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镇城
“双百”的春风使我有幸成为谈先生的弟子
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前苏联曾有过一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强大程度仅次于美国的遗传学家队伍，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学者。但是从30年代中期起，在苏联的土地上冒出了一个以李森科为首领的“米丘林生物学”或“米丘林遗传学”的派别。它在联共党和斯大林的支持下，迅速崛起，标榜自己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先进科学。同时粗暴地把传统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定性为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唯心、方法论上形而上学的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一大批苏联遗传学家惨遭厄运。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农学家瓦维洛夫被诬陷为英国的间谍，1940年遭逮捕，判处死刑（未执行），1943年病殁于萨拉托夫劳改营。又如现代进化遗传学的奠基人、莫斯科进化遗传学派的领导人切特维利柯夫也坐牢多年，赫鲁晓夫掌权后才被释放。
1948年7—8月，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举行会议（简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会上作了题为“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报告中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宣告米丘林生物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由于该报告事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批准，因而它所阐述的论点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我国解放初期，执行的是一条全面学习苏联的“一面倒”政策。李森科学派的观点铺天盖地地袭来。基因染色体学说在我国也沦为学术禁区，不准向学生讲授，不准向公众传播，更不准进行有关的研究。这对于我国年轻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委实是一场大灾难。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谈先生在美期间，就已经是果蝇和瓢虫研究领域的成绩卓著的学者了。兹各举一例。果蝇D。 pseudoobscura和D。 miranda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杂交后代不育。谈先生和杜布赞斯基对这两个种的杂种第一代的唾腺染色体进行了精细研究，发现两个种的染色体结构已有很大差别。断裂近百处，发生倒位、易位和关系不明的变化，造成5对染色体上有多处基因排列不同的区域，从而导致两个物种分化。在解析物种分化的遗传学机制方面，这项工作是很精彩的（1936年）。这项工作后又被引进现代进化综合理论奠基性著作之一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中，谈先生的大名更加传扬四海。谈先生在异色瓢虫（Harmonia axyridis Pallas）鞘翅色斑的遗传研究中也有重要发现。不同色斑型的杂种第一代鞘翅色斑的表现样式，既不同于完全显性，也有别于不完全显性，而是呈现镶嵌的特征（1946年）。这一发现也博得了中外遗传学者的称颂。
新中国成立时，在浙大执教的谈先生刚40出头，正是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之时，本可以从事更多、更有希望的研究。然而他和其他老一代遗传学家的学术活动却被蛮横地禁止了。他们无奈地看着宝贵的时光从身边白白地溜走。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积压在他们心头上的愤懑和痛楚该是何等的深沉！但是，令人钦佩的是，谈先生从未气馁，始终为真正的遗传学能在中国复苏和发展而奔走呼号。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放宽一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谈先生不失时机地乘势而上，是年9月，在复旦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专门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以培养人才。我原来工作的学校派我来复旦进修。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谈先生，是在一个萧瑟的下着淅淅沥沥秋雨的下午。我到生物系（原300号楼）去报到。办完手续后，办公室的汤先生竟说要领我去见谈先生。去谒见著名的大学者，我当时确实有些忐忑不安。谈先生简单地问过我来自什么单位、做过什么工作之后，便言简意赅地讲起打破李森科派一统天下的阴沉局面，开展两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并向我扼要地讲解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本观点和利用果蝇做遗传学研究的诸多利点。我初来乍到，上海话听不太懂，但谈先生所阐述的论点我大体上还是理解了。不过，与装在我脑中的米派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由于谈先生毫无权威架子，平易近人，使我原来的惴惴不安的心绪逐渐平静了下来。当我走出300号楼的时候，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好这次进修机会，努力将一向被认为是“反面的”遗传学学好、学懂。
我退休后，经常在黄昏时分到校园里去散步。每当我走到300号楼前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谈先生的那间办公室和紧挨着它的刘祖洞先生和高沛之先生的办公室。在时光的流淌中，虽然它们早已物是人非，但仍然唤起我许多回忆。我在进修期间，曾无数次踏进谈先生的办公室和刘先生、高先生的办公室，请他们答疑解惑，受益良多。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许多往事都已忘却，然而1951年前初次见到谈先生的情景却依然鲜活地保留在我的脑海中。因为那一刻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的开端。
谈先生领导的遗传学教研组改变了我的遗传观
我195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的前身）生物系做植物学、米丘林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三门课程的助教。那时候的助教是要带实验课、答疑和主持讨论会的。由于工作需要，我必须掌握动植物学、细胞学的基本知识；必须阅读拉马克、达尔文、海格尔等人的名著；更必须熟读教育部建议使用的由苏联专家（绥吉纳、杜伯勒维娜、图尔宾等）撰写的达尔文主义教材和遗传学教程。当然还阅读了李森科、努日金、格鲁森科、斯丹达尔等米丘林学派权威人士的不少中、俄文论著。我深受影响，误认为李森科那套学说是科学的、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应该说，我当时是米派的一个坚定信徒。
当时，复旦遗传学研究班的规模并不大，研究生、进修生和旁听课的助教总共十来个人。但是谈先生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却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先后组织多位第一流学者给研究班授课。刘祖洞先生讲授普通遗传学（用辛诺脱、邓恩的《遗传学原理》作教材），高沛之先生对比两个学派的观点讲授达尔文主义，盛祖嘉先生讲授微生物遗传学；还请王宗清先生讲授细胞学，后来项维先生又讲了一次，请科学院朱洗先生、庄孝穗先生讲授发生学，余家璜先生讲授放射生物学。谈先生亲自讲授进化遗传学（用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作教材），还带领我们去南翔采集过果蝇。蔡以欣先生边和我们一起听课，边带我们做果蝇遗传学实验。我还到人类学研究班去听吴定良先生讲授的生物统计学和刘咸先生讲授的猿猴学和人类学。学习完了上述课程之后，我的遗传观发生了根本改变：摈弃了李森科派的那套虚假说教，而皈依（借用一下佛教语言）于在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真正的遗传学。
我进修结束后，返回山大，开出了一门新的遗传学课程。学生们的头脑是空白的，一下子就接受了基因染色体和DNA学说。 教学得到好评。饮水思源，那是我在进修期间，从谈先生那里、从授课的先生们那里，汲取到的丰富知识所使然。
我在1959年春结婚，爱人在复旦遗传所工作。由于两边组织都不肯放人，所以分居很久。是谈先生对我们热情关怀和费了很多力气的交涉，才在1963年夏把我调入复旦。对谈先生的深重的恩惠，我们夫妻俩是非常感激的，终生不忘。
跟从谈先生搞瓢虫研究
和天下学子一样，在我求知的过程中曾沐浴过许多老师的恩惠。而决定我一生学术命运的却是尊敬的谈先生。
我来到复旦遗传所后，被分配到进化遗传研究室，在谈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开始从事异色瓢虫的研究。从那以后，我便沿着进化遗传学的这条道路走下来，直到今天。
异色瓢虫仅分布在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远东地区包括库页岛，以及中国、朝鲜和日本。根据其地理分布又被称为亚洲瓢虫。谈先生对研究异色瓢虫的兴趣是在于要阐明镶嵌显性遗传的发生机制。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不管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步应该要做的工作是，熟悉国内外有关文献。我熟读了谈先生发表的所有有关异色瓢虫的论文（包括早年和李汝祺先生合写的论文）及Komai、Demerec等写的关于异色瓢虫群体遗传学研究的综述等。我也翻阅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瓢虫含七星瓢虫的俄文文献，但是没有找到在杜布赞斯基之后有关异色瓢虫研究的俄文文献。道理也很简单，在李森科派的高压下，谁还敢承袭苏维埃祖国“叛徒”的衣钵呢？我也阅读了能找到的日本学者，如驹井、星野、千野、大岛等人研究异色瓢虫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的文献。虽然基本上掌握了关于异色瓢虫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发展状况，但是对于如何揭开镶嵌现象的发生学之谜，我却没有一点思路。我只好在倾群（cline）、群体遗传组成的年代性、季节性变异和不同群体性比等方面，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委托老同学、老同事和教过的学生们从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域采集大量异色瓢虫的标本寄给我，我对各群体不同色斑类型的基因频度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中，异色瓢虫的基因频度呈明显的倾群现象。也发现一些地方的异色瓢虫群体的基因频度存在着年代性变异等。“四清”运动和“文革”使工作停顿下来。“四人帮”倒台后，我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图书馆看完了国内找不到的日本学者有关异色瓢虫研究的所有论文。还曾去过几个研究异色瓢虫的单位了解情况。关于镶嵌现象的发生机制问题，日本学者也没有丝毫的进展。于是我在1979年暑假，在东京写出了一篇汇总国内外学者在近一个世纪中有关异色瓢虫研究成果的综述，作为一段研究工作的结束，也作为受谈先生多年教导的一点回报。请谈先生审阅修改之后，师徒联名发表。1980年谈先生访问日本，到东京都立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北海道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我作陪并为谈先生翻译。谈先生讲述了遗传学在中国发展的几度沉浮的艰辛历程和拨乱反正后的光明前景。谈先生的报告受到了日本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和赞许。谈先生把我们师徒合写的瓢虫文章赠给了日本学者。事后，日本学者将该文发表在日本的《遗传》杂志上，并得到了日本有关学者的好评。他们在文章中写道：“这篇论文是贵重的”，“能够对中国和日本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在李森科“学说”甚嚣尘上的年代，谈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都十分困难的境况中，谈先生创办并领导了遗传所和遗传学专业，成为我国发展遗传学的坚强阵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我国的科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当时谈先生虽已年届古稀，但仍壮心不已。他邀请了许多外国学者来华讲学，送许多师生到国外去学习，使得我国的遗传学水平不断提高。不久前，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号召。谈老作为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虽已近百岁高龄，但仍殚精竭虑地思考我国遗传学发展的问题，为我们指引方向。谈先生执著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仰与钦佩。谈先生对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谈先生成为我国遗传学界巨擘是当之无愧的。
斗转星移，时光易逝。在即将迎来谈老的百岁华诞之时，愚生谨以至诚敬祝谈老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