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振华
生我是父母，教我是谈师。庆贺谈师百岁华诞之际，50多年来受师之恩历历在目，师我终生，终生不忘。那是1954年2月，我从北京农业大学到谈先生前报到，坐定后，谈先生便问：“你在北京农大读研究生时读了哪些课程？哪几位老师授课？”我详细地一一回答。谈先生听后微微点头，以示满意。接着他说：“我28岁当教授。”听后我一时讲不出话，只是坚定地回答这一对我的叮嘱！“噢，我知道了。”这是谈先生第一次对我的教育，当时我心中明白，强将手下无弱兵。在谈师手下是不容许有弱兵的。从此我在谈先生手下努力工作，认真学习。当我确定从事遗传学教学方向后，谈先生即具体安排和指导我的工作和学习。当时安排我每一个学期都要担任两门课的实验指导，即一门遗传学加另一门生物系开设的基础课程。第一个学期是遗传学加植物生理学，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加脊椎动物解剖学，还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加胚胎学(是朱洗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的)。这是因为我是农学系毕业的，显然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太少，不够用于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但既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就必须具备生物学中的基础理论，而边工作边学习是能最快捷、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方法。在几个学期之后，使我很快就具备了农学(大学的专业)和生物学两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不仅在我备课教学和进修中起了入门的作用，就在后来我从事农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和植物细胞工程的研究时，在研究设计技术路线、实验结果的分析等方面都继续起着指导作用。在我的早年受到谈师的指导和教诲过程中获得了比较广而深的基础理论知识，后来贯穿应用在我一生的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和理解到农业研究中生物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在上海农业科学院工作时，在与同行们共同研讨科研项目问题时，往往我能胜人一筹地深入到研究问题的根源。谈先生对基础理论和知识的重要性的阐述，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在专业课程设置时犹如“奶油蛋糕”，蛋糕是主体，奶油可有各种形式加上去，有了蛋糕，各种形式的奶油加上去就能做成各种奶油蛋糕。也因为谈师给我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所以在研究工作中较容易发现和深入分析问题，变换新的研究项目也较容易胜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谈师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我的教授和指导同样抓得很紧。有一次我在做菜粉蝶幼虫之间血液交换实验，谈师这时刚从北京回来，进教研室，看到我后即问是做什么实验，我告诉他是菜粉蝶幼虫之间的血液交换，谈师很高兴地说：“啊！你也做这个实验，我那时在摩尔根实验室做果蝇幼虫的血液交换，虫体比这要小多啦！”他把大衣脱下，就动手和我一起做实验。此情此景莫过于说谈师是“爱生如子”了。
1956年，那时有一个中苏合作科研项目，是做稗草属的群体遗传研究，由复旦大学遗传学教研室与当时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遗传教研室合作，谈先生主持，高沛之和我参加具体工作。谈师指导得很具体，对实验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一次谈先生从高教部开会回来，就要我向他报告研究工作。我报告了这一段时间内做了哪些实验和结果之后，谈先生就问我稗草属的拉丁名是什么，我回答是Echinochloa。我知道谈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必须严慎，工作扎实，不容半点疏漏。只有扎实才不会当弱兵。
1955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参加苏联学者杠谢孔讲授的土壤农作和耕作学课程。谈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开会，在会议结束后通知我到他的住处，详细地询问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听讲进修的情况，并指导我在听讲之余，查阅有关书籍资料，做好教学的备课工作。
谈师对我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当了解我的基础之后，给我详细地安排进修和提高的步骤，当我在教学中基础理论知识得到一定的补充后，即开始指导我阅读文献。那是1957年，谈先生为我拟订了一个阅读计划，指明我必读哪些书籍，除要我在教学过程中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外，还要我系统地读经典著作。指定我必读的有：《物种起源》、《遗传学》、《细胞学》、《植物杂交实验》等17本书。这是指导我先掌握基础，再钻研经典著作，循序进修的安排。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阶段，当时的革命派和革委会要让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体验农业生产实践。在1969年8月初，上海地区早稻和玉米生产考察，那是在造反派组织指挥下进行的，他们押带谈先生一起到上海市郊县田间调查。8月初是上海的酷暑期，室外田间气温在38℃以上，而且一连三天。那天中午到达上海农科院考察，吃过饭后，那些造反派都去招待所午睡了，却把谈先生撇在一边不管了。谈师一个人在大礼堂睡在木条凳子上，连水也不给喝。我得知后，也顾不得自身是在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的处境，立即前去请谈师到我家里休息、吃西瓜。此时谈先生虽处于磨难之际，但仍谆谆地对我说：“章振华，你日后还是要把研究工作做好。”谈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他深信生物学在农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极希望在他的弟子中有更多的人能在农业中有成就、有贡献！我是被他视为可教诲、可指导的一个。所以我后来调到上海农业科学院工作后，谈先生仍是有机会就询问我的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所以即使是在那动乱的岁月中，身处无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仍然不忘把我国农业搞上去。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谈师的处境好多了，可以到农业单位去看看。他常到上海农业科学院去，那时我正在研究水稻花药培养育种，进展很快。谈师每次到上海农科院时，都到我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有一次在观察我的实验结果时，他提问：“花药培养的花粉植株后代是否会由于遗传性过于纯合而引起生活力衰退？”这一提醒和指导，非常重要。如果花粉植株生活力有不同程度衰退的话，那么花粉培养育种就没有价值，必须用实验证实这一问题。我当即根据谈先生的提示，设计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杂种花粉植株遗传的多样性，它的后代性状持续稳定，世代之间不存在生活力递减现象。以此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阐明了这一规律性。再加上我首次应用花药培养方法，培育成水稻品种“新秀”，大面积用于生产，被选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国际水稻生物工程合作项目，获得基金资助达15年之久。
师恩难忘，师情难断。在“文化大革命”中，胁迫我写材料、大字报，揭发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限。不！真可笑！谈师教我做事，育我做人，此恩此情能切割吗？能得到谈师的教导是我最大的幸福！
(作者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特别研究员)
