个题目作了一个有分量的报告。
我到了果蝇的王国，却少有地不会
做果蝇的基本操作而遭人奚落
1979年以前，对“里通外国”很警惕，外国人来校，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把房门关上，怕偶然遇见惹麻烦。现在改革开放了，美国科学院院士J。 Bonner及时来中国讲学了，到复旦来办“分子生物学讨论班”。 Bonner还到西安参观、讲学（陆续来了很多学者，都喜欢来看秦俑，我接待了他们）。我为他的学术报告做的口译，倒还得到他的赞许，不枉我苦心准备。但是，那时我不会口语，找不到一句日常生活的话来讲，非常尴尬。后来，1980年，我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新达尔文主义的“建筑师”，杜布赞斯基曾在这里待过，还见到谈老师的许多学术界老朋友。我到F。 Ayala院士那里去进修，他的实验室人员很多，他本人是不动手的，他正忙着在大法官主持下打大官司，反对原教旨主义提出的中学要教达尔文主义就要同时教创世说。我真没想到美国会这样！我去美国前，没见过果蝇的基本操作，自然笨手笨脚的。他的技术员不知通融，她说：“你不懂果蝇实验的操作，来这里干什么？”我开始做果蝇实验时已近50岁了，M。M。 Green 院士就说：“你来迟了，但比不来要好！” 他特许我到他处， 站在一旁看他操作而学习。 后来，在美国遇见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G。 Periguet，与他展开了果蝇转座子全世界研究的中国部分。夏威夷大学H。Carson院士应邀来海南，一起研究了海南的果蝇（论文发表在Pacific Science上）。我原来想在新中国搞科学，不涉及意识形态，不会有问题的，谁知道路并不平坦。这是我在谈老师引导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初次走出的瓢虫、果蝇之路，在我之后的学子就不会这样了。
老师是个全福、全寿的全才
现在想来，谈老师是个全才，活跃在学术和学术领导、教学和教学领导、政治和政治协商领导各个方面。而且，是包括国内和国际交流两大方面的学术、社会活动家。我走的路，确实是与老师的培养分不开的，但是，我比较幼稚，没有向老师全面学习。与老师各方面的才能和成就相比，就望尘莫及了。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党员，因此深感：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他回国后，遭受过很多的学术和生活上的重大挫折。苏联专家在北京讲学，他说了句什么话，北京方面就来警告，与苏联专家在学术上也不能有不同意见！青岛会议，我的堂兄胡先骕（植物学家）是研究物种的，他认为李森科的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起来反对，由于与会者的意见，“双百方针”就是这样来的。毛主席也说过：谈家桢这个人，可以做他的果蝇工作。其实，这些意见都不可能落实好的。所有这些磨难，也包括学术上的，谈老师都能一一通过，这不是简单的豁达，他确实能认清大是大非、从全局出发，有高瞻远瞩的爱国胸怀。
谈老师的人缘极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在开会期间，他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大群直接的（亲授）或间接的学生们， 七嘴八舌，特别亲热，我也是这其中之一。他是个仁慈的长者，师生之间平等交流、没有代沟，话很能说到一起。我们有大事都请教他，例如，我又想主动离开西安，到海南任职，就问过他，怎么看？由于他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他的思路也年轻化了。仁者寿，他是应该长寿的。祝这位全才、全福、全寿的三全百岁老人幸福安康！
（作者为海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